儿子买来两瓶农药，然后把它们兑在一起，接着他把兑好的农药放在母亲的床头。儿子离开后，母亲用颤抖的手拿起农药，慢慢靠近嘴边，双目一闭，猛然喝了几大口。十分钟后，母亲口吐白沫，歪倒在床。
邓明建出生于四川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他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由于爷爷瘫痪在床，父亲又体弱多病，家里的全靠母亲一个人撑着。母亲李木兰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但她又是一个十分强势的女人，家里所有的一切全是她说了算。
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邓明建几姐弟都没有上过什么学，邓明建小学还没有毕业，就要回家帮忙务农。母亲的脾气实在太臭了，动不动就会对四个子女棍棒加身。即便在田间地头，母亲亦会经常备着一根棍子。如果哪一个做得不好，或者没按照母亲的说话做，那么一顿打骂自然少不了。
如果稍有顶嘴或者反抗，母亲会打得更狠。四姐弟几乎都是在母亲的棍棒下长大的，亦从小对母亲的说话唯命是从，根本不敢有丝毫的叛逆。甚至在邓明建长大成人后，母亲要打他，他也不敢有丝毫的反抗。在邓明建的心中，永远只有一个念头：听母亲的说话！
在两个姐姐相继出嫁后，二十二岁的邓明建也成家立业了，但在他结婚后的第二年，母亲因高血压而中风，从此落下了偏瘫。此时，母亲只有五十二岁。为了给母亲治病，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日子过得更加拮据。光靠家里那一亩三分地的收入，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几经思量，邓明建的妻子决定到广东打工，邓明建则留在家中照顾父母，以及他的儿子。之后，邓明建每天为母亲梳头洗脸，冲凉，端屎端尿。忙完之后，还要到田地里劳作，然后再回家准备一家人的饭菜。
母亲因为偏瘫，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说话，她需要什么只能啊啊乱叫。邓明建只好靠猜，猜对了母亲就不叫。在邓明建的精心照顾下，母亲的病有了起色。她的语言功能恢复了，还可以坐在小板凳上，偶尔用拐杖可以走几步路。
母亲的病好了不少，但儿子要上学了，家里的开支更大，邓明建决定跟妻子到广东打工。家里的一切只能靠老父亲和不成器的弟弟。
邓明建和妻子的工资都非常低，但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每月寄三几百回家。有时厂里发不出工资，他便借钱寄。后来工资高了，邓明建每月都会寄一千。
老母亲的病却越来越严重，中风后遗症没好全，又患了类风湿；她的脚小腿总是抽筋，而她的手也经常发抖；脚底还长了一个鸡眼，只要一沾地就痛到她咬牙切齿。
感冒的时候，母亲的身体就会痛到被刀割似的难受。最终，母亲只剩下左边身体能动，她又再卧床不起。面对病痛的折磨，母亲已不堪忍受，她让父亲买农药回来，想一死了之，父亲又怎会答应呢。
2010年，父亲去世后，一家人开始讨论赡养母亲的问题。邓明建愿意每月出五百的生活费，他希望姐姐和弟弟能赡养母亲。但两个姐姐认为，自己是嫁出去的女儿犹如泼出去的水，她们根本无法赡养母亲。而弟弟却说：我现在是别人的上门女婿，你叫我怎么养？（邓明建的弟弟曾经结过两次婚，但妻子都跑了，后来干脆做了上门女婿）
无可奈何之下，邓明建只能带着母亲到广东。每天早上，邓明建喂母亲吃完早餐后，七点多就去上班，中午回来喂母亲一次，再去上班，到了晚上还要起床为母亲端屎倒尿。即使邓明建如此精心照顾，但病痛的折磨，母亲说活一天就难受一天，她希望及早死去。
2011年5月16日，这一天早上七点，邓明建回厂请了假，然后回家打算带母亲去医院。因为往日母亲在小板凳上跌倒，却不愿去医院，邓明建想强行带她去。
邓明建来到母亲的床边，说要带她去看病，母亲说：你买瓶农药给我吧，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邓明建说：“妈，我怎能让你去死呢。”
母亲突然抓住他的下身，目露凶光地说：“要么让我死，要么我捏爆你！”
看着母亲满脸凶残，邓明建打了一个颤栗。母亲虽然病了，但仍然是一个母老虎。儿时被打的阴影再次浮现，邓明建只好答应。
邓明建来到农药店，说要买点厉害的农药，店员交给他两瓶农药，让他兑在一起用。邓明建把农药带回家，按店员所说兑好后放在母亲的床边。母亲用左手颤抖地拿起农药，猛然喝了三口，之后歪倒在床。
接下来的事却超出了邓明建的认知，他不知如何去办理母亲的丧事。邓明建打电话给妻子后，又请同事帮忙。同事打听到要火化尸体，必须要在派出所拿到死亡证明。于是打电话告诉派出所说家里死人了。
警察来到后，闻到非常浓烈的农药味，知道事情不简单，直接把邓明建带回问话。邓明建供述了一切。
邓明建买农药给母亲自尽，家里的亲戚朋友没有任何人怪他，反而纷纷为他求情。
2012年5月16日，邓明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之所以如此判，法官认为，邓明建虽然犯了故意杀人罪，但又和真正的故意杀人不同，他是在帮母亲自尽，并且二十年来他一直尽心照顾母亲，丝毫没有杀母的念头，再加上亲人的求情，所以轻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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