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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对话｜2024.11.05
今天美国想把马斯克所代表最高科技的硅谷的利益跟劳工的利益结合起来，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传统的“左”代表劳工阶层利益，“右”代表资本的利益。而现在的美国，“左”“右”分不清。特朗普在做“综合”，将这样一个既能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利益，又能代表劳工阶层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传统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大资本跟劳工阶层是对立的——资本是由于剥削劳工才成为大资本的。但是，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力大提高，不需要很多人干活。如果这样的话，就说不定会产生“牧民社会结构”。我“养”着你，你就变成会说话的“羊”了。
尽管马克思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我认为，经济基础决定它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决定了它的政治结构。美国的政治力量正处在重组、分化的过程中。现在还没固定下来，还处于一个运动过程中。至于利益重组到最后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东西，这就是美国未来的上层建筑。
技术尽管塑造人类社会政治秩序，但人类社会政治秩序从来不是由单一的技术所决定的。人类社会政治秩序是技术和社会互动的结果。只有当技术和人类的物质、价值需求相一致时，社会才会完全接受这种技术。反之，如果技术和人类的物质、价值需求不相一致，甚至产生对立的时候，技术就很难在这个社会生存。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前面三次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技术是人类的工具，为人类所创造，并为人类所用。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则不同。当人类在创造这些工具的时候，这些工具反过来会塑造人类。现如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疑不受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影响。在很多方面，人类已经把“选择权”和“决策权”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让渡给了这些“工具”。
以此看来，如果没有新的启蒙运动和新人文意识的崛起，那么和前面三次工业革命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很可能是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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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对美国总统候选人有偏好呢？在这里，人们必须分辨出中国公民的个人偏好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偏好。个人的偏好与国家的偏好或许重合，也或许完全相反。在任何国家，个人偏好和国家偏好之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对美国总统候选人的选择偏好很是清楚。第一，对于决定“谁成为美国总统”，中国既没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也不感兴趣。第二，哪一位总统选择增进中美两国利益的政策，中国肯定会支持他；哪一位总统选择侵犯和损害中国核心国家利益，中国肯定会反对他。第三，哪一位总统选择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国肯定会和他站在一起；哪一位总统选择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国肯定会反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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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山暴动事件”及其后续发展揭示了美国民主制度面临的深刻挑战和复杂局面。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美国社会的政治分裂，也引发了对总统权力、司法独立性和宪法制衡机制的深刻反思。从法律层面来看，针对特朗普的多项刑事指控凸显了美国司法体系在处理前总统涉嫌犯罪时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总统豁免权的裁决，虽然为特朗普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也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反映了司法系统在平衡国家利益与个人责任时的谨慎态度。
同时，这些法律程序的进展也引发了公众对司法公正性的质疑。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个人行为争议，以及保守派在法院中的主导地位，使得人们对司法独立性产生了担忧。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政治分裂，也促使了关于司法改革的讨论。这些问题也折射出了美国相关制度本身的坚韧性与脆弱性，突显了美国政治体制中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司法机构和立法机关能够对前总统的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体现了法治精神和权力制衡的原则；另一方面，政治极化、制度僵化和公众信任度下降等问题，也暴露了美国民主制度亟需改革和调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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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来，美国确立了其在全球范围的霸权地位，维持这一地位因此也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每当美国认为有哪一个国家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无论是局部的还是全方位的，那么美国必然会“死磕”那个国家，直至美国相信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无论对“体制外”的挑战者还是对“体制内”的挑战者，美国都会死磕到底。“体制外”的挑战者如苏联，美国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和苏联对峙，直至苏联的解体。“体制内”的挑战者如日本、德国和法国，当这些国家的某些领域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时候，美国也不手软，把这些国家打压下去，尽管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对今天中国的打压便是典型的“体制外”的打压。
“核威慑”时代大国间威慑得以形成的基础是所谓的“数量规模”优势，潜在机理是数量规模的“边际报酬递减”效应，其前置条件是：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彼此对立，无论是在经济贸易还是产业链依存度上都相对独立，因此实施产品、物资乃至技术的管制都可以较为容易地实现。
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大国间的威慑已经演变为追求技术先进性的“性能优势”，潜在机理是技术扩散的“边际报酬递增”效应。并且人工智能技术已经不同于核原料、核设施等有形的产品物资，而是以算法代码形式的智力成果。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威慑”，本质上已凝结在科技人才的大脑中。
人才及其智慧创造的科技成果不同于核武器，天然地具有高度流动、自由表达、共享交流的特征。在中美的经济、科技、产业、企业乃至人文都已经高度依赖的时代，美国已经不太可能通过“核军控”的思路来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战略竞争进行管控、限制和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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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谈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可能已经低估了今天的局势，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多国卷入尤其是大国卷入的局部战争早已经开始了。俄乌战争几乎已经卷入了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大国，即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当然，如上所讨论的，中国是“被”绑架而“卷入”的。中东战争尽管表现为以色列-哈马斯的冲突，但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已经深度卷入。人们也可以认为，正是因为多国的卷入，才使得这些局部冲突具有了谁也没有预想到的持久性。
当人们说世界大战的时候，需要考量的并非是战争是否有可能，而是战争的形式问题。同样，今天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并不会使得冲突和战争成为不可能，反而是扩展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忽视了不同形式的战争，那么就会犯重大的战略错误。战争是“永恒”的，因为战争是人性的一种“最终表现”，但战争的形式是变化的，因为人性是可以“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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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两国的最大利益刚好相反，即美国的最大利益是台湾的和平“独立”，而中国大陆的最大利益是台湾的和平统一；而两国的次优利益便是维持台湾的现状。问题在于，台湾海峡并没有固定的现状。对中国大陆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哪里有民族的复兴？随着国家的继续崛起，国家统一问题必须也必然要得到解决。对岛内的台独力量而言，必然会寻找一切的机会来追求独立。对美国而言，如果不能阻止中国国家的统一，那么就必须利用台湾这一工具来中断中国大陆的现代化，甚至来毁灭中国大陆。考虑到这些因素，美国会不断深化和升级这个层面的认知战。
此外，美国还在加快进行更大规模、更深度的台湾“认知战”，即把台湾神圣化，从各个方面把台湾塑造成似乎是整个西方（尤其是日本）的“命根子”。如果前面所讲的认知战是直接针对中国大陆的，那么这个层面的认知战主要是针对美国和西方阵营的，目的是团结西方阵营，使其集体针对中国。
郑永年丨 独思录 ｜2024.04.03
美国的棋局设置是其“二元对立”文明思维的产物。“二元对立”表现在西方文明几乎所有的领域当中，宗教、种族、民族、党派、阶级等概念都包含对立的意涵，甚至是直接表达为对立。
二元对立不是一种共存思维，而是一种零和游戏思维。“和平共存”不是西方思维的一部分。西方只认可“互相威慑”的“共存”，但这种“共存”只是暂时的，因为“互相威慑”背后便是适者生存式的竞争，直到另一方的失败。至少在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中，西方的“二元对立”都非常成功。“二元对立”通过制造恐惧，迫使各国“选边站”。一旦各国站队，设局者就开始了“赢”的过程。因为设局者是根据自己的优势而设局的，一旦对立的“阵营”形成，设局者就可以“分而治之”（二元对立思维的又一逻辑结果），直至把对手打败。
中国要破解这一困境，就必须脱离美国设置的“二元对立”思维。中国需要意识到，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正在进行，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并非必然是零和游戏，而是可以共赢的。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比谁“更加封闭”，而是竞争谁“更加开放”。历史地看，最终的赢家一定是更加开放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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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地看，无论内部发展还是外部扩张，《浮士德》所经历的历程也是西方近代以来历史进程的写照。马克思所描述的西方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从奴役到自由的过程和浮士德的世俗生活过程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充满暴力血腥、失败之上的成功、成功之后的失败、失败时候的升华。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建立，更是一个血腥暴力的过程。近代西方崛起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适者生存”“种族优越论”“天选论”“白人的负担”等都是论证西方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应当强调的是，即使在西方内部，其秩序建立的过程也是战争的过程。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理论来指称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关系，但他忘记了一战和二战皆发生于欧洲国家之间，他们拥有同一个上帝、同一个文明、同样的文化，以及差不多的政治经济体系。前述布林肯的“不在餐桌上，便在菜单上”便是西方文化“浮士德文明”的核心，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是如此。
今天，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世界再次面临着一场“血与火”洗礼的大转型。在内部，一方面是科技和经济的跃进，一方面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而建立在民粹和民主之上的政党政治深陷危机，对科技和经济变革所导致的社会危机无能为力。一部分在“创造”，一部分在“毁灭”。在外部，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被视为在改变西方所确立的国际秩序。
对世界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去低估这个“新浮士德文明”的崛起，更没有任何理由去轻视和忽视这个新文明崛起对世界未来的影响。今天，在整个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处于几乎“独家”垄断状态。近代工业化以来，帝国主义是多元的，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还存在着竞争，形成一定的互相制约。但是，今天这种局面不再。几乎所有的核心竞争只发生在美国公司之间，其它国家似乎已经出局。考虑到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态的现实，美国正在制造一个“人造上帝”。一旦美国确立了“一神教”的地位，那么全世界都将成为美国的“羔羊”。
来源：大湾区评论、察理思特
编辑：张育峰
校审：吴沁彤、施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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