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红军长征路上
有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
她的名字叫“女红军”
她们同样爬雪山、过草地
不畏艰险、团结互助、勇往直前
显示了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本色
为在新的根据地开展妇女工作，经组织批准随部队转移的有34名女战士，真正踏上长征路的只有30名，她们是：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堂、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伯钊、李坚真、邱一涵、陈慧洁、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康克清、钱希均、萧月华、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等。除蔡畅、刘英等6人安排在总部机关外，其余24人编入中央工作团，随卫生队一起行动。不久又将24人编入干部休养连，李坚真任指导员，吴仲廉任秘书。
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殊队伍。300多人中，有伤病员、有怀孕的女同志、有革命前辈，也有十四五岁的红小鬼。休养连的女红军们身负重任，她们最缺少的是休息，最突出的是操劳和战斗。1934年秋，在突破敌人数道封锁线后，干部休养连在湘赣交界的一个山头上被敌人包围了。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女红军们与敌展开激战，终于安全突围。一天，干部休养连向赤水河前进，忽然与敌一个营遭遇，情况万分危急。邓颖超不顾病情，指挥战士们阻击敌人，一直坚持到警卫营大队人马赶到。1935年春，土城战斗失利时，为掩护部队转移，在总司令部直属队任指导员的康克清与敌激战。敌人冲上来抓住她的背包，她猛一转身，甩开了敌人，终于脱险。在贵州盘县，部队遭到敌机袭击。贺子珍为掩护伤病员，身受重伤，全身挂花10多处。
1935年夏季，红军过了大渡河。大家的粮食袋都空了，有10多天都是靠野菜汤度日。为了爬雪山，必须筹粮。有一天，朱德总司令带着邓六金、危秀英、刘彩香等去找藏族同胞买粮食。一路上，朱总司令兴致勃勃地给她们讲辨别野菜的方法，并把能吃的野菜都采摘起来。这时的田野，光秃秃的，藏民已经收割完了青稞，并把新收的粮食都藏起来。她们走了很远的路，才发现了一块没收割的稀稀落落的青稞。一打听，原来是主人丢掉不要的。朱总司令高兴地说：“主人不要我们要，但要执行红军的纪律。”他们把20块光洋放在地的主人家里，并写上纸条，表示感谢和歉意。
干部休养连的女红军跟随担架队行医，由于伤员太多，邓六金她们只好找民夫来抬伤员担架。她们边走边对民夫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既照顾伤病员，也要照顾民夫的生活。一次，突然从远处打来一排冷枪，一个民夫中弹牺牲，其他民夫扔下担架，四处逃散。邓六金和危秀英等几个战士只好抬起沉重的担架急行军。过赤水河时，河上有一条晃晃悠悠的浮桥。邓六金等因为背着伤员，桥一晃动，几乎站立不住，只能一步一步爬着过桥。过桥后，邓六金又抬起担架，翻了一座山，才赶上部队。邓六金的手、腿都磨破了，累得吐血，但终于完成了任务。
长征中，红军每到一个驻地，女红军们便兵分两路，一路打土豪、分浮财；一路作群众工作，购买粮食。打土豪时，女红军们创造了“一眺二听三看”的办法，打得稳、打得准，保证了粮食筹款任务的完成。一些地区，由于反动派的欺骗宣传，群众躲进了深山老林。女红军们冒着生命危险进山寻找老乡，进行说服工作，解决部队急需的粮食问题。部队开始行军时，女红军把经过千辛万苦筹到的粮食摆在路边，让战士们灌满米袋，踏上新的征程。在筹不到粮食的时候，女战士们总是把自己的口粮让给伤病员和作战部队，自己吃野菜、草根，有的同志因中毒而牺牲。过草地时粮食成为部队的命根子，在无法筹粮的情况下，几位细心的女战士经过观察发现，牛粪里含有没消化的麦粒。她们把牛粪收集起来，反复冲洗，选出麦粒，这些粮食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长征时，女红军们用多种形式鼓舞部队斗志，同时，开展群众工作。
在红军的宣传队伍中，邓六金、吴富莲等人在休养连中是政治战士，负责做好担架排和民夫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雄关险道，她们喊啦啦词，唱战斗歌曲，活跃部队情绪，减轻官兵疲劳。在爬四川省宝兴县连鸟都飞不过去的“神仙山”——夹金山时，邓六金和危秀英、刘彩香等互相搀扶着往上爬，回头一看，伤病员上山更困难。几个女战士不顾过雪山不准讲话，不准唱歌的规定，轮流用沙哑的声音鼓励伤病员，把伤病员和体弱的同志拉着、推着向上爬。就这样，肩扛手拉，终于把伤、病的战友及担架、药箱全部拉到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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