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的匆匆别离到现在，已过去整整3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毛主席失去了深爱的妻子杨开慧，还失去了至亲的儿女毛岸龙、毛岸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毛主席，面对眼前唯一留下的儿子毛岸青，怎能不感到心疼和伤感呢？
自从毛岸青回国后，毛主席极少与这个唯一存活的儿子见面，甚至在临终前嘱咐工作人员不要让他参加自己的葬礼。这其中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1923年11月13日，长沙东乡板仓，一场深秋的寒意笼罩着这片土地。在一间简陋而温馨的屋子里，杨开慧紧紧咬住牙关，用尽全力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儿子，毛岸青。
岸青的降生带给这个家庭一丝温暖，却也注定了将来的离别。毛泽东，那位风华正茂的领袖，注定要为国家的命运而奋斗，渐行渐远。满月过后，他匆匆南下，投身革命的怀抱，离别的阴影早已在一家人之间投下。
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再次告别。这一别，却成了永别，夫妻、父子的相聚变得越发艰难。毛泽东在革命的洪流中奋斗，而杨开慧只能默默地守望。岁月的风雨中，他们在各自的命运轨迹上越走越远。
1930年，杨开慧因身份成为反动派的牺牲品。敌人逮捕了她，企图通过解除与毛泽东的婚姻关系来羞辱和削弱毛的力量。杨开慧是坚强而不屈的女人，她拒绝了敌人的要求，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爱情。
敌人的怒火被点燃，他们对杨开慧进行了残酷的拷打，却依然无法动摇她的决心。在折磨和痛苦中，她宁死不屈。这一年，杨开慧年仅29岁，却以坚强的胸怀和坚定的信仰离开了人世。
留下的毛岸青，年仅7岁，失去了母爱的温暖。
在父亲离去后，毛岸青和兄弟们再次被世界无情地剥夺了母爱的怀抱。舅舅杨开智等人的不懈努力成为他们的曙光，将他们从动荡的局势中救出，暂时安置在上海大同幼稚园，这里成为他们继续奋斗的新起点。
由于叛徒的出卖，大同幼稚园面临解散，孩子们被迫离开。慌乱中，年幼的毛岸龙因感染痢疾夭折，成为这个家庭的沉痛失落。
8岁的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成为生活的孤岛，只能相依为命，面对生计的压力，他们不得不踏上辛苦的求生之路。
白天，他们成为报童、油条小贩、板车推手，只要能换取一顿饭，他们无怨无悔。夜幕降临，他们只能在马路边或破庙里找一片草地，枕着艰辛的土地，度过寒冷的夜晚。夏天被蚊虫叮咬，冬天则因严寒而满身冻疮。
更令人心痛的是，这对流浪儿童时常遭受欺凌和打骂。一次，毛岸青听到叔叔毛泽覃被反动派枪杀的消息后，心中的悲伤激发了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他在一根电线杆上写下“打倒帝国主义”的字样，却遭到特务的残暴暴打，头破血流，岸青的青春因此注入了痛苦的记忆。
毛岸英竭力保护弟弟，但毛岸青的双耳失聪和脑震荡却成为他一生的阴影。这段悲惨而坚韧的经历，让他对往事深感痛苦，甚至不敢面对那个时代最流行的《三毛流浪记》。
1936年6月，13岁的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终于被找到，被组织秘密送往苏联。
经历了漫长的分离，毛岸青和毛岸英终于与他们的父亲毛主席取得联系，让家庭的牵挂和思念在时间的流转中有了交汇的节点。
两年后，苏联的同志带回了兄弟俩的照片，毛主席紧握着这份珍贵的回忆，看了又看，仿佛在那张照片中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心底的柔情难以言表，一连好几天都舍不得放下。
为了丰富岸英和岸青的知识，毛主席不仅通过信件传递家庭的温暖，还亲自策划了一份精心准备的书单，包括哲学、经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的书籍。这份教育礼物，如同一盏指引前行道路的明灯，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1946年1月，毛岸英在苏联完成学业，带着在异国他乡的成长与奋斗，返回祖国。这个消息对毛主席而言，是一份期待已久的礼物。
即便身体疾病严重，毛主席依然亲自前往机场迎接长子的归来。见到了阔别20年的长子，毛主席的眼中闪烁着久违的欣慰和幸福。
1947年9月，毛岸青回到了祖国，结束了与家人长达11年的分离，这个归来的孩子让毛主席格外高兴。在母子俩见面之前，毛主席为了让毛岸青更快地适应国内的生活，安排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参加黑龙江省黑山县的土地改革试点工作。
尽管毛岸青身体时常体弱，但他毫不推辞，听从父亲的安排，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闲暇时，他还利用自己精通的乐器等特长，与队员们一起进行慰问表演，为当地的劳动者们带去了一丝娱乐和欢笑。
八个月的土改工作让毛岸青不仅学到了实际的农村生活方式，还收获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写给毛岸英的信中，他表达了对这段经历的满足：“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每天都过得充实而开心。”
回到北京后，毛岸青投入了中宣部的俄文翻译工作。由于他出色的俄文功底，事业上一帆风顺。在感情上，他经历了一系列波折。
在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牲的噩耗传来之际，毛岸青的精神再次受到沉重的创伤，病情开始急剧加重。
毛岸英不仅是他的兄长，更是他的坚强依靠和精神支柱。如今，哥哥的牺牲让他心中的支柱彻底崩塌。
曾经给毛岸青做过三年秘书的章庭杰回忆说：“岸英的去世对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多次说‘我看见哥哥了，我要和他散步去’，一直到老，他都不能忘记哥哥。”
毛主席总共有十个孩子，但最终留在身边的只有毛岸青一个儿子和李敏、李讷两个女儿。如今，岸青再次病倒，身边只剩下他一个儿子，毛主席的心中无疑更是感到沉痛。
由于国内治疗的效果不佳，毛主席听从医生的建议，安排毛岸青前往苏联进行治疗。直到1955年，毛岸青才再次回到国内，先后在青岛和大连接受疗养。
在疗养期间，毛主席多次亲自前往探望岸青。面对儿子病情的好转，毛主席却开始担忧起儿子的个人问题。
1959年，毛岸青已是37岁的单身汉，毛主席对儿子的婚姻问题产生了担忧，心切着希望他能找到合适的伴侣。听说医院里有一位护士对岸青不错，毛主席并未当场表态，只是轻声“嗯”了一声。他并非漠不关心，而是想要了解对方的情况，以便给儿子一个明智的答复。
在对这位护士进行了调查后，毛主席突然专断地说：“这个姑娘别谈了，另找个合适的吧。”毛岸青的情绪随之低落，毛主席意识到儿子的心情，便试探性地问道：“你嫂子的妹妹怎么样？”
这位姑娘正是刘思齐的妹妹邵华。邵华的父亲在1939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她当时还不到两岁，与毛岸青有着相似的不幸童年经历。
当儿子的终身大事即将成真时，毛主席的言辞中充满了温情，流露出一位慈父的呵护之情。这份深沉的父爱在话语中得以清晰显现，毛主席对儿子的深深关怀和期望无疑让人感受到他作为一位家长的用心。
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市委的见证下，迎来了他们婚姻生活的新篇章。尽管毛主席未能亲自出席，但他派人送来了两件贺礼，象征着对儿子婚姻幸福的美好祝愿。
作为一位卓越的国家领导者，毛主席的职务繁忙，但对儿女的关心却是无尽的。得知邵华和岸青因性格和生活问题常常产生矛盾，毛主席深感忧心。
毛主席深知岸青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能力的不足，因此他寄望着邵华在这方面能够独挡一面，为家庭的和谐努力付出。
他对儿女们的期望已经转变为对家庭幸福的殷切希冀。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毛岸青和邵华逐渐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开始共同努力解决。邵华重新回到大学学习，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兴趣爱好。这段时期，两人相互扶持，相敬如宾，共同经历了成长和改变。
1970年，毛岸青和邵华的儿子出生，毛主席亲自为孙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毛新宇”。这一年，毛主席已经77岁，看着儿子一家圆满，他的心情也渐渐宽慰。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毛主席与毛岸青同住在北京，时刻关注着对方的生活状况，但他们却很少见面。即便毛岸青提出要去中南海探望父亲，毛主席也会坚持拒绝。
有一次，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实在忍不住，心生疑虑，便毫不犹豫地向主席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主席，您是不是对岸青有些疏远呢？”
毛主席放下手中的书，眉头微蹙，反问：“你为什么这么问？”
机要秘书小心翼翼地说：“听说您很少见岸青，而且好像也不太愿意让他出来工作。有人说这样对岸青的个人发展不太好……”
原来，曾有人建议让毛岸青在中央任职，但毛主席亲自看到后，却立刻用红笔将他的名字给划掉了。
机要秘书听罢，豁然开朗。原来毛主席之所以不愿见到毛岸青，既是为了避免回忆过去的痛苦，也是出于对儿子的深深关爱和保护之情。
1976年，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面对生命走向尽头，他在对秘书的交代中透露了一份深沉的父爱：“不要让岸青参加我的葬礼！”
秘书不禁疑惑，毛主席继续解释：“我怕他哭伤了，上次岸英带给他的打击已经很大了。如果他因为我的离世而哭伤，我宁愿他不要来。”
在毛主席最后的时刻，他依然对儿子岸青的身心状况牵挂不已，这份深深的父爱超越了一切。毛主席心系着岸青的身体健康，即便是在自己生命垂危的时刻，也始终关心着儿子的情感承受力。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辞世，享年83岁。对毛岸青来说，这一刻犹如晴天霹雳，因为他由于伤心过度未能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这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毛岸青的身边人毛新宇回忆说：“爷爷去世后，爸爸一直很想念爷爷，经常对着他的照片哭。”
作为毛主席唯一存活的儿子，毛岸青在晚年虽然身体不佳，但一直铭记着父亲的教导，默默地为国家和人民做着有益的事业。尽管他身负着中校和研究员的头衔，但他更注重实际的行动，少言寡语，多做实实在在的事情。
他与妻儿一同重走长征路，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建设，积极关注失学儿童的问题，并多次回到韶山支持家乡的发展。他一直保持低调，很少对外宣传，因此外界对他的了解也相当有限。
邵华曾经说：“岸青是一个做的比说的，多很多的人。”这句话充分概括了毛岸青一生的行事风格，他更愿意通过实际行动来奉献和影响社会。
2007年3月23号，毛岸青因病离世，享年84岁。尽管他生前的头衔是中校和研究员，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得到了国家副总理的医疗待遇，这也被视为对他一生贡献的最大肯定。
临终前，毛岸青留下了遗言：他希望将骨灰安葬在妈妈杨开慧的身边。这也许是因为在他丰富而多舛的一生中，妈妈的地方是他最留恋的，是他心灵归宿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