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是由共青团海口市委发起成立，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具体管理的公益性平台，致力于通过网络、电话、现场辅导等方式，为青少年及家长提供安全、有效、便捷的心理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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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孩子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父母是坏客体，于是，他承担起原属于父母的坏特质而成为坏的，试图用这个方法洗净他们的坏。父母由此成为好客体，以此，他能够获得父母这一外在好客体所给予的安全感。
然而，孩子虽然承担、内化了父母这一坏客体，但由此而来的外在安全感却很容易被内化过程而生的内在坏客体所损害。虽然用内在的不安换取了外在的安全感，但是，他的自我却从此受到内在迫害者的摆布。
为了抵抗内在坏客体的摆布，自我使用压抑的机制，让这些坏客体被彻底地赶到潜意识中。当压抑无法充分防御内在坏客体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病理的防御机制：畏惧、强迫、歇斯底里以及妄想等。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形式的防御支持着压抑的工作，费尔贝恩称之为“超我/愧疚/道德的防御”。也就是说，孩子内化外在好客体，让这些好客体担任起超我的角色，让自己在超我的审判下成为有条件的/道德的坏。在超我/上帝的国度当罪人，胜过住在撒旦的世界。上帝国度里的罪人或许是坏的，但却有一定的安全感，无论如何总有救赎的希望。而在撒旦的世界，不会有安全感，也没有救赎的希望，唯一的前景是毁灭。费尔贝恩区分了两种坏：无条件的坏和有条件的坏。“无条件的坏”，是“从原欲观点而言的坏”，本质就是坏的，所以没有希望；而“有条件的坏”,是“从道德观点而言的坏”，是超我审判下的坏，有救赎的希望。孩子内化的坏客体是无条件的坏，因为他们单纯是迫害者。如果孩子认同这些内在迫害者，那他也是无条件的坏，那就只有绝望。于是，他内化好客体，形成超我，这样他就成为有条件的坏，也有了救赎的希望。超我防御的基本特征，是将孩子被坏客体围绕的原始情境，转化为坏自己面对好客体的新情境/道德情境。相较于原始情境，道德情境属于更高的心智发展层次，这个层次在特质上属于“文明”的层次。在这个层次，可以只用愧疚感来做分析式的诠释。然而，心理治疗只在此层次进行是不好的，因为愧疚现象带有防御内在坏客体的性质，是一种阻抗，因此，以愧疚感来做诠释，会落入个案阻抗的圈套。一个高压与道德化的治疗师，无可避免地会成为个案的坏客体或个案的超我形象。如果他成为坏客体，个案或许会带着更严重的症状离开他；如果他成为超我，会增强无意识的压抑，使得症状只能暂时改善。大多数分析取向的治疗师力图止息个案严厉的超我，由此减缓他们的愧疚感和焦虑，这样的努力常得到优异的治疗效果。能够达到这一效果的原因在于：治疗师作为个案罕见的好客体，可以帮助个案冒险将其内在坏客体从无意识里释放出来，而使得投注在这些坏客体的力比多分解掉——虽然，他可能也会利用与分析师间的“好”关系作为防御而不想去冒这个险。不过，分析工作太过专注于愧疚感或超我的层次，也可能造成负性治疗反应。因为去除个案的愧疚防御，可能会伴随补偿性的压抑防御增强，使得阻抗变得无法穿透。阻抗的最深源头是恐惧坏客体自无意识中解放出来，当这些坏客体解放出来，个案周遭的世界便会充满邪恶。费尔贝恩认为：“治疗师应该将坏客体自无意识的解放视为治疗的主要目标之一。”他说：“我相信，所有精神病理发展的最终源头，并不在超我的领域……心理治疗师是驱魔师真正的继承者，他所关心的不只是罪的赦免（对愧疚感的工作），也关心驱除恶魔（释放内在的坏客体）。”弗洛伊德在《团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中讲到，超我是决定团体士气的重要因素。透过超我的权威特性，个人与团体、社会的连结得以锻炼及维持，个人能够感到被支持，带着希望朝向目标奋勇前进。超我源于对坏客体的防御。当坏客体再现于代表超我的客体上，超我权威性崩塌。许多学生焦虑、厌学正因为：一定程度上促使自己投身学业的超我力量，被因坏客体释出所产生的急性焦虑取代。正因如此，陷入精神困境的学生无法忍受老师及家长的要求与关心。在他的眼里，每一句要求都是一个恶毒的攻击，每一句关心都是摧残自己的毒汁。明白这一点，我们或许会明白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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