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安从这里走来｜他们，与共和国同岁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童必贵用粗糙的手指翻阅着相册，回忆随着几张泛黄的老照片汹涌而来。

“这是我在市局的时候，负责警务技术工作，那也是我警察生涯的开始。”

“这是我在派出所当户籍民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太忙，很亏欠家人。”

……

几张照片，从青葱至花甲。回想起30余年的公安工作，这位与新中国同龄的“老黄牛”思绪万千。

1966年4月1日，刚满17岁的童必贵成为成都市公安局的一名人民警察，四年后从市局调到东城区分局致民路派出所（已撤销，原管辖区域由武侯公安分局望江路派出所接管）。“东西2间房、3张桌子、几把椅子、1个放户口簿的档案柜，办公条件极其简陋。”童必贵回忆道，“在派出所的那些年，努力学习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我，也受用了一辈子。”当时没有手机、警车，通讯、侦查、抓捕、走访全靠人力，护送一个流浪汉到多宝寺收容所就需要走10公里的路。直至后来有了自行车，人们才会看到民警骑着自行车追捕嫌疑人的场景。

凭着一股劲和一双脚，年纪最小、跑得最勤的童必贵踏遍辖区大大小小的地方。“不懂就要多跑多学。”当时的派出所管理5、6条街，一条街一个民警，童必贵就是最早的“社区民警”，“有问题找警察，这是当时老百姓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

1980年3月，河南警方在侦办一起案件时发现一名嫌疑人逃到了成都，随即派出办案民警来到成都并联络致民路派出所寻求协助。众人在所内值班室商讨案情，刚结束社区巡查工作的童必贵恰巧从此经过，“嫌疑人是不是一个40多岁的男性？这人我知道。走，我带你们去找他！”

路途中，童必贵向河南办案民警介绍道，嫌疑人的临时住所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地势较为偏僻，道路泥泞难行，骑自行车前往也需半个小时。“现在是午饭时间，我们先去他的住所看看，找不到人再去他经常待的茶馆、棋牌室。嫌疑人是外地人，不常在大安正街，我们得赶紧。”童必贵就像个行走的“活地图”，对村内每一户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为抓捕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经过严密部署，警方最终在一居民楼内将嫌疑人张某成功抓获。

临别前，河南办案民警紧握着童必贵的手赞不绝口：“您真是人熟、地熟、业务熟啊！这次可帮了我们大忙，向您学习啦！”

时光飞逝，转眼间新中国迎来了75周年华诞，童必贵觉得，从那个年代一步步走来，能看到祖国的日渐强大，看到人民安居乐业，看到公安队伍焕然一新，即使已经脱下了警服，依然满怀骄傲与期待：“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有党和人民为依靠，年轻一代更要努力工作，要做的比我们更好、更优秀，这样才能对得起肩上的责任，才能不负党和人民！”

退休老民警何素君今年75岁了，她一直很自豪的一件事就是自己出生于1949年。那一年，新中国成立，她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何素君的工作历程可以概括为“军”和“警”两个字。1968年春节后，19岁的何素君入伍，成为了成都军区后勤部一所军区医院的军人。

“我在医院检验室做化验员，每天一早就到医院各科室收标本，那个时候很年轻，跑上跑下一点都不觉得累……”说起14年军旅生涯，何素君的脸上满是笑容，这是老一辈新中国建设者对祖国最炽热的爱。

1982年6月，何素君换上警服，成为一名人民警察。那个时候跳伞塔派出所办公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身为户籍民警的她经历了“联系基本靠吼，出警基本靠走”的年代，自行车、钢笔、笔记本、公文包是每天随身携带的东西。

“我的责任段在人民南路四段1号到15号，辖区里单位居多，比如1号是商场、3号是四川省博物馆、15号是四川省计生委，常住人口2000多人，那时候算是人口很多的了……”尽管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回忆起自己的责任段，何素君依然记忆清晰，对管辖段内的情况如数家珍。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没有互联网，何素君靠着日复一日、挨家挨户地入户普查，将辖区情况烂熟于心。

1988年，何素君接到辖区老人何大爷的求助，他的子女都在外地当兵，只留下小孙子陪伴在身边，何大爷想把孙子的户口从双流迁到自己居住地，但是自己在家里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自己的户口簿，眼瞅着孩子就快到上学的年龄了，何大爷急得不得了。

得知该情况后，何素君立即到何大爷曾经的工作单位和居住地居委会走访，加班加点查找资料，收集证明材料，及时为其补办了户口簿，后又积极联系孩子的父母，让他们将相关身份材料通过挂号信邮寄回来，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孩子办理好了户籍迁移的手续。看着户口簿上小孙子的名字，何大爷笑得合不拢嘴，为了表达对何素君的感激，悄悄地将50元钱塞在她的自行车座椅下。发现这50元钱后，何素君立即赶到何大爷家把钱还给了老人，“那个时候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钱，我曾经是一名军人，后来是人民警察，绝对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近年来，户籍管理制度不断创新，居民身份证制度、城镇人口管理制度先后实施，户口迁移、落户政策手续持续调整简化……19年的从警岁月里，何素君经历了公安户籍业务的巨大变迁，“现在办理户口、身份证又快捷又简单，手机上就可以查看要准备的资料、预约办理，证件办好了还可以直接寄到家里。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生活也更加方便了。”何素君感慨道。

2001年退休后，何素珍开始将“工作重心”向自己的家庭转移，“退休后我们老两口去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风景，无时无刻不体会到伟大祖国给我们带来的平安、幸福！”说到这里，何素珍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75年光阴流转，那些艰苦的岁月、炽热的情怀，都融化在这甜蜜的微笑中。

“3名民警，2辆警车，这就是金花派出所成立之初的条件，其中一辆警车还是我之前在检查站当站长时‘带’过来的。”龚荣华调侃道，思绪也随着回忆被带回1995年。

1995年，龚荣华还是双流县公安局治安检查站站长，所负责的治安检查站是成都仅有的五个检查站之一，平常要针对危险物品、废旧物品、过往车辆等开展治安检查，守护着“蓉城南门”的重要关口。担任检查站站长期间，龚荣华十分上心，每天亲自巡查，每事亲力亲为，他说干工作绝对不能当“翘脚老板”。工作之余，龚荣华喜欢以写作的形式，记录自己工作的点点滴滴，曾在《成都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南门卫士》的报道，向市民群众讲述治安检查站的守护故事。

而在不久后，龚荣华就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兼任即将成立的双流县公安局金花派出所指导员，并负责派出所筹建相关事宜。“既然组织将任务交给我，那就是信任我。”龚荣华说，那时候自己每天都要两边跑，一方面协调派出所的经费支持、用房保障、宿舍安排、办公用品等，另一方面还要兼顾治安检查站的管理，确保南门关口不出岔子。

1995年9月8日，这个坐落于金花乡政府院内的派出所正式投入使用，龚荣华也从治安检查站站长转为金花派出所指导员。尽管派出所成立之初条件艰苦，但龚荣华仍感受到时代的进步，“80年代开展工作基本都是靠走路或骑自行车，整个县公安局都只有3台警用摩托车，而我们派出所刚成立就配备了警用汽车。”

1996年5月，由于行政区划调整，金花派出所（2020年更名为金花桥派出所）划归武侯公安分局管辖，派出所警力增配至8名，龚荣华担任教导员一职。身为政工领导，龚荣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展队伍正规化建设，从严抓好队伍管理，引得政法委和其他兄弟单位前来调研、学习。严的同时，龚荣华依旧延续“操心作风”，所里这样东西缺了、那样物件坏了，他总是积极协调，确保后勤保障到位。每当逢年过节，龚荣华还会挨家挨户到每位民警家中开展慰问、表达关心。他说，民警的家属是公安工作最大的支持者，一定要好好感谢他们。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龚荣华也很快走到了退休之际。2009年，龚荣华阔别奋战了20年的公安事业，回家当起了快乐老者，但他仍然十分关注成都公安的发展。看着街面上随处可见的“天网”监控，龚荣华感触很深。回想以前许多人购买小轿车，然而昂贵的轿车却让犯罪分子垂涎三尺，车辆被盗问题十分突出。警方也为此开展了很多工作，但找回的被盗车辆少之又少，问题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如今几乎再无车辆被盗的情况，即使被盗也很快就能找回。龚荣华感慨道：“现在咱们公安警务工作越来越科技化、队伍管理越来越正规化，犯罪的几率大幅下降，公安打击犯罪、侦查破案的能力大幅提升！”

部队当过兵，警营从过警，龚荣华的一生奉献给了与他同岁的共和国。他说，自己靠着党和国家的培养，才能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如今自己的儿子继承了“衣钵”，也成为一名警察，继续为人民服务。“希望儿子和广大战友一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打好基础、学好知识，服务好一方百姓、守护好一方平安。”

青丝付韶华，不负国与家。他们与共和国同成长，感受75年天翻地覆的发展变化。还有很多像童必贵、何素君、龚荣华一样的公安人，曾经的他们风华正茂，怀着满腔热血走进公安队伍，如今时光在他们脸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是积累、是沉淀，是他们青春的无悔见证。我们年轻新一代将沿着一代代公安人忠诚的足迹，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扬帆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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