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2023-2024学年暑期资助调研报告合集

2023-2024学年珞珈十八栋读书会暑期调研项目征集公告发布以来，收到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的报名表26份。项目团队成员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社会学等专业的学生和教师。项目主题集中在新质生产力、文化自信、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

经过遴选评审，有5个项目获得本年度资助立项。目前，各调研小组已提交调研报告。

一、安徽省农村二轮土地延包试点工作的调查研究

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始终是当前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自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实行，充分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土地产出率，为农业发展赢得了一片天地，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土地细碎化问题。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实现农业规模化发展、集约化发展，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即将到期的关键节点，国家既定方针政策即二轮延包政策进一步增强了农户预期，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基调。安徽省作为农业大省，始终是农村改革的排头兵。对安徽省农村土地延包试点工作进行实地调研，不仅能够寻找出延包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政策落实不到位、农村人地关系不协调等，还能明确在未来的工作推进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做好监督保障机制、发展壮大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为全国其他地区土地延包工作提供相应的借鉴与参考

坚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政策对于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承包法》也做了相应的要求，为此，在二轮延包到期后如何实现长久不变事关农村的社会稳定，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安徽省向来是农业大省，也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发源地。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始终秉持着“敢闯、敢试”的首创精神，为农村改革提供示范表率。在进行农村二轮土地延包试点工作之际，安徽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党和国家对土地延包的相关政策（表1），积极发挥领头雁的重要作用，为全国其他地区的二轮土地延包试点工作提供科学参考。自2024年以来，我国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即将陆续到期，如何顺利实施延包以保障我国长久稳定不变的农地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土地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革需求。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有人无地、有地无人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土地利用效率越来越低。为解决这一问题，在遵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下，党和国家决定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不再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而是将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延续30年，目的是为了确保土地承包关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障广大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侵犯。同时，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政策也有利于对土地进行合理的流转和高效利用，从而避免耕地资源的浪费，为农村地区的全面复兴提供支持。

在当前发展阶段，二轮土地延包试点工作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它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保障农民权益、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深远的意义，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二轮土地延包试点工作的推进，不仅是对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深化与完善，更是对农村生产力解放与提升的有力举措。二轮土地延包试点工作的成功实施，不仅有助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提升农业生产效益，更能够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为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有力支

（近年来二轮土地延包的政策梳理）

本报告对所得入户调研的数据进行分析，深入了解农户对于二轮延包的真实态度与延包过程中的真实诉求。2024年7月—8月，调研组成员前往滁州市明光市、亳州市涡阳县、阜阳市临泉县、亳州市利辛县、黄山市黄山区、六安市裕安区、安徽亳州谯城区等农村地区展开入户调研，共计发放391份问卷，回收391份问卷，问卷有效性达100%

（一）农户基本特征

从性别来看，填写问卷的男性占比最高，达到66.75%，女性占比较低，只有33.25%；从年龄来看，40岁以下占比仅达到10.2%，41-60岁占比最大，达到49.6%，61岁以上的达到40.1%；从政治面貌来看，85.17%是群众，14.83%为中共党员；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学历占比最高，达到63.9%，其次是初中学历，占比达到25.5%，高中及以上学历仅有10.6%；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人士达到92.07%，未婚人士仅有7.93%；从家庭身份来看，户主占比为65.73%，家庭成员占比为34.27%。

（二）农民收入情况

1.家庭收入来源

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主要集中在土地耕作和外出务工两个选项上，分别占比61.38%和38.11%。其次是自己经营小本生意和其他选项，分别占比14.32%和12.02%。在本地企业打工、养殖业经营和自己经营的企业的比例较低，分别为11%、2.3%和2.56%。说明在被调研的农民群众中，土地耕作和外出务工是家庭收入的两大主要来源。

2.从事农业期限

391份问卷中只有8人不从事农业。其中，农民从事农业期限至少15年起，有13人具有从事60年农业经验，大部分具有从事农业30-40年的时间。由此可判断农民以土为生，以土相伴，将农业视为获取收入的最主要来源。

3.集体经济发展

根据图2.3显示，对当地集体经济发展的满意度分布较为均衡。相对较高比例的人选择了“一般”和“满意”，分别占33.25%和34.02%。而选择“很不满意”和“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8.95%和14.83%，较低。这表明大部分人对当地集体经济发展持较为积极的态度，但未来要解决好土地延包问题还是需要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作用。

（三）土地延包情况

1. 耕地重要性

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耕地对家庭是重要的，其中39.39%的受访者认为非常重要，39.9%的受访者认为重要。另外，有8.95%的受访者认为耕地一般重要，而11.76%的受访者认为耕地不重要。在此项调查中，没有受访者认为耕地非常不重要。整体来看，大部分受访者对耕地的重要性持肯定态度。

2.承包地分配

有41.43%的家庭成员都具有承包土地，而有58.57%的家庭成员中部分没有承包土地。因此，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际，应做好二轮土地承包试点中的承包地分配工作，尤其对于外嫁女、消亡户、新增人口的承包地分配需要高度重视，以维护好社会公平正义。

3.土地确权分析

参与调查的391人中，91.05%的人表示承包的土地进行了土地确权，而只有8.95%的人表示没有进行土地确权。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选择进行土地确权，这有利于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4.土地经营方式

针对“您家土地主要经营方式”的单选题调查结果，得出自主经营是最主要的经营方式，占比为50.64%，其次是土地转租，占比为24.81%。其他经营方式的选择比例相对较低，其中土地转包占11.25%，土地转让占4.86%，土地入股占0.26%。在农村土地经营中，主要是由农户自主经营以及土地流转两种方式构成，新时代为促进土地延包整省试点的顺利进行，需要进一步探索符合农民实际需要的具有创新性的土地经营方式，释放农村土地活力，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5.土地占有情况

参与调查的农村人群中有49.1%认为目前承包土地刚好满足耕种需要，将近一半的人认为承包地过少，而仅有4.09%的人认为土地过多。因此，农村二轮土地延包试点工作需要重点关注认为土地过少人群的利益与诉求，协调好土地分配问题。

6.土地流转情况

参与调查的391人中，58.31%的人土地没有进行流转，而41.69%的人土地已经进行了流转。这表明在调查范围内，土地流转的比例相对较高，但仍有相当比例的人选择保持土地未进行流转状态。

根据163份有效填写数据显示，家庭流转的土地面积主要集中在2-4亩和4-6亩之间，分别占比32.52%和21.47%。而6亩以上的土地占比为23.31%，略高于0-2亩的22.7%。整体来看，家庭流转的土地面积以中等规模的2-6亩为主，较少家庭流转的土地面积在6亩以上或者2亩以下。由此可见，当前安徽省土地流转规模较小，不利于土地规模化的发展。

农田承包大户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土地流转，占比高达91.41%，其次是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分别占比2.45%和5.52%，而农业投资公司的占比最低，仅为0.61%。这表明在土地流转中，农田承包大户是最主要的承包对象。

根据图2.11显示，承包土地流转期限的选项分布如下：5年以下占50.31%，5-10年占23.93%，10-20年占18.4%，20年以上占7.36%。可以看出，5年以下的流转期限占比最高，而20年以上的流转期限占比最低。

7.政策了解程度

针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政策，参与调查的人群中有4.09%的人表示非常了解，10.74%的人表示比较了解，20.2%的人表示基本了解，26.85%的人表示不太了解，38.11%的人表示不了解。整体来看，了解程度较深的人群占比较少，大部分人对该政策了解程度较低。

8.土地调整情况

有43.99%的受访者表示村集体没有对土地进行过微调，15.86%的受访者表示进行过一次微调，18.16%的受访者表示进行过两次微调，而有21.99%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楚村集体对土地进行过微调的次数。

9.如何调整土地

80.82%的受访者认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新增人口应该分得土地，而19.18%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分得土地。这表明大多数受访者支持新增人口分得土地的观点。

针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是否需要重新分配土地还是维持现状不变的单选题，有58.57%的受访者选择重新分配土地，27.37%的受访者选择维持现状不变，14.07%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楚。因此，大多数受访者倾向于重新分配土地。

对于再延长30年承包土地的管理方式，69.82%的人选择动态管理，30.18%的人选择静态管理。因此，可以看出大多数人支持采取动态管理方式来管理再延长30年承包土地。

综上所述，本报告根据问卷结果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政策落实有难度。大多数调查对象对农村土地承包地到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持支持态度，认为这一政策有利于农民生产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稳定收入有积极影响。但从问卷结果分析可知，绝大部分农民对二轮土地延包政策处于不太了解或者不了解的状态，对于即将承包即将到期，未来是否调整、如何调整土地农民自身并无定论，对政策的理解程度较低，并可能会在政策推行过程中产生阻碍。因此，如何制定延包实施方案，兼顾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公平与效率是安徽省在二轮土地延包试点共工作中需要着重关注的议题之一。

（2）土地流转趋势加强。除了自主经营，土地流转已成为现阶段安徽省土地经营的主要方式之一，主要流转给农田承包大户，家庭流转的土地面积主要集中在2-4亩和4-6亩之间，流转期限主要集中在5年以下。在当前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建设农业强国的要求下，加快促进土地流转是必然趋势。必须牢牢把握土地流转的核心议题，破解土地细碎化问题，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集约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二轮土地延包试点工作中，需要不断创新土地流转形式，关注农民切实需要，提高农民土地流转意愿。

（3）农村人地关系不协调。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即将到期，农村“有人无地耕种，有地无人耕种”的现状与“保持农户承包地稳定，不得打乱重分”国家政策间的矛盾突出，“失地农民”“进城落户仍有地”“两头占”或“两头空”“外嫁女”等群体的利益未得到处理。问卷结果充分显示当前安徽省承包地数量与农村人口存在极大的不匹配现象，且有超过一半的农民要求在二轮承包到期后重新分配土地。因此，在二轮土地延包整省试点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特殊群体的土地利益，维护好外嫁女、消亡户、新增人口等群体的土地分配问题。

‍在以上对当前国家政策深入解读以及对问卷调查结果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深刻认识到，进一步明确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作为一项长期且稳定的方针政策，不仅是巩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因此，进行二轮延包整省试点工作，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意义重大，它将为全面推广这一政策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未来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且紧迫的方向，就是处理好二轮土地延包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土地确权、流转机制优化、农民权益保护等，并积极探索和推进二轮延包整省试点的有效实践路径。这要求我们既要立足当前，解决现实问题，又要着眼长远，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框架。基于此，本报告在深入总结经验教训、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审慎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土地延包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要明确界定政府职责边界，避免职能交叉、责任不清导致的效率低下和农民权益受损，确保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透明度与公正性。

其次，必须将保障好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土地延包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细化政策措施，确保农民在土地延包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增强其获得感和幸福感。为此，需要建立健全监督保障机制，加强对土地延包工作的全程监督，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不变形。

再者，要积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经营管理模式等手段，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的竞争力和带动力，为农民提供更多元化、更切实有效的经济保障。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后顾之忧，还能为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奠定坚实基础‍

二、智慧健康产业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应用现状及优化建议

面对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社会背景，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国务院在人口老龄化、养老事业和养老服务、智能养老等方面颁布一系列官方文件，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国发〔2019〕1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45号）。为进一步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共同制定了《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计划》），该文件是本研究选题的直接来源。可见，在数字化产业发展时期，智慧健康养老问题成为关乎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因而调研基层养老机制发展现状对于更好完善基层建设具有重要且迫切的必要性。

根据《计划》，“智慧健康养老产业”是以智能产品和信息系统平台为载体，面向人民群众的健康及养老服务需求，深度融合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兴产业形态。当前政府鼓励发展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具体包括四种类型的产业：智慧健康养老产品、智慧健康创新应用、智慧养老场景和智慧养老服务。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通过调研城市基层社区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新形势下基层养老面临的新需求与新困境，积极应对日益加深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总量减少的人口发展问题，促进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化建设，着重从精神物质双方面完善社会保障，推动理解与把握中国式社会保障机制现代化

（二）研究问题

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如下：第一，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包括产品与服务）在北京市城区基层社区的普及程度如何；第二，老龄化人群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中的获得感如何，智慧产业对社区服务水平的影响如何；第三，当前智能产业在老年人群众中发展方向与完善措施。

（一）假设

本研究在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探究基层社区中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的影响机制，并提出以下假设：在社区中投入使用较为丰富优质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能够提高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并形成较强的社会支持，从而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

(二)概念化和操作化

本研究的自变量（智慧健康养老产业）由智慧健康养老产品、智慧健康创新应用、智慧养老场景和智慧养老服务四个维度组成。

首先，通过调查对象回答是否正在或曾经使用过“血压仪、血糖仪、血氧仪等”、“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智能轮椅、助听器等”、“搬运机器人、智能护理床、离床报警器、睡眠检测仪等”来定义是否使用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其次，通过调查对象回答是否正在或曾经使用“在线咨询、预约挂号、远程会诊、远程康复指导等”、“体征监测、趋势分析、预防保健、紧急救助等”、“健康知识的在线普及、科普宣传等”来定义是否使用智慧健康管理软件（手机APP或小程序）。再次，通过调查对象回答是否正在或曾经使用“家庭养老床位”“智慧助老餐厅”“智慧养老院”来定义是否使用智慧健康场景。最后，通过调查对象回答是否正在或曾经使用“通过手机APP，提供送餐、助浴、助洁、助医等居家上门健康服务”、“通过互联网，提供伙伴式陪伴服务”、“通过摄像头，提供智慧化能力评估服务”来定义是否接受过智慧健康服务。根据上述四个维度的所得到的使用产品或服务个数来定义调查智慧养老产业对调查对象生活的介入程度。

本文的因变量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由社区老年人健康水平与社区护理质量两个维度组成。

首先，本文采纳生活质量评定表第二版（SF-12v2）量表测量调查对象的健康水平。SF-12v2量表是健康调查简表SF-36量变的简化版本，包含12个条目，分为躯体健康（PCS）和心理健康（MCS）两个方面，具有条目简单易懂、操作方面等特点，两分钟以内能够完成，适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生命质量调查，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最终使用标准化（Z-score）得分计算公式计算出健康得分来定义调查对象的健康水平。

其次，本文采纳基于SPO模型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包容性发展理论框架测量调查对象所在社区的护理质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包容性发展理论框架包括“结构-过程-结果”三个维度，结构指护理的环境属性，过程指护理服务的提供和接受，结果指护理的效果。其中，结构维度强调均等化，即在结构上均等分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包括物质资源（设施、设备、资金等）和人力资源（人员数量和专业性）；过程维度强调公平性，即老年群体接受服务过程中供需主体的交互与匹配程度；结果层面强调可及性，即老年群体最终享有养老服务的结果体现。在问卷中通过调查研究对象“所在社区的服务质量”、“所在社区是否公平分配物质资源与社区工作人员”、“感到社区是否能根据需求来匹配相应服务”来定义调查对象所在社区的护理质量，将“非常好”、“非常公平”、“所有需求都得到匹配”赋值为5，将“比较好”、“比较公平”、“大部分需求都得到匹配”赋值为4，将“一般”、“一半需求得到匹配”赋值为3，将“比较差”、“不太公平”、“小部分需求得到匹配”赋值为2，将“非常差”、“非常不公平”、“完全没有得到匹配”赋值为1。最终将分数加总来定义调查对象所在社区的护理质量

（三）选取研究对象：非概率抽样方案

首先，本研究采用就近抽样的方式选择研究对象发放调查问卷并同时进行质性访谈。该种方式能够了解某特定时间内通过抽样地点的路人的一些特征。具体表现为在研究者所在附近社区（北京市西城区的三塔寺社区、三里河一区社区、真武庙社区、展览路社区四个社区）的休闲场所，如街心花园、运动器材区，拦下路人发放纸质问卷做访问工作。

采用上述抽样方法的原因在于：第一，老年人不方便使用电子问卷作答，故不方便做滚雪球抽样，相较而言本方案较为方便且问卷填答质量更高。第二，本研究的研究对象范围过大，难以制作总体的抽样框。

（一）智慧健康养老产业现状效果评估

第一，不仅智能产品普及率低（且多数为如血压仪等传统保健产品），而且对于我们认为老年人疾病死亡预防更为关键的监测类产品（如离床报警器、睡眠检测仪）的普及率几乎为零，这一点令我们深感遗憾。

第二，老年人使用的智能产品均为自行购买或子女购买，而非社区提供，这一点也与我们最初设想有所出入，即，调查样本中社区提供的智慧养老产品为零。综上，社区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在调查范围内普及范围非常低，与本研究最初假设有较大差距

（二）社区居家智慧健康养老机制执行评价

大部分调查对象从三个方面对社区服务水平给出较低评价，分别是认为社区服务质量较差、物资与人员分配不公平，以及需求无法得到匹配。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调查范围内的居民对所在社区服务评价不高，但该评价可能来自各种方面，如老年人普遍反映“居委会换成年轻人之后不大走动”、“与社区没什么来往”，因此该评价并非直接针对社区智能产品的普及情况。但从居民的反应来看，四个社区的智能产品与服务的普及情况也不甚理想，甚至完全没有投入使用。对此，本研究提倡强化社区在智慧产业方面对家庭养老的支持，社区应当以准公共物品形式提供的公共服务和民营养老机构以自然垄断形式提供智慧健康养老产品与服务。

在中介变量上，大部分调查对象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也较低。由此可以得出社区服务水平较低的逻辑链条：因为社会支持程度较低，居民无法得到相应物质帮助与行为支持，没有形成较为亲密的社会网络交往关系，因此对社区服务水平的评价也较低。调查对象普遍反映社区缺乏服务，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的服务，可以印证上述逻辑。对此，本研究提倡，或许在现有社区服务的基础上，增加养老服务，特别是用智能产品助力养老服务，或许可以提高老年人对于其所得到的物质帮助与行为支持的程度，从而提高社区关系亲密程度，进而提高社区服务水平。

本研究选取智慧养老产业在社区居家养老普及程度的问题视角，设计了较为完整的自因变量分析框架，积极调查了北京市西城区三塔寺、三里河一区、真武庙和展览路四个经济水平、人均收入较高、社区环境较好的四个社区。主要发现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了解该地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在老年人群体中的普及程度，以及智慧产业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的影响程度。通过调查发现，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在老年人群体中普及程度非常低，老年人几乎不使用智能产品与服务，或者只使用血压仪等传统保健产品；老年人使用手机软件的程度也很低。第二，了解老年居民对智能产品的态度及需求。调查对象普遍对智能产品感到生疏，但部分年龄较低的老年人也表示，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增加智能产品或服务的应用，比如心跳监测器或家庭医生等，以保障其晚年独居生活的安全。第三，本研究发现社区老年人普遍感受不到社会支持，从而降低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的评价。现存的社区服务因为工作人员更替等原因，相比之前更少地与居民往来，即使提供社区服务，也较少给予老年群体特别关注。本研究认为，或许在现有社区服务的基础上，增加养老服务，特别是用智能产品助力养老服务，或许可以提高老年人对于其所得到的物质帮助与行为支持的程度，从而提高社区关系亲密程度，进而提高社区服务水平。

本研究为智慧健康产业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的影响程度调查设计了较为完整的自因变量测量框架，但因人手、时间与硬件限制，本地调查未开展范围更广的电子问卷调查，收集的样本数量也比较有限，因此未能进行Logit回归分析。但依托本研究设计的量表并加以后续改进，未来研究可以在样本数量上有所提高，从而做出更有说服力的社会调查。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希望在《计划》所规划的2025年到来时，智慧健康养老产业的科技支撑能力能够进一步加强，着重提高产品及服务的供给能力，增加试点示范建设，优化智能产业生态，改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将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逐步缩小，构建老年友好社区，关怀老年人需求，切实提高老年群体在健康养老方面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三、知行合一：当前高校学生与党政机关实习适配度研究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议题，甚至往往是引发重大舆情的风暴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便强调，“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而实习作为打通专业学习与就业的关键环节，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党政机关凭借其高稳定性、可预期的成长空间和强烈的自我价值感，成为许多高校毕业生的理想就业岗位。然而，由于党政机关实习岗位开放程度低和市场化竞聘难度大，高校在这一机制中扮演了连接实习生与党政机关的角色。学界对党政机关-高校-实习学生机制的研究不足，尤其对三方地位不对等的现状缺乏关注，这使得难以揭示高校学生党政机关实习的内在规律，也未能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为此，调研组围绕“党政机关-高校-实习学生机制的运行”进行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以探讨现有机制的成就与困境，并提出合理改进建议。

（一）调研设计

调研组选取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四川省宜宾市、北京市东城区、江西省进贤县、福建省福安市五地调研党政机关引进高校学生实习工作情况，主要是考虑调研地区代表性强：覆盖“东西南北中“，层级分布均匀，经济发展各异，调研对象具有多样性。问卷调查对象既包括有实习经历的学生，也涵盖对党政机关实习感兴趣但无相关经历的学生，可以一窥两类学生对党政机关实习期望与现实的张力。与高校就业办负责人座谈，可以更好了解党政机关-高校-实习学生这一机制运行的内在规律，可以更好了解高校将实习工作作为促进就业的重要抓手的心态与实践。

（二）调查与实施

2024年7-8月，调研组围绕“党政机关需要什么类型的高校实习生、党政机关希望从实习项目中获得什么”这一主题，对所在区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调研组对佳木斯市人才工作中心、宜宾市人才和大学城工作局等工作人员进行访谈，重点了解党政机关引进实习生的工作机制、对实习学生的期待等问题；对东城区文旅局、福安市溪柄镇等实习生所在单位工作人员进行访谈，重点了解实习单位对实习生的印象与评价、对引进实习生工作的改进意见和未来展望等问题。

2024年8月22-28日，调研组围绕“高校学生青睐党政机关实习的原因、高校学生期望从党政机关实习经历中获得什么、高校学生从党政机关实习经历中获得了什么”这一主题，面向曾参加过或有兴趣参加党政机关实习的高校学生发放问卷本调查，共计收到调查样本总数为155份，其中有效样本为153份，有效样本占样本总数的98.7%，调研组基于已有数据开展数据录入及分析。

党政机关招聘高校实习生既有现实需求，也有政策要求，大概可以归为以下几点原因：①党政机关特别是基层机关时常面临人手短缺的情况。高校实习生综合素质高，适应能力较强，经过简单培训后能够迅速协助工作，弥补人力资源短缺，提高工作效率。；②引进高校实习生体现了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高校学生带来的新思维和前沿知识为政务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有助于培养公共服务型人才和储备优秀干部；③政务实习的涓滴效应，外地大学生通过政务实习能深入了解实习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即使未在该地工作，也能对该地进行有效的宣传和推介

（一）期望与期许

出于实习生工作经验少、实习时间短、学习任务重等因素的考虑，党政机关一般不会把专业性较强、时间线过长的核心业务交付给实习生，而是通过拆解的方式给实习生布置短平快的任务。这种工作要求不高，因此，党政机关对实习生的期望主要基于三个层面：一是由于机关工作内容比较敏感，实习学生可能会接触到涉密内容，因而首先必须保证较强的保密意识和较高的政治素养。二是快速熟悉岗位，把本岗位的政策学透、业务搞懂、流程弄清。三是更快速、更全面地熟悉本地情况，同时发挥学科优势和专业特长。

访谈中，党政机关普遍认为大学生实习中应具备七种能力：一是良好的工作态度，积极热情、谦虚审慎，能迅速适应角色，虚心请教；二是严谨的工作作风，包括遵守规章制度、文字处理能力和政策分析能力；三是群众工作能力，能有效沟通交流；四是技术能力，熟练操作办公软件；五是适应环境的能力，能够快速融入工作环境，完成角色转变；六是良好的心理素质，有效应对工作中的困难和压力；七是团队合作意识，认识到政府工作中合作的重要性。

（二）工作流程与机制

党政机关引进高校实习生，一般是由组织部或团委牵头，联合人才办、人社局开展，具体情况视项目而定，不一而足，一般不会设立专门的机构处理大学生实习事务。

实习开展形式包括上级的统一计划和本地的特色招募两种方式。上级统一计划有团中央“扬帆计划”和“三支一扶”，由县市负责落实，市级以上根据人才或实践计划发布文件，各部门和乡镇根据实际情况申请名额。本地招募有两种情况：一是利用寒暑假期，主要面向返乡大学生，例如进贤县的“青英归巢”计划和佳木斯市的“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二是利用当地高校资源，在寒暑假之外的时间进行志愿者招募。

党政机关招募实习生主要通过高校对接，而个人报名则相对少见。一些地区的党政机关更倾向于本地返乡大学生，如进贤县的“青英归巢”计划和佳木斯市的“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这些招募通常由团委收集乡镇的实习需求，并在网站（如进贤县“返家乡”平台）或公众号上发布。个人报名后，实习需求部门筛选简历，合格者经团委登记后即可以实习。

更多实习生则通过高校招募，高校的校团委、研工部等部门负责组织学生实践活动，明确队长和联系教师。实习安排一般由县市组织部人才科或人才工作中心完成，具体实习单位通常不会直接与高校联系。这种对接方式有两种情况：一是地方主动与高校对接，例如佳木斯市人才工作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合作的“学子行·三江情”大学生实习实训；二是高校主动联系地方，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治国理政”实岗锻炼计划通过研工部与全国各县市组织部联系

(一）向往：党政机关实习如何备受青睐

美国职业管理学家舒伯将人的职业生涯划分为五个阶段，一般来讲，参与或希望参与党政机关实习的大学生普遍处于职业发展中的探索阶段，位于探索阶段的青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学校学习进行自我评估、角色鉴定和职业探索，而实习便是充当了跨越学校教育与职业实践而抵达探索职业发展路径彼岸的桥梁，而其所带来的宝贵经验有助于高校大学生明晰职业发展方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公务员考试起到了积极作用。

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参与或期望参与实习的大学生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党政机关工作模式与流程”。广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与政务工作的接触较为有限，这种距离感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种陌生感促使他们希望通过实习来弥合与党政机关之间的距离，亲身体验其工作模式和实际操作。

调查显示，收获实习工作经验、提升实践能力是大学生在进行抉择时考虑的核心因素。在党政机关实习，大学生可以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从而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这种实践经历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增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在寻求自我价值提升的同时做到社会价值的有效输出。

（二）理想图景：在实习中期待什么？

高校大学生在实习中期望能够接触到更多富有挑战性且多样化的工作任务，而非仅限于简单、重复性的事务工作。数据显示，在参与政务实习的大学生中，大多数人（74.36％）认为实习期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作内容过于单一且重复。他们希望能够参与到核心业务，直接接触实际决策和操作过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然而，实际工作中简单机械的重复性工作难以达到这一目标，从而削弱了政务实习的实际效果。

统计结果表明，71.79%曾经或有意参与政务实习的大学生在选择实习单位时会优先考虑实习单位与本专业的相关性，期望实习内容能够与所学理论知识紧密结合，让他们在实践中检验和应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接近六成（57.7%）曾经参与过政务实习的大学生认为所学专业与实习岗位较为对口。可见，实习学生实习岗位与本专业的匹配度问题上的结果可谓差强人意。

大学生在实习期间通常期望在团队中获得身份认同，而不仅仅是作为旁观者。统计数据显示，大学生在选择实习单位时，第二顺次因素为单位的文化氛围和工作环境（67.95％）。他们希望能够较为深度地融入工作团队，积极参与实际工作从中获得实在的参与感与归属感，切实感受单位的工作节奏和组织氛围。融洽的工作氛围有助于实习生更深入地参与工作，接触到更核心的业务内容，从而强化实习效果。

（三）现实收获：在实习中得到什么

在参与党政机关实习前，大学生认为应重点提升沟通能力（91%）、团队合作能力（76.9%）、专业技能（73.4%）和创新能力（34.6%）。经过实习后，他们感到以下能力提升更为显著：

1.沟通能力

大学生在党政机关实习多在基层，长期与群众接触，沟通能力尤为关键。通过沟通，既能获取群众真实反馈，了解其所思所想，也能将党和政府的政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达下去。不同群体的沟通方式需灵活调整，如与农民探讨种植结构、提高收入，与经商者交流市场策略。此外，政策解读能力与沟通紧密相关。要结合基层实际，把党的意图与具体实践结合，通过形象的例子将抽象政策转化为有说服力的事例，解释群众生活中的变化。

2.独立自主和学习能力

问卷调查显示，经过实习，大学生认为党政机关工作需要较强的独立工作和自主学习能力。由于机关事务繁忙，实习生需独立完成任务，遇到不懂的问题应积极探索、钻研。在工作中，不仅要通过书本、报纸学习新思想、新政策，还应主动向领导和同事请教，积累经验。实习生需保持谦虚态度，虚心向他人和群众学习，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提升自身能力。

3.抗压能力

问卷调查显示，32%的同学认为党政机关实习提升了他们的抗压能力。基层年轻干部在工作初期需适应从校园到政府的转变，面对繁杂的事务和压力在所难免。此时，抗压能力尤为重要。面对压力，不应抱怨或放弃，而应冷静思考，寻求解决方案。大学生需不断修炼内在素质，保持平稳心态，冷静应对复杂的基层环境，才能有效处理工作并与群众沟通。

4.专业能力与创造力

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中，53.8%认为在党政机关工作需具备良好的专业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民族复兴的关键。大学生作为后备生力军，理应利用在校时间提升专业技能，增强竞争力和工作能力。此外，创新能力同样重要，但必须基于实际需求，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具体问题，而非为创新而创新。要通过调研和考察，因地制宜，避免空谈或脱离实际的表面工程。

如前所述，由于党政机关实习岗位开放程度低且市场化竞聘难度大，高校成为连接实习学生与党政机关的桥梁，形成党政机关-高校-学生的实习工作机制。尽管也存在如“返家乡”社会实践等形式的公开招募，但出于公对公的信任、校地合作关系的建立及稳定的引才来源等考虑，党政机关-高校-学生机制仍是主要途径。

这一机制通常包括以下步骤：高校与地方达成合作意向，地方党政机关提交岗位表，高校组织实习计划招募学生，学生自主报名，高校与党政机关共同审核报名材料，地方选定心仪学生，入选学生在校地双重管理下实习，实习结束后提交总结材料。典型高校实习计划有清华大学的“清华学子地域行”、北京大学的“知行计划”、中国人民大学的“治国理政实岗锻炼”和“知行合一实岗营”。但经调研显示，该机制在实践中存在地位失衡、角色缺位和适配失灵等问题，导致其长期以非均衡状态运行。

（一）地位失衡

调研发现，在党政机关-高校-实习学生机制中，三方实际地位不平等。首先，党政机关主导地位突出：近年来，党政机关在就业市场中地位上升，实习岗位需求激增，导致“一岗难求”。佳木斯市人才工作中心负责人表示，“学子行·三江情”计划使佳木斯市从“人选岗”转变为“岗选人”。经济发达地区更为明显，某高校与东部省会城市合作的实习计划报录比已达3:1，许多学生需经历多轮报名才有实习机会。其次，学生处于弱势地位：学生在实习前往往不清楚具体工作内容和任务。许多党政机关在招募时不提供具体岗位信息，仅泛指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且岗位调整机制僵化，导致学生岗位匹配度和专业认同感低。党政机关实习招募有固定时间和批次，使得学生感到机会稀缺但无从适应。

（二）角色缺位

高校在党政机关-高校-实习学生机制中应发挥关键作用，但目前往往将自己仅理解为“为党政机关找人，为实习学生找岗”，未能充分履行作为深度合作者、监督管理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对党政机关而言，高校应保证实习生的质量。然而，部分高校因工作精力有限，只收集报名材料，而材料中的个人荣誉和成绩与党政机关的实际需求往往不符。许多高校在招募过程中不组织面试，导致实习生的素质考察停留在纸面上，缺乏综合评估。对实习学生来说，高校应提供支持。调查显示96.15%的学生认为学校应加强实习指导和管理。当实习生因岗位匹配度、工作强度或工作环境难以适应时，高校的关心和支持尤为重要。此外，虽然实习生对报酬期望不高，部分高校提供交通费用报销和实习用品等措施，有助于提高实习生的满意度。作为监督管理者，高校在党政机关缺乏管理权限时，应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处理恶意违约或工作表现差的实习生以及促进实习生与党政机关之间的有效沟通时。

（三）适配错位

组织高校学生赴党政机关实习，不仅有助于就业，还应重点培养和储备人才，实现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应用。调查显示：71.79%的大学生在选择实习单位时会优先考虑与专业的相关性，但仅57.7%的学生认为专业与实习岗位对口，74.36%的学生则认为实习中的主要问题是工作内容单一且重复。这种适配错位的原因复杂。在党政机关方面，岗位与专业知识的匹配度较低，导致即使专业对口，实习生仍难以在工作中获得专业认同感。实习生的专业知识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践中的具体做法难以理解。同时，党政机关由于资源有限，主要精力集中于核心业务，忽视了对实习生的培养。机关的特殊性质也使实习生难以接触核心业务，通常从事辅助性、边缘性的工作。在实习学生方面，学生通常缺乏自我选择岗位的权利，主流选择是服从调剂和分配。多数学生希望实习时间为1-3个月，但短时间内难以与团队成员磨合，影响合作默契，因此被排除在需要团队合作的任务之外。此外，较短的实习时间也与实习单位的预期不符，使得长期任务难以交由实习生完成。

党政机关-高校-实习学生的实习机制在实践中尚需改进，但仍是高校学生参与党政机关实习的主要途径，因其稳定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发挥着重要作用。

针对机制中存在的地位失衡、角色缺位和适配失灵问题，我们建议：党政机关应以更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对待实习生，提高招募透明度，增强实习生与单位的融合度，并注重长期培养和留住人才。高校则应建立“治国理政能力培养+实岗锻炼”的衔接机制，设立实习生后勤保障专责机制，充当实习生的“娘家人”，并与党政机关建立深度合作机制，赋予机关一定的实习质量裁量权，建立违约惩戒和实习质量积分机制，以提高实习生的质量。

四、大湾区港澳青年对新主旋律电影接受效果调研

调研以电影接受效果为探察重心，由粤港澳大湾区港澳青年文化认同现状为具体切入，采用深度访谈调查并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港澳青年对新主旋律电影的实际接受效果，并揭示内在缘由，从而在现实维度为新主旋律电影面向港澳青年进行更好有效传播提供制作策略镜鉴和优化办法。

青年是对外界信息和外界变化拥有敏锐感知和易受感染的群体。港澳青年通常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开放的社会心态，对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文艺作品具有积极态度.寄寓文化艺术作品面向港澳青年进行人文关怀和文化融合，既会是减轻和消抵群体戒备心理与文化隔阂，增强港澳青年的认同心理的有利举措，也将是助力港澳青年汇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体现。

据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数据，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为服务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即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以下简称珠三角九市）已相继出台百余部港澳青年来粤落地政策，并搭建配套设施。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统计数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三年间，港澳居民在粤参加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累计已达27.5万人次，目前实际在粤工作、生活港澳居民人数在20万左右.观念是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反映。群体观念变化的来源本质上是社会转型、结构调整、利益分配、关系重组导致的群体所处环境的变化。珠三角九市港澳青年在政策倾斜、事业发展、财税补贴、教育提升、文化包容、生活便捷方面得到“功能性”优待，对内地的好感度、赞赏度、信赖度等“归属性”评价也显著区别于港澳本土青年。香港广东青年总会、香港大学、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曾联合广东省青年联合会、明汇智库针对香港青年在珠三角九市的就业情况进行抽样调查及专题访问，受访者综合内地市场广阔、政策优越、资源齐全、产业多元、成本低廉、环境宜居、科创活跃等因素，有49%的受访者认为大湾区内地城市相比香港更具发展前景，有62%的受访者更愿意留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占比均为最大。而据南方都市报民调中心披露，在对621位在广东上学、就业、创业以及居住生活的港澳青年进行的粤港澳青年大湾区认同度调查中，91.63%受访者认同大湾区发展理念与成就，89.22%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大湾区经济发展成效“非常好”或“比较好”；86.31%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大湾区社会发展成效“非常好”或“比较好”。

基于此，考察大湾区港澳青年，尤其是珠三角九市港澳青年对内地新主旋律电影的接受效果，将具代表性和范本意义。

在调研对象上，调研首先了综合联合国（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和国际劳工组织）、国家统计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等组织或机构使用概念及提供数据。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7年4月13日印发并实施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调研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基本要求，结合我国青年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采用国家纲领性文件中对“青年群体”的描述进行界定，将“港澳青年”的范围确定为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永久身份并（曾）长期（七年及以上）生活在两地的 14—35 周岁人群（根据本调研实际调查时间，将出生年月范围确定在1988年1月1日-2009年1月1日间）。在调研过程中，调研人员还特别标注并分类观察了出生在香港回归前（198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订至1997年7月1日）与回归后（1997年7月1日以后）的香港青年，出生在澳门回归前（1987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订至1999年12月20日）与回归后（1999年12月20日以后）的澳门青年群体。

调研还参考两座城市的人口规模、身份比例，分别从受教育青年（中学教育、大学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社会青年（职业青年、自由职业青年）中抽取具体样本，组成代表调研对象。调研采集受访者性别、年龄、民族、户籍、学历、职业、所在城市及定居时间、惯用语言、出生时期等信息，在受访者的性别和户籍以等比例区分，男女、港澳各13名，回归后出生人口约占1/3，汉族人口约占4/5，以粤语、普通话为日常惯用语言的约占3/4。

为了从调研对象处获得尽可能详细和准确的信息，也为了保持一定的灵活性，调研者接受了一些有效的访谈技巧和措辞训练，避免因访问者的个人态度和口头表达，出现诱导性问题或选择式的判断性问题，避免针对某一问题发生辩论和争议，注意受访者的非语言信息，如肢体语言、神态表情和语气语调等，争取基于这些信息获得提供额外的洞察。同时，为便于聆听受访者发言，保证访谈效率，也为增进与受访者的亲近感，调研者还进行了一定的粤语训练。

调研根据近五年新主旋律电影在市场收益、社会反响、所获荣誉等方面的整体情况，选定了2017-2022年内10部新主旋律电影，形成具体电影案例。每部案例影片的最终票房都处于该片上映年度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的前列，案例影片的导演和演员整容也基本涵盖了近年最为主流和最具影响力的创作者。访谈开始前，调研人员为受访者介绍调研目的、调研方式、访谈流程及隐私保护事项。为保证调研的客观性，调研者为每位受访者随机抽取5部影片作为访谈案例，但不提前告知访谈内容，陪伴观影者数量最多不超过三位，避免受访者受到前期观影经验、主观判断或群体态度的干扰。为保证调研真实、顺利、高效开展，调研者要求受访者需在访谈开始前两周内将5部案例影片观看完毕，观看单部影片时长最多不超过三小时。

访谈过程中，调研人员围绕电影内容方面及制作方面进行深度访问，并重点关注受访者的心理接受。同时，为保证访谈质量，调研人员还提供观看影片的相关材料，为受访者提供案例影片的信息支撑，并根据受访者对已观看影片的观看情况，询问其对剩余未观看影片的整体态度。完成焦点访问后，调研人员还以半结构方式与受访者交流前期观看新主旋律电影的观影动机及接受效果。

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为港澳青年跨境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条件、时代机遇与广阔平台。近代历史上，粤港澳三地由于政治、外交、社会制度等方面原因，相互间文化交流受到一定阻碍，本是一脉相承、同根而生的地域文化由于缺乏沟通平台，交流机制阻隔，三地间文化认同表现出较大差异性。港澳地区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地位，港澳青年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的参与主体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审视、调查和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港澳青年对新主旋律电影接受效果，既是了解和掌握港澳青年心理认同的衡量要素，也是获取受众真实观影经验，提升新主旋律电影面向境外同胞和海外群体更好传播的有效方法。

调研发现，在观影行为上，受访者对于新主旋律电影的初次观影行为的发生依靠外界的主导、组织与维系，受访者主观上将观看新主旋律电影作为与内地群体进行交流交往的互动手段，自发观影、独自观影的频次较低，对于后继同题材电影的观影持续性不强。港澳青年的电影偏好普遍与内地不同，对于内地电影还具有接受距离。

同时，受访者对于新主旋律电影的接受效果受到家庭、个人、外界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与影响。港澳青年对于新主旋律电影所蕴含主流文化的认同其实主要源于对文化本身的默认。具有内地实际的生活经验或亲密关系来自内地的港澳青年，对于新主旋律电影总体上更易接受，接受效果更好。受访者普遍认为，如果电影在某些方面制作失当，会损伤对电影的信赖以及传递价值观的认同性，反之则会加强。

五、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赋能乡村振兴的现状与路径研究——基于对河南光山县的调研

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与产业振兴的路径依托与重要抓手。2022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汇聚各方人才的有效机制，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实施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光山县立足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和环境条件，通过引入高水平设计运营团队，逐渐探索出一条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基础、以“文化产业特派员”为抓手、政府引导支持与创意培育生长相结合的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这一制度的实施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本次研究成果能够为政府制定和优化相关政策提供理论参考，促进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推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调研成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可推广性，能够为其他地区探索适合本地的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路径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一）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实施分

1.遴选原则：

（1）专业能力突出

文化产业特派员应在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旅游规划、市场营销等相关领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要能掌握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八大重点领域的某种专业技能。

（2）热爱乡村沃土

文化产业特派员需要深入乡村，敬畏乡土，要与村民们一起生活、对话，要去体验乡村文化。这种体验不是一般的田野调研式的体验，而是将乡土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3）创新思维突出

文化产业特派员需要具备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能够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引入新的理念、技术和方法，探索适合乡村实际情况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2.保障措施

（1）政策支撑

创新体制机制：坚持县委书记、县长 “双挂帅” 制度，成立文产特派员项目建设指挥部，设立专职机构，对文产特派员团队开展统一对接、全程服务。制度支持：先后研究制定了《光山县 “文化产业特派员”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给予制度约束和政策保障，在安居、就医、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提供伴行服务：坚持周例会制度，县联合督查办每周形成《督查周报》，持续通报各项目进展情况。

（2）资金支持

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光山县建立了 “文产特派员” 专项扶持基金，为文化产业特派员项目提供优先的金融支持，确保项目有足够的资金启动和推进。以国有投资公司为依托：以3个县属国有投资公司为依托，推进实施 “投融建运”一体化。吸引社会资本投入：通过文化产业特派员的引入和项目的开展，吸引社会资本对光山文化产业的关注和投入。

3.工作机制

（1）享有的权利

文化产业特派员有权获得光山县政府及相关部门为其开展工作提供的必要办公场所、设备及后勤保障，确保能够顺利开展文化产业项目的策划与实施。

（2）工作内容与职责

文化资源挖掘：文化产业特派员需要深入光山县乡村进行实地考察，全面了解当地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民俗风情、传统技艺等文化资源文化创意设计：文化产业特派员需要根据光山县的文化资源特点和市场需求，制定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的文化创意策划方案。品牌推广与营销：文化产业特派员需有能力制定文化产业品牌推广策略，提升光山县文化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助推人才培养：文化产业特派员并不会留在当地，所以需要“把乡村还给乡村”，落实在地业态，注重培养当地的文化产业人才。

4.考核评估机制

针对文产特派员团队，由县委宣传部牵头，将平时业绩与年度考核相结合，根据不同考核等次给予政策和资金激励；针对牵头单位和工作专班，根据所负责的项目进度完成情况，记入单位和个人工作实绩表，年终兑现奖惩。

（二）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

1.产业融合发展，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文化产业特派员在推动乡村产业深度融合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以文化创意赋能传统产业，打破传统产业界限，促进不同产业之间的有机结合，推动一二三产业的同步发展、融合发展和协调发展。

2.汇聚建设力量，赋能乡村人才振兴

文化产业特派员自身就是专业人才的代表；其次，特派员先前积累的工作经验与人脉资源，吸引了更多的外部人才关注乡村。同时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的实施吸引人才返乡、促进本土人才培养。乡村文化产业以乡村文化为引领，对于外出人才具有记住“乡愁”功能，维系情感意义重大，因此发展文化产业有助于吸引人才返乡。

3.文化传承创新，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文化产业特派员既是乡村文化的挖掘者与守护者，也是乡村文化的创新者与传播者。他们将现代文化元素与乡村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和市场价值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推动优秀文化的传播。

4.建设美丽乡村，赋能乡村生态振兴

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的实施助力乡村生态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推动乡村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提升。文化产业作为智力型、清洁型、增值型产业,集绿色发展、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于一体,以文化资源为生产资料,具有较强的生态改善功能,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能够为乡村高质量发展赋能。

5.构建治理新格局，赋能乡村组织振兴

文化产业特派员积极与乡村基层党组织合作，帮助党组织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此外，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的实施具有吸纳文化社会组织的作用。

（三）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赋能乡村振兴的经验总结

1.挖掘乡村特色资源，打造地方文化品牌

“每一个村庄都是中国第一村和世界唯一村”。发展乡村文化产业，要植根本地特色，打破千篇一律的状态，打造专属于地区的文化品牌。通过对乡村特色资源的深入挖掘和创新利用，运营在地业态品牌，打造消费亮点。

2.创新运行机制体制，强化政策制度保障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文化产业项目，通过政府引导、企业投资、村民入股等多种方式，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其次，构建协同合作机制，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3.吸引人才资源集聚，培养在地运营人才

乡村振兴，人才关键。在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要积极吸引各类人才资源向乡村汇聚，注重培养在地运营人才。

4.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带动村民同行共富

激发内生动力需要人自身主体性的认识，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首先，要唤醒村民的主体意识，改变村民的传统观念，通过宣传教育、培训引导等方式，让村民认识到自己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真正做到“把乡村还给乡村”

（一）文化资源挖掘与利用不足

1.文化资源单一

在乡村地区，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其单一性。这种单一性不仅体现在文化类型的局限上，还表现在文化表达形式的同质化上。这不仅限制了乡村文化产业的吸引力，也影响了其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削弱了乡村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也限制了其在市场上的发展空间。

2.文化资源挖掘不深

除了单一性外，乡村地区在文化资源挖掘方面还普遍存在深度不足的问题。乡村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这些资源往往被埋藏在历史发展的尘埃中，未能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这种挖掘不深的现象，不仅导致了文化资源的浪费，也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

（二）专业人才与团队建设滞后

1.专业人才匮乏

在农村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往往离不开人才支持，但农村地区往往人才短缺。这不仅制约了乡村文化产业的创新与提升，也直接影响了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利用。以余粮乡创为例，其负责人崔红梅在初期虽然凭借个人的信心和热情，积极投身于乡村文化产业的建设中，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她深刻体会到了专业人才不足所带来的困境。专业人才的匮乏不仅体现在崔红梅这样的个体身上，更是整个乡村地区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这导致了在文化产业项目的策划、执行和管理过程中，往往缺乏科学的方法和系统的思维，使得项目进展缓慢，效果不佳。

2. 团队建设不完善

特派员团队与当地村民之间的合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由于双方在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工作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往往难以形成有效的沟通和协作，导致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信息不对称、执行不力等问题。其次，在对特派员团队的支持和保障方面依然有待提高。

（三）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薄弱

1.基础设施不完善

在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中，乡村自身基础设施的薄弱成为了制约其进一步壮大的关键因素。首先，交通不便成为制约游客流量的首要问题。许多潜在游客在规划行程时往往因交通不便而望而却步，这不仅限制了文化产品的直接销售，也影响了乡村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此外，通讯设施的落后也影响了信息的传播效率，使得乡村的文化资源和特色产品难以被外界广泛知晓和认可。

2. 配套服务不足

以余粮乡创为例，尽管其在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推广乡村文化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营销、金融等配套服务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在营销方面，缺乏专业的营销团队和多元化的营销渠道，导致文化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难以提升，影响了其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在金融服务方面，乡村地区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四）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不

1. 政策支持不够系统

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道路上，政策支持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驱动力。然而，当前政府对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却显得不够系统和完善。尽管相关政策散见于三产融合、乡村旅游、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的文件中，但缺乏一个专门针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系统性政策体系。

2.资金保障不足

乡村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自身“造血”能力有限，资金短缺成为制约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尽管政府和社会各界在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方面投入了一定的资金，但相对于庞大的资金需求而言，这些资金仍然是杯水车薪。加之乡村地区融资渠道有限，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空白，导致农村文化事业难以有效盘活。

（五）市场开发与品牌建设滞后

1.市场开发不足

在余粮乡创及类似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案例中，存在着市场化不足的问题。尽管乡村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文化底蕴，但这些资源的商业价值往往未能被充分挖掘和利用。同时，由于市场信息的闭塞和不对称，乡村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导致供需双方的信息错位，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开发不足的问题。

2.品牌建设滞后

品牌是产品形象的集中体现，是产品进入市场的重要敲门砖。然而，在乡村文化产业中，品牌建设往往滞后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一方面，乡村文化产业的品牌意识普遍较弱，许多生产者和经营者缺乏品牌建设的理念和经验。另一方面，品牌建设的周期较长，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而乡村地区往往面临着资金短缺、人才匮乏等问题，难以支撑起品牌建设的各项需求。

（一）深化文化资源挖掘与利用

在推进乡村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过程中，首要任务是拓宽视野，实现文化资源的多元化开发。此外，还应创新文化表达形式。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技术，为传统文化资源赋予新的生命力。同时，鼓励跨界合作，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设计、时尚潮流之中，创造出既具文化底蕴又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创产品。文化资源的挖掘不应仅停留于表面，而应深入挖掘其内在价值，揭示其独特的历史脉络、地域特色和文化精神。加强与高校、研究机构等外部力量的合作，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引入专业团队对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其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此外，还应注重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平衡好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之间的关系，确保文化资源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得到有效维护。

（二）加强专业人才与团队建设

面对乡村文化产业专业人才短缺的现状，实施精准引才与本土育才相结合的策略至关重要。在人才引进上，文化产业特派员需充当桥梁与纽带，精准对接乡村发展需求与人才资源市场，制定具有吸引力的引才政策。在本土人才培养方面，注重构建系统化的培训体系。邀请行业专家、学者及成功企业家进行授课和指导，提升本土人才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一个高效协同的团队是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文化产业特派员应致力于构建以共同目标为导向、优势互补、沟通顺畅的团队合作机制。首先，强化特派员团队与村民之间的深度融合，形成文化共识和行动合力。同时，建立健全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激发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此外，注重团队文化的建设，倡导创新、协作、奉献的团队精神，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

（三）提升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

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乡村文化产业腾飞的先决条件之一。文化产业特派员需深入调研，精准施策，助力乡村地区全面升级基础设施网络。交通方面，加快主干道及支线道路的硬化、拓宽与美化，增设公共交通设施。同时，积极引入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化交通流量，提高通行效率。通讯设施方面，加强光纤宽带、5G网络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乡村地区高速网络全覆盖，为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配套服务的完善是提升乡村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在营销服务方面，文化产业特派员应携手专业营销机构，制定差异化营销策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工具，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同时，政府应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如设立专项扶持基金、提供低息贷款等，降低文化产业项目的融资成本。此外，还应加强乡村旅游服务体系建设，包括住宿、餐饮、娱乐等各个环节。

（四）强化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

在乡村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构建一个系统、全面且协调的政策支持体系极为重要。首先，需要从国家层面出发，制定一部综合性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明确发展目标、战略定位、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在政策的执行与落地方面，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政策落实机制。此外，还应加强跨部门协作，打破部门壁垒，形成政策合力。通过建立由多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文化产业项目在发展中遇到的政策问题，确保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和协同配合。一直以来，资金短缺是制约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首先，需要从拓宽融资渠道和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两个方面入手。在拓宽融资渠道方面，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创新融资模式；在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方面，需要建立健全资金监管机制，包括完善资金管理制度，明确资金使用的范围、标准和程序，建立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对资金使用效果进行定期评估；以及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等，防止资金挪用、浪费等现象的发生。

（五）深耕市场开发与品牌建设

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应着重于深化市场挖掘，拓宽销售渠道，以激活乡村文化市场。首先，特派员需组织专业团队对乡村的自然资源、文化底蕴及农产品进行深入调研，挖掘其独特商业价值，制定差异化的市场推广策略。其次，构建多元化的销售渠道。特派员应推动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网络，打破地域限制，将乡村文化产品推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此外，建立市场信息反馈机制。特派员需搭建起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定期收集市场反馈，分析消费者需求变化，为生产者提供精准的市场指导。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应聚焦于树立品牌意识，强化品牌建设，以打造具有地方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乡村文化品牌矩阵。首先，特派员需加强对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品牌培训，普及品牌建设的理念和知识，提升其品牌意识和品牌管理能力。其次，制定系统的品牌建设计划。特派员应协助乡村文化产业主体明确品牌定位，提炼品牌核心价值，设计统一的品牌形象和标识系统。同时，注重品牌故事的挖掘和传播，通过文化故事、情感链接等方式增强品牌的情感共鸣和认同感。最后，加大品牌宣传和推广力度。特派员应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资源，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乡村文化品牌进行广泛宣传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