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棱镜
一、本格派围棋集大成者。
常昊1976年11月7日出生于上海，6岁学棋，8岁进上海队，10岁入选国家少年集训队。可以看出，在常昊学棋起步的1982-1986年，正是日本围棋的巅峰时代。当时的中国棋手，无论自身棋风如何，对于定式、布局、棋形、子效的认识和判断上，都深受日本围棋的影响。
作为完全学习最先进的日本围棋成长起来的常昊，他的围棋也明显带有日本本格派的风格。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基本功扎实，布局大局观出色，讲究棋形，官子比较细腻，又结合了中国棋手中盘力量强特点的常昊，才是日本本格派围棋的集大成者。
但是，兼容中日围棋优点成长起来的常昊，技术上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中日围棋的缺陷。在棋形上，受日本围棋影响，有时会拘泥于棋形的美感、结构，会忽略棋形的破绽，并且不自觉地回避“难看但实用”的下法；同时，虽然常昊的官子已经很出色，但还是受到中国棋坛普遍不太研究官子次序的影响，将优势导入胜势时会出现漏洞。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官子好的棋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风格。第一种是强调官子的大小和次序，通过排列组合，找出“安全运转”的必胜路径，代表棋手是小林光一。第二种则是强调发现隐藏的官子手段，利用鬼手，关键时刻占一两目便宜，代表棋手是马晓春。
李昌镐的出现，实现了两种官子风格的合流，在官子技术上形成了“天堑”般的优势。而且，大神虽然不是力战派棋手，但出身于擅长乱战的韩国，不会拘泥棋形，下法非常的实战，什么棋都能下，在实地和厚势之间的转身也很灵活，并且特别擅长讲优势运转到终局。
两相比较，常昊的棋风和李昌镐近似，但在官子技术和对棋形、子效的理解上存在差距，这也让常昊尤其找不到战胜李昌镐的办法。
并且，当时中国棋手整体成绩不佳，给常昊带来了很多场外的压力，生涯前六次世界大赛决赛都失利，确实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常昊本人。
同时，当时中国经济实力落后，主办的世界大赛很少，也让中国棋手在参加世界大赛的人次上受了很大影响。相比之下，韩国几位天王职业生涯几乎没有缺席过任何大赛，在参赛次数和比赛经验上，也明显压了中国顶尖棋手们一头。
然而，也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常昊的实力并不想一些人想象的，仅次于李昌镐。在世界大赛中，除了韩国几位天王，常昊对日本的代表棋手赵治勋、小林光一、依田纪基、小林觉都不占优势。在对同年龄段的“平成四天王”中，虽然压制其他三位，但对山下敬吾也是处在下风。
所以，常昊没有在世界大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并不全然是由于受制于大神的压制，自身的实力也有不足。
二、终结擂台赛的“杀手”。
相比个人赛事长期的不尽如人意，常昊在擂台赛上的表现倒是比较优异。并且，常昊比较“狠”的是，其他棋手在擂台赛里终结的是对手，而常主席则终结了中日、中韩擂台赛本身。
其实，常昊并不擅长快棋的棋手，职业生涯中只拿到过一次亚洲杯的参赛资格。但是，在相对快棋的农心杯里，常昊11胜8负，是那个年代少数“赚钱”的中国棋手。
而且，中韩擂台赛和农心杯，都是在中国围棋被韩国压制的时期，难得的鼓舞人心的胜利，就凭这一点，也是值得写进围棋历史的。
三、围棋行业发展领军人。
2010年第2届BC卡杯决赛，常昊0比3输给李世石，这是他最后一次打进世界大赛决赛。从内容看，这三盘常昊在中盘算路上明显不如李赛豆，输得都比较脆。也是在这一年，34岁的常昊战绩明显下滑，很快离开了一线。
如今，常昊已经成为了中国围棋协会的主席。在经历了三年的疫情和一任外行领导后，今年国内围棋比赛开始回到了正轨。
从近期看，常昊既有非常亲民的办赛态度，能够主动调整围甲比赛时间，方便更多棋迷看棋，自己还多次亲自下场直播间，毫无架子地和棋友互动，与战鹰、古力的“新299”工作室的直播，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协会的诚意度和亲切感，有这样的态度和尝试，相信常昊可以做好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围棋发展的领军人。
但是，常昊也面对着非常多的挑战。一方面，围棋学习和欣赏的门槛比较高，对于吸引更多关注来说，并不是很友好，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更容易被电竞游戏吸引。如何保护和利用好战鹰、柯洁这些有影响力的棋手，扩大围棋人口，是对常主席的很大考验。
另一方面，作为小众项目，围棋的商业化也一直是个难题，国内的围棋比赛，要么是与政府合作，要么就是靠热爱围棋的企业家的奉献。怎么能让围棋在一定程度上具备造血功能，能够更多地回馈赞助者，就更是中日韩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