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毛泽东并未立即明确提出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国周边环境的急剧变化，国家安全形势变得日益严峻，这种四面楚歌的紧迫局面，是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做好应对突发事变的充分准备。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深思熟虑后，提出了利用“诱敌深入”的策略，以期在可能爆发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中取得胜利。1965年，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明确指出：“诱敌深入，方为上策。”此后，“诱敌深入”逐渐成为解放军作战的重要指导思想。
进入70年代后期，“诱敌深入”与“积极防御”相结合，共同构成了统揽全局的军事战略方针。然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军队内部对于“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理解存在分歧。1976年12月，军事科学院第一政治委员粟裕向军委提出了这一问题，指出对于“积极防御”缺乏统一正确的理解。
为了统一思想，1977年12月，中央军委明确将军事战略方针调整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然而，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我国安全环境的变化，邓小平在1980年10月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他指出，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应坚持“积极防御”四个字作为战略方针。
邓小平的这一观点，基于他对世界大势和我国周围环境的深入分析。他认为，中美关系、中苏关系都已发生积极变化，中国面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局部战争成为当代战争的主要样式和对我国安全的主要现实威胁。因此，他主张将军事斗争准备的立足点从应付全面战争转向打赢局部战争。
在1985年5、6月份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并基于中苏关系的积极变化，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战争是有可能的。他的一锤定音，为军事战略方针的讨论作了结论，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从此重新明确为“积极防御”四个字。
1988年12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这一表述正式被启用。在邓小平领导和参与领导中央军委工作期间，他全面恢复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优良传统和有效制度，提出并确立了中国特色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原则，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他还恢复了许多有效的规章制度，并制定了一些新的规章制度，使国防和军队建设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