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画印四绝的,十竹斋书画谱

文化   2024-09-09 14:01   江苏  





























十竹斋,因其主人寄居金陵鸡笼山侧,庭院中种翠竹十余竿,由此得名。
在敝帚自珍,孤高幽静中,诞生出晚明出版业集艺术出版大成之作,如郑振铎所言的“实臻彩色版画最精至美之境,已跻彩色版画至高之界”的胡正言等人的书画臻品。
今天,我要给你介绍的,就是胡正言历时15年,从传统文人情操、人文艺术角度出发编纂出版的,将诗、书、画、印融为一炉,极具中国画民族特色佳作,在世界艺术史、出版业中深刻影响了日本浮世绘,堪称中国艺术印刷技术的新高峰——《十竹斋书画谱》。
《十竹斋书画谱》,全帙分书画、竹、墨华、石、翎毛、梅、兰、果8种画谱,共16册,画面精美,一图一文,共计356幅,在当时被赞誉为“画苑之白眉,绘林之赤帜”。

古代套色版画的亮相,往往归功于明刻《萝轩变古笺谱》,但在版画史上,影响却往往是刊刻于1633年的《十竹斋书画谱》更加为人称道。

该谱所运用的版彩色套印技术将中国古代版画画谱推向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它用“饾版”法印成。此法可以说是中国印刷技术上的一个新高峰,对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十竹斋书画谱》等版画外传后,尤其是在日本,更影响了其闻名世界的“浮世绘”创作。中日学者一致认为,日本版画浮世绘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画谱的影响。

本版《十竹斋书画谱》开本大小与原版一致,在凭借底本独特优势的基础上,用现代技术精心修图、印制,使传统经典艺术和现代技术完美融合,是书画爱好者、研究者以及收藏者们不可多得的珍品。
《十竹斋书画谱》是非常古老的中国画谱,可用以中国传统艺术经典的赏析、研究。其画面清晰明晓,可以作为国画绘画技法基础入门教材使用。
鸿篇巨著,如何成书?


《十竹斋书画谱》是一部中国版刻艺术的划时代的精美书画集,它融会中国诗、书、画、印为一体,是具有中国画民族特点的佳作。它较晚成书,开刻却比天启六年开刻的《萝轩变古笺谱》早七年,更比他另一部巨制清顺治元年开刻的《十竹斋笺谱》早二十五年。
郑振铎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中国版画史序例》中盛赞:“十竹斋所刊画谱、笺谱,纤妙精雅,旷古无伦,实臻彩色版画最精至美之境,已跻彩色版画至高之界。”

如此巨著,从何而来?

万历四十五年,李登《题十竹斋画册小引》;

万历四十七年,程胜为《十竹斋书画谱》题诗。

这说明胡正言万历四十五年以前就已开始编辑《十竹斋书画谱》,并且《书画册》已成书。

天启二年,林古度为《竹谱》题《喜霁》诗;
天启四年,胡正言、杨文骢分别为《梅花谱》题诗,以后每隔两年左右续刊另一谱至崇祯六年(1633)第八谱《果谱》止,历时十五年左右全谱刊成。
令人心动的是,本版《十竹斋书画谱》所依据的底本,是明崇祯六年,南京胡氏十竹斋彩色套印本。

这一版本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保存完好,色彩如初,充分展现了明代彩色套印技术的精湛与卓越。

技术创新,气韵生动


《十竹斋书画谱》运用“饾版”“拱花”之法,使雕版印刷技术更臻完善,开创了彩色印刷技术之先河。用“饾版”和“拱花”之法印出的《十竹斋书画谱》极尽造化之神功。
饾版是木板水印中的一种,出现于明代末年,是在木刻画彩色套印基础上发展的一种套印技术。根据彩色画稿的设色要求,分别勾摹,雕刻成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的小木板,然后胶着于固定位置,用水墨、颜料逐色由浅入深依次套印或叠印。印品画面的色彩、层次和韵味,几与原作无异。因印版琐碎堆砌,有如五色小饼的饾饤累积盆中,故称“饾版”。

这种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能随心所欲地调节色彩,印出的画面,其浓淡深浅、阴阳向背都能恰到好处地呈现出来,能达到几乎与原作无异的地步,绘、刻、印达到了完美结合,艺术效果极高。

印本所印的花卉、蔬果色彩艳丽,清翠盎然;草虫、禽鸟网翼脉络清晰,栩栩如生;雨后柳枝流晞,风前荷露欲滴;花之情、竹之姿、禽虫飞蠕之态、奇石云烟之气,皆展册淋漓,跃然纸上。

这种技法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十竹斋书画谱》的发明——“拱花”和“饾版”传入日本时,日本的浮世绘正处于发展阶段,饾版、拱花技术,扩大了江户和大阪的浮世绘工匠们的眼界,浮士绘版画中“留空套印”的技巧,明显地受到了《十竹斋笺谱》“拱花”的影响。

黍离之悲,发愤著书


胡正言(1584-1674),字曰从,号十竹主人别称默庵老人,室名此君轩、蒂古堂、十竹斋。徽州休宁县文昌坊人,世代业医,理学传家。

少治六书,博通经史,精古文字学,善书工画,精于篆刻。初为郎中,弱冠前随兄正心由休宁始迁六安县望江湾,寻迁霍山县。万历三十年前后定居金陵鸡笼山侧北极阁下,构十竹斋从事图书出版。

万历朝为国子监上舍生,崇祯朝授翰林院职,未赴而京师陷;南明弘光朝授武英殿中书舍人,辞不受,旋隐居十竹斋三十年,专心篆刻、自辑印谱和图书编刊。年九十一,无疾而逝。

温睿临的纪传体南明史《南疆逸史》,其中《胡正言传》记载,胡正言入清后,“屏居一楼,足不履地者三十年”,温睿临将胡氏归为“隐遁类”。
“隐遁”,顾名思义为避世之隐士,即隐居不仕的人。因胡正言较为复杂的身份,人们往往将他归为出版家、彩色印刷术的奠基者、文人篆刻家。而这一身份并不是他所期望的,他政治理想的破灭才使得他的才华与精力转移到出版上。

明中叶山越文化为根基的徽商,形成了“贾而好儒”的风气,并在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普遍“重教兴学”,故徽州地区历来文风昌盛。有了经济方面的优势,徽商资助办学,培养了大批文化精英,并通过侨寓、移居、游学、入仕等途径将徽州文化传播各地。
胡家作为当地大族,胡正言理所当然地对于自己的未来有所希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当他收到京师传来的仕途喜讯,与之同来的却是家国的失落,儒家精神的失落。

梅的孤傲,羽的灵动,果的生趣,构成的似乎是清幽无争的生活;实际上,凝聚神思,勾连起百年前的书画,力透纸背的是失去故国、“黍离之悲”的不甘和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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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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