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四川向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曾说：“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从这句话中，我们足以看到四川在天下局势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这么一个重要的地区，其地方政权却少有能走出四川，做到顾祖禹所说的“争衡天下”，汉高祖起兵于汉中，算是“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他对于四川的战略意义的认识以及对出路的探索是古今来四川政权里唯一成功的。这让我们不禁思考，为何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出不了统一全国的政权，其得天独厚的地势条件究竟是拒敌的屏障还是困兽的牢笼？
上图_ 《读史方舆纪要》是清朝初年顾祖禹所撰，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
四川充裕的物资条件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其物资条件之充盈，为其地方割据政权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在物资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蜀地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盐产量、金属产量都相当良好。
蜀地自古交通不便，与外地相隔绝，这也导致了蜀地内部的一个现象，即经济体系完备，这就导致了四川产业的发达以及内部循环的出现。在相对而言面积不大的四川盆地中，借助不断的经济循环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富裕程度也高于别的地区。
从其根本上讲，蜀地稳定高产的农业产品为这个经济内循环提供了基本的产品，蜀地之富裕因此流于后世。顾祖禹曾说：“稱蜀川土沃民殷，貨貝充溢，自秦、漢以來迄於南宋賦稅皆爲天下最。”在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土沃”和“民殷”这对形容词，这就体现了蜀地的农业生产的发达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之高。“货贝充盈”和“赋税皆为天下之最”则体现了蜀地经济之发达远超他地。
上图_ 《天工开物》中的四川井盐生产图
在四川的物资中，井盐可以说是极具特色而又极为重要的产物。所谓“地多鹽井”，便是说蜀地的盐井为其盐的产出提供了重要的生产基础。书中提到：“唐之盛時，邛、眉、嘉有鹽井十五，屬西川；梓、遂、綿、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田四百六十，屬東川。”就体现了盐井在蜀地分布广泛和数量之多。
除了盐业之外，四川的金属矿藏也十分丰富。“朱提出銀，嚴道、邛都出銅，武陽、南安、臨邛、江陽皆出鐡”中我们可以看到银、铜、铁等主要金属四川皆有产出，这意味着四川地方政权不需要与其他政权进行大规模的盐铁交换，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四川经济的独立性和封闭性。
四川经济的独立性和封闭性是四川地方割据政权产生的经济条件，他们在经济上不依赖其他地区而可以依赖自身资源优势建立起完备的经济体系。
上图_ 四川蒲江县铁牛村遗址汉代积铁块
四川文化的封闭性
除了一系列客观条件外，四川文化固有的封闭性也为四川地方割据政权的产生提供帮助。
从四川的地理条件中，我们可以轻易得知，四川人与外部的交流是不太频繁的，这种交流的不频繁不是体现在上层执政者的交流上，而是体现在平民阶层的文化交流中。蜀道难，但对于传达皇命的使者而言并不算难，其真正阻拦的，是大规模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的缺失带来的结果就是蜀地平民对于中央政府和国家的认同其实不高，这就意味着当蜀地割据政权趁乱起兵之时，四川人民缺乏一种维护正统的主动性。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四川地方割据政权往往不需太费力于塑造政权认同，哪怕是有，也是多溯及蜀地上古政权，如鱼凫等，这就为其巩固统治减少阻碍。
上图_ 西南地区地形
四川的天然屏障
四川是一个大盆地，其四周南为云贵高原，西为青藏高原，东面仅有江道间峡口，北面出入蜀道向来凶险，可以说四川地势条件之优越，只需要控制关口便可自守。
然而，四川的天然屏障虽然为其地方割据政权的存续提供便利，却也限制了其发展。所谓“東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漢中。”这一句话便向我们解释了四川的两方向。
上图_ 清 四川全图
一是东南，我们往往认为蜀地政权顺江而下取江南十分轻易，然而，这一现象并没有出现在蜀地政权中，而是频繁表现在的北方政权的统一过程中。这说明顺江而下首先需要的是强大的水军，而蜀地虽处上游且木材良多，但其湖泽不多，故识水者少，其江河狭窄平缓，故凶险不足。与浩荡长江的下游流域比起来，他们缺乏建设水军的天然条件。
另外，顺流而下也需要蜀汉政权对于隘口的掌握力度大，而在实际中，由于兵力相对不足，隘口的争夺未必能稳压荆楚势力。这两方面的原因造就了一个尴尬的现象：有江而不得用，徒有上游之优势而无利用之能力。
上图_ 汉高祖 刘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
二是北方，对于关中的争夺可以说是蜀地政权的追求。汉高祖据汉中与蜀地，一内一外相携同，兼具后方的稳固性和前线的开放性，既能退守，也能扩张。可以说占据关中，蜀地政权才能争衡天下。然而，蜀地政权在关中面临着诸多难题。
首先出兵，蜀道是凶险之地，长于防守，对蜀地是如此，对汉中也是如此，故蜀地政权出蜀之难度不亚于中原政权入蜀。我们可以从诸葛亮的六出祁山看到，一个蜀地政权对于问鼎中原的追求，首先要通过开辟前线来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讲，汉中颇有现代战争登陆战中“滩头”之意义。
其次运输，蜀道狭窄凶险，运输效率低，蜀兵在外补给不足，其在汉中的占领也自然难以长久。
最后是蜀地政权内部的保守意见，出兵汉中必然给蜀地政权带来巨大消耗，甚至有可能引发动荡，危及统治，出于稳定和固守的原因，强大的保守势力往往反对向外扩张。
上图_ 前蜀 后蜀
然而，顾祖禹在书中先后提到“固守而亡”和“战守不相离也”，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算少数，除了蜀汉这一有着进取和政治追求的政权之外，其余政权大多抱着固守的心态，公孙述便是其中代表。其下荆邯曾说：“宜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望風而靡，令延岑，上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然而公孙述不用，遂为岑彭、吴汉所败，此为坐守之前鉴。
由此可见，四川的天然屏障在其政权的稳固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限制了四川政权的对外扩张，不知不觉中滋养着其统治者的保守心理，最终在天下大势已定之时无力抵抗，拱手投降。关于天然屏障的作用的评价，应该从过往单一的角度中走出来，看到其的消极作用。
上图_ 魏灭蜀形势
我们在评价蜀地政权时往往认为其抵抗顽强方能延续长久，其实不然，孟昶的“十四万人齐解甲”并非个例，蜀地政权投降也是常态，如公孙述般抵抗的政权已经稀有，更不用说蜀汉这样勇于向外扩张的政权了。武侯之言曰“王业不偏安”也。然而多少蜀地政权之主满足于偏安，不敢，以至于最终不能挑战甚至抵抗中原政权。
在混乱时期，四川的割据可以说是必然的，而根据过往的历史来看，四川地方政权的最终消亡，也可以说是必然的，无关于什么地形、资源、人力，只是缺乏走出屏障的勇气而已，自以为依靠天险终将走向灭亡，所谓水无常形，兵无常势是也。
参考资料：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M]. 中华书局. 200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