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原副市长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
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
时值《新时代硬道理：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新书发布之际，《马洪智库大视野》编辑部围绕广东高质量发展、城市群的发展与分工等问题采访该书第一作者、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教授，现将采访实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编辑部：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为什么是广东？您认为广东省在新时代背景下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这本书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唐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案例研究，这本书主要探讨了广东省、各个城市、大学与企业对高质量发展的探索。过去4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策略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这一策略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中国制造代表了大规模和低成本生产，因而具有充分市场价格优势。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依赖低成本的模式不再可持续。经历了四十年高速成长，广东逐渐成长为经济发达地区，人均GDP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走向高质量创新增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广东要按照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要求，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成长为全球科技创新的引擎，这一转变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广东的转型故事，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一个缩影。从沿海落后的省份，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历经济起飞和四十年快速增长，经济财富大大增加，形成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率先完成从模仿性创新到自主创新，从跟跑到并跑及部分领跑的战略转变是广东新时期的新担当和新使命。在2023年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指出：“广东人口数量多、资源约束紧，提高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的任务重，不可能继续拼土地、拼价格、拼劳动力。唯有通过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才能奔向发展的新蓝海。”可见，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下的最优解，培育新质生产力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广东人民出版社从这样一个战略高度出发，与我、郭万达和方煜三人讨论，从广东的实践出发，挖掘广州、深圳及各地市高质量发展的鲜活经验，讲好广东探索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故事，是我们作为经济研究者不容推辞的责任。同时，以广东实践为基础，讲出广东人、广东企业和广东城市的艰难探索，聚焦和总结火热的广东实践的意义还在于，广东的实践是中国的，中国的实践是世界的。这也是本书的由来。编辑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于广东省乃至整个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唐杰：粤港澳大湾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湾区，它是一个从内核走向大海的开放地带所构成的一个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涵盖了多个关键领域，主要可分为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两大板块。在空间规划方面，大湾区的构建强调了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大湾区的核心理念在于其自然形态，即在海湾区域形成的城市群。虽然粤港澳大湾区与典型的湾区在地理形态上存在差异，但这一区域被视为向海开放的地带，其内核部分与周边地区共同构成了一个多中心城市而非单一中心城市的城市群，这也是其重要特征之一。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发挥极点带动作用，高铁、公路、跨海大桥等快速交通网络与港口群、机场群，构建区域经济发展轴带，形成市际高效连接的网络化空间格局。
大湾区规划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产业的合理布局。产业不会被行政辖区所限制，是由市场来划分的。适宜的产业留下，不适宜的向周边地区转移。如果产业不能有效转移，那么它们与这个区域的联系就会减弱甚至无法产生联系。在探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突出任务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的主要特征是城市间的竞争，每个城市都在加快发展上展开竞争。然而，近年来，这种竞争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城市间的竞争可能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深圳比较早地提出走湾区发展的道路，主要是解决优势产业集聚和动态扩散问题。深圳的行政辖区2千平方公里，需要有进有出，需要产业不断向高成本高收益的高端聚集，中低成本的中低端产业要向周边扩散。这就是城市群经济，也就是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关系，众多城市分工合作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发展。而广东省在落实大湾区“9+2”发展规划时，提出了更加细化深入的“核带区”战略，即珠三角九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要引领创新，沿海地区要发展大规模工业制造，而北部山区则要保持绿色发展，同时推动创新性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由此，广东把城市间竞争的“抢椅子”转变为“分椅子”。“一核、一带、一区”融合的发展战略聚焦于打破我输你赢的零和游戏，实现不同城市的各得其所。经济城市被不断放大，行政界线变得模糊起来，例如深圳和东莞演绎为超大经济城市、广州和佛山则是两市同城化。在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各个城市基于资源禀赋、发展条件，实现产业的合理配置，实现穿透城市行政边界的产业集群和创新网络，拆掉横亘在城市之间显性和隐形的“墙”，填平阻碍产业在城市之间“沟”，推动城市间无界生长、均衡发展，这是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内容，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编辑部：《新时代硬道理》这本书的第一编就提到城市群是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载体？广东的城市群是怎样的形态？
唐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和“一核一带一区”战略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对城市发展的认识。2023年12月，广东省政府发布《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五大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以大城市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从而推进广东区域协调发展。五大都市圈的规划，使得城市之间产业集群的形成更具支撑力，城市之间基于市场的分工，磨合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要素，促使产业集群更具支撑。城市群的概念强调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形成一个整体的发展体系。城市群中的城市规模有差别，采取固定化方法看待城市肯定是错误的，所有的城市都有机会成长为大都市，但永远会有大中小城市的划分。在分析城市群时，我们可以从三方面进行解构：中心城市、周边城市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第一，城市群与单一城市的关系类似自行车的轮辐，一根根的辐条以车轴为中心，以自身的张力共同支撑起了车轮。一旦辐条松动或折断，车轮将无法运转。只有一座或两座城市强大，是不足以支撑城市群成长为充满活力和有竞争力的城市群。第二，城市群由层层叠叠的城市构成，核心大城市之所以能首屈一指而不是一枝独秀，离不开众多繁荣发达的中小城市做绿叶，使核心大城市能够接地气、不断开出红花来。第三，城市群的层级分工则类似于折叠伞。折叠伞的中心好比核心大城市，由其支撑向下传导到可折叠的节点，这些节点由伞骨联结撑起了伞。这些可折叠的伞骨的节点类似城市群的副中心，承接来自核心大城市的优势经济活动和向外扩散的产业技术，再进一步带动城市群边缘的小城市。这种结构在大湾区的规划中得到了体现，如广州、佛山、东莞、珠海、江门、阳江等城市，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发展格局。具体来说，深圳的早期知识来源具有明显的外源性特征，而非内生性。深圳与东莞的比较揭示了这一点，与佛山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佛山代表了典型的内源型增长模式，它依托于传统产业的深耕细作，逐渐扩展至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例如，佛山在白色家电领域的技术掌握，几乎涵盖了所有相关技术，使其在全球专利申请中名列前茅，甚至超过了知名企业如美的集团。中山与佛山的比较则展示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山在内生化发展中未能像顺德那样沿着特定产业领域持续上升。中山没有像佛山那样拥有发达的水道，这可能是其发展受限的多种原因之一。尽管书中并未深入探讨这一点，但它确实指出了两种模式的差异。佛山的内源型增长与深圳、东莞的外源型增长形成对比。深圳和东莞的快速发展，部分归因于它们能够不断整合内生和外生的两种技术来源。而广州呢，广州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中心，拥有中国城市中最高的大学生比例，尽管大学生总数并非最高。广州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地位，为广东的科研和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它在科学创新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发展走在前面的珠三角，以珠江三角洲为核，以沿海为带，其轴线长度不过百余公里，并存着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四个核心城市。广东省的沿海经济带绵延近千公里，是珠江三角洲轴线的约十倍。客观上来说，需要在东西两个端点规划建设副中心城市，形成沿海经济带上的“一轴、多中心、集群式”城镇空间结构，也就是打造粤东、粤西格局特色的区域创新极。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强调了向东西两端扩散的战略，即从广东沿海向东至潮汕，向西至湛江、茂名。2023年开春，广东发布《关于推动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若干措施》，将“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更好承接国内外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产业融合、协同发展”作为总体要求。一方面推动珠三角地区产业有序转移到粤东西北地区，突破瓶颈制约，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和模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链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产业的有序转移，更好地利用粤东西北的资源优势，促进粤东西北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产业融合、协同发展，形成新的协作联动格局。编辑部：如何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间融合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唐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这涉及到罗彦及其团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借鉴了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理论，以经典的牛顿力学中的引力模型，定量研究了城市群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成果既不出意外，也很出乎意料。他们发现广东省与香港和澳门之间确实存在很厚的制度墙，妨碍着粤港澳三地的密切联系。出乎意料的是墙太厚了，广佛肇、珠中江与深莞惠三大都市圈也同样存在实实在在的制度墙。也就是说，珠三角九市之间的实际距离与交通距离相比，后者竟达三倍之多。罗彦指出，这些壁垒如同无形的墙，阻碍了市场的统一和国内市场规模优势的发挥，突显了市场割裂的严重性。
进一步地，罗彦团队的研究发现，深圳与香港之间有两个距离。一是罗湖桥上的物理距离，仅有500米。另一个是两地间实际的制度性距离，被定量化为500公里之遥。更准确地说，深港之间经济实际联系流量只有理论联系强度的1/72，这种差异源于两地在制度、标准上的不统一，缺乏转换机制。就像香港与内地的电源插头不同，需要一个转换插头才能通用。或者是在立交桥上转一圈，可以完成左右驾驶模式的转换，看起来标准不统一并不是问题，而是找到在不同标准之间进行高效转换的办法。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在本地可能行之有效，但在其他地方则可能不再适用。这种差异性限制了市场的扩大和一体化。为了发挥大市场的潜力，我们需要消除这些壁垒。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政府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政府不仅要制定产业政策，更要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的优势。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避免越位，不替企业做决策。广东政府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为市场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自由度。编辑部：如何协调大湾区内部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唐杰：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最早撞上了过渡依赖土地、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投入带动经济增长的天花板，由此倒逼广东率先开启从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制造业向创新驱动的高科技产业转型。深圳、广州等城市的升级与周边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广东已跃升为世界生产规模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建立起涵盖广佛肇和深莞惠６座城市的最为完整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体系，2023年占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量的比重稳定超过40%。定点到深圳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业集群的雪球内的企业已超过2万家，包括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自动驾驶、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精密加工与整车制造、基础设施等领域。就比亚迪这一品牌汽车来说，它从深圳的一家电池研究所起步，总部位于深圳坪山，也是“母工厂”所在地，为客户提供设计、制造、测试及装配等“一站式”服务。在深圳龙岗、大鹏和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连片产业区域中拥有多个研发与制造基地。在东莞市投资65亿元建设比亚迪关键零件项目，用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新能源汽车发动机，还在西安、上海等十几座城市布局了生产线。其他地方的生产基地类似“分工厂”，由“母工厂”向“分工厂”提供技术支援、开发测试、开拓市场等功能，推动“母工厂”与“分工厂”形成互补互动效应。除了内部的协同，比亚迪还带动汇川技术、联赢激光、科瑞技术、航盛电子等一批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核心材料与储能上市企业的快速发展，整体市值已达到万亿元规模，实现了产业集群扩张带动城市经济增长的目的。
进一步，广州生产埃安新能源车时要采购深圳、东莞的电子产品及佛山的机械产品，深圳生产比亚迪，也需要用广州、佛山和东莞生产的零部件，未来肇庆的小鹏也会加入这个产业链或供应链体系，五座城市的经济就循环起来了。实际上惠州的电子信息产业的规模也很大，汽车电子产业十分发达，深圳和惠州两座城市共同拥有一家企业的情形已经十分普遍。深圳企业跨界到惠州发展居多，惠州企业到深圳投资的也不少。这几个城市之间基于市场的产业分工，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的融合发展，推动实现产业的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编辑部：新能源汽车是深圳的标签，也是广东的标签，如今是中国的标签，您认为深圳、广东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成功是一个独有的现象还是一种可复制的成功？
唐杰：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到今天，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全球领先。就广东来说，现在已经是世界生产规模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拥有最为完整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体系，比亚迪、广汽埃安、小鹏成为世界著名的新能源汽车品牌。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产业跨地域合作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多个城市共同关注新能源汽车产业，使得广东成为该领域的领导者。埃安、小鹏、比亚迪等企业虽然各自独立，但它们的配套商需要共同合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网络。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短平快爬梯子”。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广东通过产业政策、公共政策和创新政策这些政策工具，为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产业政策在目标中对产业结构转换与质量提升有细致梳理，要求明确。创新政策则是贯穿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技术开发应用的全过程，链条极长，体系构造庞大而复杂。公共政策则是设计空间规划、市场公平竞争、教育优先和人才引领、城乡协同均衡发展以及“轨道上的大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例如，东莞和佛山的竞争性政策，推动了企业向高端精密智能制造转型。政府的规划和政策，不仅扶植了特定产业，更促进了整个区域的创新能力的增强和创新生态环境的发育。大项目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并非所有大项目都能带动整个产业链。
在观察珠海以及粤东地区的产业变迁时，我们可以发现显著的发展趋势。这些变化通常与大型项目的影响力有关。地方政府普遍重视大型项目，因为它们处于产业链的顶端，有潜力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然而，大型项目的到来并不总能保证产业链的全面繁荣。在这种情况下，创新政策和公共政策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创新政策和公共政策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们能够与大型项目并行，创造新的趋势，促进小型企业的广泛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小型企业的蓬勃发展，大型企业就会变成孤立的岛屿。大型企业的成长，需要与中小企业形成多级供应链，从而构建起一个产业网络。广东创新政策和公共政策的作用在于，它们能够创造新的趋势，让小企业能够遍地开花。广东的中小企业活跃度高，培育了许多深耕专业领域、聚焦关键技术的专精特新企业，在垂直领域中形成相当重要的影响力。当大企业和小企业形成供应链网络时，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将大大增强。以深圳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比亚迪的成功故事揭示了产业链的重要性。比亚迪在生产超过400万辆汽车的过程中，虽然能够自主保证70%的一级和二级供应商需求，但它仍然依赖于三级和四级供应商。这些供应商的规模与深圳的产业生态密切相关。
比亚迪虽然能够制造汽车和电池，但它并不需要涉足所有上游材料的生产，如正极材料、隔膜和石墨等。这些材料的生产由德方纳米、新万达和贝德瑞特等企业提供。这表明，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支撑着比亚迪的成功，这也是政府创新政策的一个重要成果。深圳之所以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取得领先地位，不仅因为其产业链的规模，还因为其市场化的公共创新支持政策，这些政策促进了大量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这种政策环境，加上产业链的集聚效应，为深圳带来了产业重组和经济重组的机遇。编辑部：各个城市条件各异，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何作用？什么要素影响了产业在城市群中的转移？
唐杰：在探讨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时，虽然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目标一致，但我们面临一个核心问题：高质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缺乏统一标准的情况下，如何评价一个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比较其当前发展与过去相比，是否更多地引入了创新因素，还是更多地消耗了资源。具体来说，就是看单位产出中是否消耗了更多的能源，产生了更多的污染，或者是相反，实现了更少的能源消耗和污染。广东省的发展经历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体现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例如，深中通道的开通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其宏伟的工程规模，还因为它在工程上取得的重大突破，被视为一项奇迹。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预示着深圳的产业将跨越珠江口，向周边地区扩展。中山的发展轨迹也值得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中山是“四小虎”之一，90年代仍保持健康增长，但到了21世纪初，增长开始放缓。2019年时，中山陷入了衰退，主要原因是产业升级慢，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不足。我们曾经习惯于只要开放国门，引进外资，经济自然就能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创新增长开始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轴，自主创新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不创新就会落后，城市创新力度不够产业就会流失。在过去40年中，深圳经历了四轮转型，不断从低端向高端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深圳的中低端产业逐渐向外转移，先是转移到东莞，而后向惠州和深汕合作区转移。这种转移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深圳是种高产田的能手，当然单位土地产量越高，土地的价值也就更高。城市发展一个最奇特的现象，就是它和土地要素稀缺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产业越集中、人口越集中，土地就越稀缺，土地的价格就上涨，会倒逼若干行业增加效率，效率低的部分就会被迫向外转移。这就是创新和城市群发展之间内在统一的机制，发挥这个机制的作用，要重视企业按照市场价格进行选择的作用，也要发挥政府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引导产业升级的作用。深圳、广州、佛山、东莞等城市的产业升级与周边地区的产业水平提升密切相关。深圳的产业转移不仅为周边地区带来了发展机遇，也为深圳自身的产业升级创造了条件。这种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过程，与土地要素的稀缺性密切相关。土地稀缺性导致土地价格上涨，进而推动中低端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编辑部：从城市群的角度看，政府能够为产业的有效转移创造哪些条件？
唐杰：交通基础设施在广东省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深圳与东莞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产业转移始于1995年，这与广东第一条高速公路的建成密切相关。高速公路的建成使得港资和台资企业能够更容易地转移到东莞，因为那里的土地、劳动力和税收成本都比深圳低。大规模向东莞转移，深圳就要付出经济下滑的短期代价。之所以说是短期代价，是因为现有产业外迁会为新一代高效率的创新产业发展腾出更多的空间。现在同样的故事也在东莞发生，东莞的产业则快速向惠州转移。这么看来，深圳和东莞的产业集群开始进入扩散外溢阶段。
深圳如何从一个无产业，无技术、无人才的“三无”状态下发展升级至今的呢？大家都熟悉的词汇是在干中学，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探索越多，创新能力也会不断增长。深圳从三来一补的血汗工厂走向创新前沿，除了模仿之外，设计制造，从制造走向源头创新。深圳以及广东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特别多，结果就构成了现在对标准的说法，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专利，一流企业做标准。为什么一流企业可以做标准？就是因为这个企业在特定行业中具有创新引领地位。深圳是一个持续创新的城市，创新越多，知识积累越丰富，就越走向高端。编辑部：深圳在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唐杰：在中国广东省，深圳以其独特的创新活力而著称，尽管其高等教育资源相对有限，但深圳却另辟蹊径。深圳的创新生态得益于其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紧密科学关系，特别是北京中关村，这种紧密联系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中关村作为科技创新的中心，孕育了众多新科学概念和创意，当这些科学创意需要制造时，它们就回到深圳，深圳成为这些创意转化为实际产品的理想之地。深圳的创新企业和中关村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种跨地域合作模式为深圳的科技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北京算法甲天下”。在算法和计算能力方面，华为和腾讯等企业在北京的研发中心聚集了大量算法和计算人才。而在深圳，大规模制造能力和人才储备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种跨空间合作不仅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也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深圳和北京、上海、河南等地存在一种特别复杂的科学关系，这其实是一种跨空间的合作关系，有三个关键因素起到了连接作用。
第一个是科学定价。一些科学技术，为什么选择在深圳来落地实现产业化而非选择其他城市？当深圳的企业要转型的时候，会给能转化成产品的科学研究一个市场定价。有价值的研究在转化成产品时，在深圳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价钱，它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股权。当科学家发现，过去发表的这些东西有人能给他定价，那他就愿意把这样的科学技术送到一个能够定价的地方，这是深圳的特有能力。第二是深圳的地理位置和产业优势。深圳与香港毗邻，香港有着较强的基础研究能力，同时有着国际化的研发网络，与全球的大公司、研发机构能够建立比较好的联系。通过深圳，不仅可以指向香港发挥数据开放的作用，还可以通过香港独有的高水平国际化监管规制，吸引境外资金、人才的参与。第三是集聚效应。深圳吸引了大量创新企业落地，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合作网络。这种合作不仅促进了知识的共享和学习，还推动了产业链的完善和发展。深圳高新技术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邻近共享学习匹配机制。众多创新企业聚集在一起，不仅能够分享资源，还能在学习中找到合作的机会。这种合作有时表现为产业链的整合，有时则是技术或市场的互补。简言之就是临近、共享、学习、匹配，而深圳的信息产业就是这种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因为互相间的学习，很多企业由小变大，再变强，产业得以持续创新，实现尖端的发展。
编辑部：书中提到，科技自立自强是硬道理，并对人才的重要性有诸多着墨。我们应该如何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并留住他们？
唐杰：粤港澳大湾区的科研产出与北京相比仍有差距。近年来，深圳和广州都在加快科研步伐，但与北京这一强大的科学中心相比，差距仍然是显著的。事实上，广东与北京之间会存在着创新功能差异，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中心，大湾区可能是最重要的产业创新中心，是一个科学转化的产业中心。随着香港逐渐向科学中心过渡，粤港之间的合作将自然形成一个科学与产业的联合体。这种合作的重要性在于，它强调了科学在大规模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以及科学引导的重要性。正如任正非在面对制裁时所强调的，大学需要解决高端的科学问题，而企业则负责解决产业化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长三角城市群是城市分工协同与创新发展代表。长三角拥有中国最完整的大学体系，包括研究型大学、培养工程师大学和高级技师大学，以及经济发展相对均衡，分工协同密切的大中小城市体系，这足以令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羡慕。在实践中，我们倾向于用“蜂聚的蜜蜂”来形容产业和经济活动的有意识分工。在经济和产业重组的过程中，新兴的创新企业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产业链、技术链和人才链的聚集。这种聚集不仅促进了邻近学习共享，还产生了空间的积聚效应，推动了产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探讨广东省如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活力的人才时，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培育出更多富有创造力的“蜜蜂”，这需要一种持久且强大的“蜂巢”，以促进人才群体的增长，从3-5万扩展至10万，形成庞大的“蜂巢”。在这场广泛的社会经济转型中，政府和市场如何有效协同工作显得尤为关键。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为政府行为设定合理的边界，明确政府在哪些领域可以发挥最大的效能，例如产业政策的制定、教育政策的推行，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广东省近期兴起的大学建设热潮，反映了对高等教育和专业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这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守纪律和接受基础教育的劳动力，更是为了培养能够适应高层教育和专业技能要求的人才。深圳技术大学的迅速崛起就是一个例证，它体现了对科学素养人才的需求，以及创新过程中从科学发现到实际应用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需要科学家的发现，更需要工程师和高级技工的参与，以确保创新成果的可行性和实用性。在教育和产业链的上游，我们是否应该继续追求卓越，建立顶尖大学，以促进原始科学问题的探索和新发现？答案是肯定的。顶尖大学在创新的最前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还指导创新活动，确保其符合科学原理。香港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拥有多所全球领先的大学。然而，香港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的产业应用。与深圳相比，香港在研发投入上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而深圳则在企业层面进行了更广泛的研发活动，这反映了两地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的不同策略和优势，有机会在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得到融合发展的可能。
樊纲：“后发优势”与高质量发展
编者按：9月29日下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和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新时代硬道理：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新书发布会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研讨会”在深圳市银湖CDI大厦一楼国际会议厅成功举办。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出席并致辞。
以下为樊纲院长发言内容，现整理以飨读者。
很高兴来到《新时代硬道理：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新书发布会的现场！唐杰、郭万达、方煜这三位作者扎根深圳多年，亲历深圳发展，亲眼见证广东发展。大家翻翻书就可以看到，书里充满鲜活的历史和真实案例，娓娓阐述深圳的发展、广东的发展、大湾区的发展。感谢出版社和三位作者共同深入的创作，使我们收获了今天这本新书。
现在，大家都在探讨如何高质量发展，广东、深圳作为试点要先行先试，既有过去的经验也在探索新的路子。所以说，这本书不仅对广东有引领作用，对全国都有一定的引领作用。作为学者，借此机会我也讲两点学术上的想法。
第一，怎么理解高质量发展？对比世界各国，国家间的发展质量如何？各国的差别、特点又体现在哪里？
一般来说，国家间的发展差异主要体现在人均GDP上，发达国家人均GDP比较高。也有的认为体现在产业结构上，发达国家高新科技多，落后国家是劳动密集型多，等等。从发展经济学这个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不同国家间真正的差别，包括人均GDP、产业结构等，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生产要素、什么样的增长要素。具体来说，一共有四种增长要素：劳动（人力资本）、资本、科学技术（知识和创新能力）、制度和管理等软件的要素。
比较不同国家，落后国家的要素结构比较低，主要是廉价劳动力这些初级要素，高级要素如人力资本、知识和创新能力等很少。发达国家的特点是要素比较多，如人力资本、知识技术、资本、制度管理等。落后国家缺少高级要素，只有一些低级要素，如原始的自然资源或者是廉价的、低水平、低技术的劳动力。资本又少、知识有限、教育水平低，要人才没人才、要资本没资本，体制管理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是区别不同国家的底层要素结构。
但是，落后国家还是得发展。怎么想办法利用他的低级要素，把这些低级要素、初级要素利用好，挣到第一桶金，开始经济起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较优势”。
关于”比较优势”，不要忘记两点：一是”比较优势“不是和发达国家比。我们现在和发达国家没法比，我们人均GDP1.2万美元，发达国家都是6、7万美元，美国现在7万多美元。所以说，我们的”比较优势“不是跟这些发达国家比，而是跟同类的、跟我们水平差不多的发展中国家比。以前人家是1万美元，我们是2000美元，现在我们努力追赶变成1.2万美元，比有些国家高了。这个时候，”比较优势”就没了、衰减了。但是不要忘记你跟谁在比较，比较的是谁。二是不要忘记发达国家有高端的、高级的、高质量的”比较优势“。他们拥有优质要素，有资本、有钱、有财富、教育水平高、有人力资本，有科技创新能力、知识的存量、知识创新的能力，体制机制、法治又相对发达。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在努力发展，寻求增长的同时，发达国家的这些高质量要素也在不断地增长，而且在不断创新、不断颠覆原有的科学技术，颠覆性的创新一下就能把我们甩出去很远。
我们要认识到，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作为后发国家、落后国家的问题是依然存在的。至少初级的发展是低质量发展，是用低质量的要素在发展，因为我们还没有高质量的要素。这样的分析就把我们的眼界、视野拉到最底层增长要素的层面来思考问题，也就是有什么样的要素、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才会有什么样的收入。当年的错误在于我们缺少发达国家的优质要素，却要在产业结构上超英赶美。没有那些要素却非要追求那种结构，结果出现了大家知道的各种荒唐事情，增长不但没有提高反倒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们要关注如何提高要素质量，提高要素结构的质量，我们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从低质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增加我们的优质要素。
为什么我比较强调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我们经济增长、落后国家发展的杠杆。我们缺乏资金和人力，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需要一些杠杆，需要借力。像有人说的，你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比较优势也是一个杠杆。当你关注要素结构的时候就会发现，后发优势恰恰是在落后的时候快速提高要素结构的方法，通过学习、引进、消化、吸收，迅速的把发达国家的知识存量外溢到这儿来，学过来、拿过来、抓过来、吸收过来，改变要素结构、迅速地提升我们国家的要素结构。
全世界范围内能够真正实现追赶、实现趋同，缩小和发达国家差距的，都是那些发挥了后发优势的国家，他们能够开放、好学又善于学习。他们作为后来者，可以在较短的时间，以较低的成本，迅速地把发达国家在以前已经发展起来的知识和技术学到手来发展自己，来改变要素结构，使要素结构向高质量转换。第二，高质量发展不是你现在能搞出什么样的产业，而是你有了什么样的要素、什么样的高质量增长要素，你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认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是简单的事情，不是转变现在的生产方式或是改变我们的产业结构等。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我们底层要素结构真正的提升，质量的提升。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开放，这是这么多年来，深圳发展非常重要的优势。现在，大湾区使我们更加地开放。我们一直在研究怎么实现更大的开放，使别人在遏制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继续开放、继续向世界学习，因为我们在很多领域里仍旧是落后的。通过这样的改变、通过提升要素，真正做到创新发展，这是更高质量的发展。我们在过去的模仿、跟进和学习过程中学到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创新能力。创新能力不是简单的教育、科研，它是一套机制，使我们能够利用创新这种机制推动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最终实现创新发展。现在，我们某些领域已经在创新发展，某些领域还在追赶，在努力缩小差距。在某些领域里，发达国家的优势在于有高质量的要素，而这些高质量要素正在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技术革命，进一步扩大跟我们的差距。这些高级要素本身将作为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长期存在，而且在不断地巩固。一个小国可以依托某个巨大的优势就站在世界的前沿，比如说荷兰的光刻机。虽然荷兰是一个小国，但通过光刻机这个特殊优势，它就能引领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不仅仅看表面上的事情，也要看到深层次的要素结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不仅有产业、企业、科研人员，我们还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大学、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在深圳落地。大量的科研机构在这里发展，不断学习各种科技创新的本领，这些将真正实现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发达国家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想论证知识多么重要的时候，其实论证的话题是如何让落后国家永远追赶不上他们。他们所拥有的这些高端要素在不断地创造新的知识，他们每年所拥有的知识增量远超落后国家的知识存量，使落后国家永远追不上，这是他们在论证的问题。我们反过来要仔细思考，怎么才能快速地增长我们的要素结构？不仅仅是搞好教育，还要思考怎么通过开放使各种知识外溢到我们这里来。唐杰教授、郭万达常务副院长、方煜院长撰写的这本《新时代硬道理：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讲述了广东如何通过开放吸引知识外溢、如何以创新机制获得高质量要素，同时也是探讨在新的时代下、新的条件下如何通过我们的研究促进大湾区、广东的经济发展，尽到我们智库的一份力量。书里丰富的事实和实践案例表明高质量发展是符合经济学逻辑的，并且充分说明为什么广东、深圳实现了高质量的发展，给了我们很多有价值的启发。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是深圳本土唯一的国家高端智库，智库也是深圳的一个特点，我们面向全国提供智库服务，尤其在广东、珠三角、大湾区等地。在过去的35年间，我们见证了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地成长起来，不断地提高要素结构，提高发展的质量。而广东省、大湾区、深圳的发展更是我们深入研究的重点，并在研究中不断发现新问题、不断发现新趋势。我们会继续为深圳、广东、大湾区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我们的一份贡献，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的新书能贡献给大家、贡献给社会！李罗力：一本给人深刻启示的好书
以下为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李罗力教授发言内容，现整理以飨读者。
大家下午好。首先我要祝贺唐杰、郭万达和方煜这本新书的出版，同时也要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为读者奉献了一本好书。这确实是一本很好的书，我很认真的读了，还作了摘录、笔记和批注。在这十分钟的致辞里我就讲讲我自己读这本书的一点体会，希望有助于大家阅读时开卷有益。一是我觉得这本书理论很丰富。这本书的特点不是教科书式地、刻板地讲述理论，而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叙事的方式来阐述理论。这本书的特点是内容比较发散，并不是很集中地进行论述，但是作者在每讲一段案例和每讲一段故事后就会提出自己的理论，这些理论有不少都是很有哲理和很深刻的。所以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不是教科书式的那种刻板说教，而是每一节娓娓道来后面就会进行一个精彩的总结。1、这本书里通过丰富的案例说明不同地区不存在统一的高质量标准，我觉得这个道理就很深刻。事实上，确实每个地区都有自己不同的条件、都有自己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高质量发展”只是一个统一的要求和统一的目标，但是每个地区发展的路径、探索的路径则会各自不同。里面讲到“每个不同的地区都要找到适合自己条件特点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我觉得这就蕴含着很深刻的理论。2、这本书的作者提出“0到1是创新，10到100也是创新”，这个道理也很深刻。我们现在很多人理解创新，都认为是只有0到1才算真正的创新。于是有人说，我们中国的创新不如美西方。他们才是0到1的创新，而我们则是跟在他们后面应用他们的创新。而这本书的作者则用丰富的案例说明，不仅0到1是创新，同样10到100也是创新，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创新。尤其是传统产业的创新，往往都是10到100 的创新。这些创新意义也非常重大。这个道理我在这里不展开了，大家在阅读这本书时可以细细地体会。总之，大家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很多精彩的理论总结，一定要仔细品味其中一些很有哲理的论述。
第二，对我来讲还有一个比较深的体会是，这本书里针对广东省的高质量发展和未来的规划，有着全景式的客观描述和高瞻远瞩式的阐释，列举了十分有说服力的数据和大量丰富案例，而且所提供数据许多都是最新的（2023年）。这让我读后十分感慨。虽然我也在深圳，在广东，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广东、深圳、珠三角和大湾区，但是我从未能够掌握这样全面、丰富、客观的数据和案例。因此我认为，阅读这本书，对于我们能够全景式、大视野、大格局地观察广东的高质量发展、研究分析广东和大湾区未来的发展趋势，肯定是很有启发和很有意义的。
例如，这本书中既用丰富的数据和案例说明了广东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在实现产业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同时也详细阐述了未来广东如何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发展的大思路，同时也阐述了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如何有序地向比较落后的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扩展。后面这个问题是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研究和考虑的问题，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很受启发，它讲出了很有道理的思路和格局。此外，包括广东如何构筑绿色产业链等发展思路等等，我觉得这本书也都会带给我们新的启示。第三是这本书把广东主要的城市都作了全面的介绍。既有历史的比较又有现状发展的概述；既讲到类似于东莞、惠州、佛山这些近年来在高质量发展中迅速崛起的城市，也讲到历史上或者改革开放前些年曾经辉煌但现在“家道中落”的中山、潮汕、韶关等城市。这本书客观地分析了这些不同城市出现不同发展状况的根本原因，提出了如何解决的办法。我觉得这些内容和分析，对于我们身在广东、研究广东的学者和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都会有很大的启发。
第四是在这本书中，我更感兴趣的是它用丰富的案例说明了传统产业如何升级，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我认为本书比较吸引人的正是在这方面它提了很好的思路。按照一般人的考虑，一讲到高质量发展都认为指的是先进制造业、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等等，对于传统产业如何升级、如何高质量发展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而这本书里，则是颠覆了这个认识误区。它既讲到了传统产业比较集中的城市，比如佛山、顺德、澄海、阳江等等；又讲到了典型的传统产业，如玩具、轧钢、酱油、家电、剪刀、味精等。而这本书正是用大量的客观数据和丰富的案例，说明这些典型的传统产业集中的城市以及这些典型的传统产业，它们是怎样升级，怎样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的。阅读后定会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启示。
以上就是我读这本书的点滴体会，希望能给大家在读这本书时有所启发，有所作用。
以下为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南岭的发言内容，现整理以飨读者。
通过阅读唐杰市长、万达院长、方煜院长三位的新书《新时代硬道理：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我有感而发，以“从比较优势到创新优势——理解《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为题作一分享。
樊纲院长在《管理世界》发表的重要论文中，对“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作了精彩论述，在“问势2024”上，唐杰市长将樊院长的论点归纳为“樊纲洞见”。本书在“樊纲洞见”的基础上又做了创新和推进，樊院长讲了“怎么利用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本书则更进一步阐述用好后发优势不是简单的对发达经济体的模仿，而是要转到创新上来，形成创新优势。通过创新应对发达经济体的“卡脖子”，应对更落后的经济体低成本优势的挑战，本书对如何形成创新优势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还通过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等大湾区城市的案例，讲述了广东如何从比较落后的状态向上攀登，从比较优势到创新优势的生动故事和实践经验，使理论与实践相互映证、相互关照、相得益彰。“樊纲洞见”中提到过一个观点：知识的溢出，在《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中，作者对知识在创新优势中的意义、功能作了更丰富、更具体的展开，指出“我们要从过渡依赖物质资源的投入转向知识的创造、科学的发现和产业的创新，要将知识节点连接为知识链条和知识网络，要重视知识创造、畅通知识分享”。这是极有意义的拓展和富有新意的论断，我就这个问题谈点体会。关于知识，哲学、心理学有过大量的、丰富的、专业性的讨论。经济学界比较晚将经济与知识联系起来，提出了“有用知识”的概念。经济学认为“有用知识”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认知的知识，我们对世界、对经济的理解和认识；一部分是技艺性知识，即解决经济问题的工具、机器、设备等。“有用知识”在外部特征上表现为非编码知识和编码知识两种形态。非编码知识，即一个人的直觉、天赋和经验等，这类知识是不可编码、也难以传播。比如说樊振东打乒乓球，爱因斯坦作为科学家的思维，都是与个人天赋相关，不可以通过语言、通过编码来传承。这类知识在经济研究中很重要，是我们理解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支点。另外一个是编码知识，编码知识是可以文本化的，包括书籍、报纸、刊物、电视图片等。还有一个编码知识我们过去关注较少，比如设备、工具等等。具体来说，光刻机不只是一个物理形态的设备，它是多种形态知识的载体。编码知识、非编码知识的表征与新增长理论中的生产要素逻辑是一致的。这个概念对于我们研究知识的产生、传播、应用有重要意义。以上述对知识的理解为基础，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问题。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某种意义上也是知识的发展。科学是现代技术的源头，是现代产业的支撑，这些判断已达成共识。从知识的形成看，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一是技术决定科学。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出现，我们才能洞察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今天，大量布局大科学装置实际上就是因为现代科学对技术的依赖。不仅如此，科学发现是否正确，很多都要通过实验技术加以验证。从这个意义上看，技术也决定了科学发现；二是产业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产业赋予科学、技术以意义。正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很多的新产品、新服务，才使得科学和技术对人类产生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产业的发展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早期的科学革命，伽利略做科学研究的时候，依靠的是家族支持，这也是那个时候科学发展非常慢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什么近代以来科学发展那么快？产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提供了最基础的验证和场景，科学技术在这里实现了价值。科学、技术、产业三者之间有非常复杂的知识性关系，我们今天既要注重科学技术的引领，也要注重产业创新对技术、科学的贡献，更全面理解创新中知识的价值，才能更好的理解唐杰市长和樊纲院长讲的知识在创新中的意义。过去我们强调知识创新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作用。如果上面的讨论是正确的话，企业不仅是生产的主体，同时也是知识创新的主体。从现实看，像谷歌、华为等很多公司已经超出了生产主体的概念。在这本书中，有几个案例讲到一些小的创新公司也有50%的研发人员，他们不断地生产新的产品、服务，也在创造新知识。现代企业产学研的结合已经组织化了，企业不只是生产主体，同时也是知识主体。读这本书，我们发现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核心是要从比较优势到创新优势，实现以知识为基础的增长，这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逻辑。![]()
赵登峰：创新的使命
——读《新时代硬道理：
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的几点感想
以下为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登峰教授发言内容，现整理以飨读者。
首先祝贺新书的出版，也感谢能有机会受邀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读后的几点感想。我分享的题目是创新的使命。我是1994年初来到深圳的，打开中央电视台就在播放《情满珠江》，这是三十年前的电视剧，讲的就是广东一家电风扇厂怎么变成国际性的公司，看完以后非常震撼。这部植根于深厚的广东文化历史，又反映改革大潮的电视剧获了很多奖，故事从逃港潮开始写，有很强的历史感、思想性和表达的张力，故事性和主旋律高度、完美的结合，通俗的表达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塑造了一批时代新人。
我看这本书受到的冲击就是这样的。唐老师、郭院长、方院长写的这本书，对我这个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三十年的高校教师来说，带来的冲击超越了当年观看《情满珠江》，这本书植根于广东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用案例和故事的方式系统总结了广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内容非常丰富，在此，我仅从一个角度、就是创新的角度谈几点感想。
创新是广东的使命，创新是企业家的使命。只有创新，我们才能穿越周期。我们今天正处于周期的谷底，只有创新才能穿越周期；也只有创新，才能穿透空间，才能解决协调发展、城市化集聚等空间问题。
这本书和《情满珠江》一样，实现了理论性和故事性的完美结合，这样的研究本身就承载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使命。
为什么是新时代的使命？这是中央的要求。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的创新；9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干字当头、众志成城，充分发挥全社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广东就这么干的，广东就是在落实中央的要求。
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相当复杂。“亚洲替代供应链”是《经济学人》提出的概念，跨国公司从自身的商业决策出发，比如说三年疫情要建柔性生产链，出于对地缘政治的担忧等，选择临近中国的亚洲替代供应链，他不能选择中东，不能选择非洲，美洲也只能选择一个墨西哥，只能选择印度、东亚地区，这些地区的优势都是曾经中国有过的优势。战略位置、海陆交通、劳动力队伍、学习能力，包括新加坡成熟的资本市场，这些国家也非常重视基础设施投资。这是《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这本书中说的我们面临着这些国家的追赶。我们还面临着美国“卡脖子”。美国实行一系列的小院高墙政策，上周美国国会密集出台了十部涉华法案，我们愿意向美国学习，美国不让你学习。“芯片法案”就涉及刚才南岭老师说到光刻机，直接围堵你，还直接围堵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未来即使中国的汽车商到墨西哥去投资，如果美国认定墨西哥生产的汽车是使用了中国的智能网联技术，还是进不了美国。我们想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人家不这样认为。美国是搞阳谋的国家，拜登政府四年任期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干的。他认为中国在市场规模、供应商、竞争者、地缘政治等方面都追求全球领导地位，他就这样定义你。当然中国也是最大的市场，也是最大的制造国，也是美国主要的商业竞争对手，一个华为对抗美国八家高科技公司。美国视中国为地缘政治的竞争对手，用国家安全把什么都往里面装，国家安全高于商业利益。这是美国智库ITIF出台的方案，怎么培育美国的市场规模，怎么培养美国的供应链，怎么样展开竞争，怎么样搞地缘政治的斗争。其核心观点就是保持美国对全球精英人才吸引力，保持美国技术优先，刚才各位老师讨论的，要在知识上、高要素上对中国形成压力，都是这样的明招。
再看国内，经济增长内生动能偏弱，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我们看到，中央三中全会后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密集出台，目的是提振信心、稳定预期、应对周期，集聚全社会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过去四十年整体上广东做得不错，新时期广东怎么办？这本书就是在寻路。
创新驱动发展，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是中央的要求、是形势的逼迫。创新是广东的责任、是广东的使命。下面几句话都是书中总结的广东是如何履行高质量发展使命的：靠创新突破“卡脖子”；靠创新化解中低收入国家的低成本竞争；靠创新形成多样化、多层次、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核心是广东持续优化法制化、国际化和公平有效的市场环境。尽管广东还有很多问题，但整体上做得很好。创新是企业家的使命，企业就是创新，创新就是企业，熊彼特说“只有实行创新的人才叫企业家”。樊纲老师刚才讲了很多高级要素、低级要素，最后都是靠企业家组合。广东包括深圳无数企业和企业家的故事组成这本书的主线，而且是平凡中的创新、小步快跑的创新、循序渐进的创新，所有都是在竞争中求生存，培养“专精特新”差异化能力，在创新中求生存，竞争逼着你创新。哈耶克的名言，“作为一个发现过程的竞争”。竞争不仅仅是发现价格，还发现市场中的优胜者，而不是政府的产业政策选择优胜者。优胜者一定是市场选择而不是政府选择，这是书里的原话。这一点，广东的实践印证了哈耶克的观点。任正非说“高级干部要有使命感”，使命感驱使的公司是伟大的公司。创新是企业家的使命，华为现在成为了现象级的公司，大家太熟悉了。“在攀登珠峰的过程沿途下蛋”是任正非的名言，华为作为行业领军企业，在补链强链和无人区奋力攀登的过程，就是和多层供应商相互成就的过程。这本书里有关广州、深圳、佛山等地企业和企业家的故事讲了一堆又一堆，包括新能源汽车集群、无人机集群和佛山智能家居集群的故事。这一连串的故事揭示了，大企业的战略导入和中小微企业的创新转化，共同构成高密度、高质量、高产田的创新重要力量。大家可以看原书中的内容。以广东为代表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具备全球竞争优势，迫使美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出台对我们的打压政策，但凡有中国软硬件的智能汽车都很难进入美国。刚才南岭老师讲，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这块的人才，其他国家都干不过中国。宁德时代的老总曾毓群说，中国电池技术领先世界，很重要的原因是高等教育对电解化学研究的重视，中国比欧美拥有更多的人才。中国把新能源汽车打到全球，打到南方国家，美国是干不过的。深圳比亚迪背后也是庞大的产业链，深圳贝特瑞，是一家生产动力电池正负极材料的企业，目前在北非摩洛哥建立了庞大的生产基地。政府要有企业家精神，虽然政府不能精准选择产业，但是政府的企业家精神也很重要。从建党伟业到建国伟业，我党28年靠使命感和创业精神夺得了全国的胜利，夺得了全国的政权，这是超越了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
高质量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地方政府也要有企业家精神，这本书的故事里讲了很多。刚才唐老师说企业爬梯子、政府搭梯子。搭梯子也是不容易的，深圳搭华星光电的梯子搭了很多年，搭成功了马上向外地扩散。东莞松山湖经营城市、经营文化的都是政府，刚才唐老师讲到肇庆的新能源产业崛起，靠的是肇庆政府的决断力和执行力，包括湛江茂名阳江产业集群，阳江的合金产业升级都是要靠政府有企业家精神。依靠创新穿越周期，唯有创新才能穿越周期。熊彼特的周期理论是创新周期，创新涌现、投资增加、信贷扩张、产能过剩、经济危机。走出经济危机还是要靠创新、靠升级。这本书里有大量的鲜活案例。唯有创新才能穿透空间，中心城市的创新和周边城市大规模的制造分工互补，创新的外溢和都市圈，这本书第二篇和第三篇全部在分析这些内容。例如，广佛联体形成广州都市圈，OPPO与深圳，华为与东莞，长安的企业到深圳建研发中心，深圳的企业到东莞建研发中心等等。穿透空间要有制度规则等软件和交通设施等硬件上的一体化来提供支撑；跨行政区的空间规划，反过来又促进创新，作者们的这些研究成果，这本书里都体现出来了。这也是一本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著作，至少回答了这几方面的问题。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很容易导致一国被锁定在不情愿的发展模式中。中国必须从比较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通俗说，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政府和市场关系是重大理论问题，这本书有非常好的观察、思考和总结。创新政策和公共政策工具，这块政府要用好用足，但是产业政策工具一定要和发展阶段相匹配，要鼓励市场化，要放松管制。产业政策工具有点像押宝，地方政府要会押宝，押对了这个产业政策就成功了，我们整个广东、深圳押错的产业很多，比亚迪就是押对了，也有很多押错的。粤北四市与湖南郴州和江西赣州相比，离大湾区更近，但GDP总量相对较小，且差距越拉越大，提出了空间经济学的一个问题，这本书也做了初步的解释，原因是资源双向汇集和技能人才差异。书中总结了作者们的研究成果，认为深圳和香港制度上的距离有五六百公里，粤港澳大湾区最核心的差异就是三个相互独立的关税区问题。创新企业内在机制是什么？南岭老师讲了很多，我非常认同。PPT上的这个模型，十年前我就向唐老师请教过，专业化劳动力、人力资本、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教育和培训、企业家精神，全部都是人，全部都是高素质的人，包括奇思异想的人。中国什么时候能和美国在科技上形成平等的竞争，一般认为要等到中国吸引全球优秀人才的总量接近美国的时候。但任正非不这样认为，“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中国的人才可以满世界跟同行喝咖啡，吸收世界一流人才的思想。刚才南岭老师也讲到这一点。世界上的一流人才愿意到地中海这样的气候生活，我们就到意大利建研究所；愿意到北美生活，美国不能建，到加拿大建研究所，别人不来我们“走出去”。只能这样，我们才能在全球人才竞争上逐步赶上美国，中国在创新上就实现了彻底的人才自由。创新资源，刚才本力老师也讲了，风投、银行、全球资本市场、内部融资和私募都是围绕着如何找到钱这个创新资源。研发资本和知识存量的结合，钱要和知识存量结合。知识创造本身是无尽的前沿，怎么开发？南岭老师讲了可编码知识，人工智能至少在可编码知识上可以创新加速，这个非常重要。未来不可编码的知识可能人工智能也给你搞出来。人力资本和知识存量的结合，这是驱动创新的核心力量，知识和人才在区域的流动、大城市圈的流动、城市群之间的流动，这个流动就是专业化劳动力和企业家的中间市场，不仅仅是科斯的中间品市场，也不是张五常的简单劳动力市场，而是人才、创业者和企业家的市场，是知识和人才的流动。这本书中有关这方面的理论，是可模型化表达的。这是Kar shell的观点，吸收Romer用知识创造知识的思想进行改进，创新成功的概率、人力资本的比例是重要参数。从这个模型看得出来，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结合极端重要，这是最终产出摆脱边际递减魔咒、实现持续增长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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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力：城市化的创新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以下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员本力发言内容，现整理以飨读者。
首先祝贺唐杰市长、郭万达院长、方煜院长的新书出版，也借此机会向李罗力理事长、樊纲院长等各位前辈、老师致敬。今天的研讨会、新书发布会特别精彩，非常成功，值得学习。《新时代硬道理：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我认真读后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其实这本书给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很多生动的案例，给了很多条路，这是高质量发展最佳实践、标杆发展的一本佳作，许多城市地区因地制宜都可以从中找到对应的案例，可以找到对应的发展方向。但是很谦虚叫“寻路”，而不是“引路”。这是一种姿态，就像深圳一直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但是深圳一直在反思，最典型的是一篇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我们有一种紧迫感。当时有一本写华为的书，交到任正非手中，名字起得非常好，但任正非把题目改为《下一个倒掉的会不会是华为》，据说一下子多卖了好几万册。今天是个思想的盛宴，也帮我们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脉络，并展望未来。在中国改革路径中有一个围绕“比较优势”争论的经济思想史发展脉络，经历过多次争论，众说纷纭。但是今天的研讨会上已经给出了答案。刚才，樊纲老师提到特别重要的一点，要素的升级相对比较优势更为重要。唐市长不谋而合提出：从比较优势到创新优势。南岭会长刚才也给出了非常好的基础性经济跟哲学层面、认知层面、多学科的联系。创新的机制本身是多元化的，需要涌现的，也需要贯通的，是各种要素聚集的。唐市长特别善于讲故事，让我觉得特别形象的是，过去是玩“抢椅子”的游戏，现在是要“爬梯子”，但“爬梯子”可能最怕别人抽走梯子，要有安全感。
我也讲一个故事。对于深圳的理解，很多人是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开始的，这个故事我是看了《袁庚传》才知道，袁庚早期代表招商局去香港谈判，谈成后发现香港分秒不差地把钱存到银行获得更多的利息。他大受启发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后来走红大江南北成为我们深圳的价值观，其实后面还有两句话“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皇帝”，当时怕出现歧义没怎么宣传，现在看来这两句话也是有前瞻性的。深圳是在价值观、城市化的扩散中享受到红利的，城市化的主线到今天，我们看到香港是为深圳、为中国整个的对外开放，不仅提供了资金、技术、市场，也是各方面学习的重要桥头堡。有一句话很深刻，凯文·凯利说，“所有的企业都难逃一死，所有的城市都近乎不朽”。报酬递增的规律反映在地理上、反映在大湾区、反映在香港和深圳包括“9+2”的城市之间是非常深刻的，地理因素导致资源的回报差异会越来越大。在中国经济学界，张五常教授是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他曾经提出县际竞争是中国古往今来最好的制度。刚才各位嘉宾、各位老师提到的问题是竞争导致城市之间有自己的地区利益，导致要素自由流通难以形成，导致城市之间的市场阻隔现象，还有一些制约。中央提出防止“内卷式的恶性竞争”，这是特别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到今天，大家从微观市场主体、从组织到地区、城市之间都有感受。大湾区本质上是个城市群战略，城市群战略正是对过去城市化模式的升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中对于城市群的战略都有一些新的说法，比如说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大湾区最新的表述是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作用，超大城市群的表述是建立城市群同城化发展体系，这是创新发展的基础。创新的升级，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市场活力的释放”。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经济密度和生产率有非常稳定的关系。大湾区、广东的资源聚集过程中，劳动力、资金、技术的聚集效应是很明显的，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地释放动力的活跃，按照科斯定理，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尽可能实现效率最优。不单纯是过去发展中简单认为传统的思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去年我出的一本书《创业伦理》，里面提到创意生态学的概念，只有“适应性的效率”才会使城市和城市群繁荣。深圳市、大湾区、广东发展到今天，这正是我们广东的优点，广东、大湾区是多样化的，是非常丰富的。刚才唐市长讲广东区域经济差异化足够大是其优势，我完全同意。因地制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础弱的不能气馁，因地制宜意味着不同的地区高质量发展都有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可能，这就是多样化红利，这在大湾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创新的活力，多样化的红利，很重要的前提是成熟规范的市场。最近这几年，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家听了好几年，有四个字我一直在讲——“超越竞争”。什么叫做“超越竞争”，过去竞争很好，通过竞争更强，通过竞争学习到很多。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单纯的抢椅子游戏，要尽可能地合作、经济的一体化，看到共同利益，可以优势互补，而且这符合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分工。城市之间过去讲的是企业分工，现在更多是个人的分工、城市之间的分工，城市之间的分工在机制的挑战下可以更好形成城市群创新的发展，城市群的创新升级也就成为可能了。
最近在与肖耿教授合著的一本新书《金融何为》中有提到，从城市群的发展开始更多谈金融以及金融在这个过程中为世界型的科创枢纽产生作用，如何通过金融降低交易费用，通过金融形成杠杆、促进创新，使各种要素在聚集中能迭代、升级，尤其是发挥香港在大湾区的优势，可以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特别高兴刚才唐杰市长谈到港中深，我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就觉得特别亲切。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国际教育示范区的建设，最近这方面有些很重要的数据，大湾区已经不知不觉成为国际化水平最为集中的区域。首先是异地办学，再就是国际化办学。国际化办学从数量上看，占全国合作大学的一半，全国只有11所，我们现在是6所，还有一些在建的科技型大学。作为教育来讲，一方面是为创新提供基础，另一方面更好地说明了大湾区的融合，区域之间要素自由流动及阻碍因素的打破非常重要。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创办的主要发起、推动者之一，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刘遵义教授给我们的新书《金融何为》写了序言，他的主要观点就是大湾区的创新战略、大湾区的城市化战略核心的方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就是要素的自由流通。最后，回到樊纲院长、唐杰市长刚才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阐述上，要实现要素的升级，要实现整体的创新优势，首先要实现要素的自由流通，谢谢大家！
刘国宏：多样性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以下为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国宏发言内容，现整理以飨读者。尊敬的唐杰老师、郭万达院长、方煜院长，尊敬的罗力秘书长、南岭秘书长、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在这本新书发布的时候分享我的一些学习心得，唐杰老师和罗力秘书长都是我读南开博士班的老师，今天是读老师的文章和书，也是一个学习的汇报。这本书上周五交到我手上的，这一周我去韩国出差，恰好可以在飞机上读这本书，在飞机上读书的环境极佳，没有任何的打扰，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方法。看了这本书，正如刚才赵老师讲的，确确实实是故事性很强，特别是对有广东生活经验的人会特别有吸引力，很多事儿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但是这本书对我最大的感触是，它把很多的理论问题留给了读者思考，从南岭秘书长等各位嘉宾的点评就看出了读书所引发的思考。我觉得一本好的书不能把什么都告诉大家，应该大胆的留白，也就是方煜院长做空间规划的时候常用的说法，不能把空间都填满了。我从自己的思考跟大家分享我的学习心得。本书开篇第一章就在回答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怎么“高”起来？前面包括樊纲院长的致辞，都做了很多阐述。第一章的几个部分基本上就是阐述如何“高”起来。我们现在的口号很多，但务实不够。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指出了大家讨论的特区精神到底是什么？最终总结为三句话，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还是要肯干。我个人的理解，本书观点有一个底层的重要支撑，比如说科技的自立自强，比如说要合作共建，底层支撑的逻辑是什么？我认为，是多样性，这也是我今天想说的主题。为什么是多样性？原来唐老师在哈工大的时候开过一次这样的研讨会，请到的是日裔的经济学家藤田昌久教授，他高度看好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他说，这个区域里有足够多的多样性，有多样性才有创新，如果大家都一个思想、一个干法、一种模式就没有创新。藤田昌久教授在深圳的演讲里说到，除了多样性，也要有共性，共性决定了大家合作的基础，如果大家一点共性都没有，那么都是冲突就没有合作。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三位作者写的这本书中或多或少有和长三角的比较，或多或少地感觉长三角比珠三角好。这里我提一个自己的不同看法，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仍然要看广东、看珠三角，也就是我们现在谈的大湾区。
我仅拿一组数据，2024年中国最有价值品牌排行榜，这个排行榜是睿富全球加上北京的机构发布的，睿富全球长期受到海尔的支持，因此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排行榜里青岛、海尔系品牌的排名都很高，北京的品牌也很多，因为有家乡情结，但他们评长三角和珠三角没有家乡情结这个因素影响，所以我仍然用这个排行榜的排名跟大家分享。前50名里珠三角的品牌数量上要多于长三角，综合排名靠前的程度也是高于长三角的。大家再观察，珠三角有很多的品牌都是科技类、新兴的，代表未来的。我们再看长三角的，除了个别的，大部分都是传统行业的，是过去的红利在现在释放出来的。大家再仔细观察，怎么没有华为呢？怎么没有荣耀呢？我的判断是，有很多企业都没有参与，所以这份排行榜并不全，我仅仅给大家参考一下。
事实上，我们想象一下，提一个城市，提到深圳的时候，大家脑海里蹦出华为、中兴、大疆、比亚迪。提到长三角的领军城市上海的时候，有什么品牌？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来，即使想起来几个，现在的榜单也进不去了，自行车、手表以前有一些，现在都没有了。这预示着什么？其背后代表的就是珠三角、大湾区的多样性，开始生长出更有生命力的东西，开始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产品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大家讨论多样性，是不是通过聪明的人，包括政府，规划出来的、安排出来的、布置出来的？事实上不是，这里引用了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一句话，书里引用了一位英国的社会学家维尔佛雷德的文字，咱们提到的羊群效应是他开始提起的。他讲了一句话，我们切不要认为科学的方法增强了人类理智的能力。我们问几个出类拔萃的人士就会比其他人更聪明，就可以把多样性、创新规划出来，他的答案是不可能。大家会问这不行，那到底多样性怎么出来的？这页PPT的标题就是我的答案。唐杰老师最后的PPT也讲到市场，包括我们的竞争，当然竞争依托什么竞争？还是要依托市场。有深度的市场土壤才能孕育发展的枝繁叶茂。樊纲院长带我们做过一个研究，人均GDP超过1万美金以后我们会遇到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渡过？大家今年看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写过三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报告。按照现在标准，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已经是1.4万美元人均GDP，中国目前1.2万美元人均GDP，由于汇率的原因，我们离那个坎儿又远了一点，我们就在中等收入之间。我们当时研究了几个国家，包括俄罗斯。我特别拿俄罗斯举个例子，俄罗斯号称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但它的市场是极没有深度的，高度的政府干预、寡头的垄断以及产业链、创新链非常短，而且越来越短。这样的市场能长出参天大树吗？肯定不能，刚才说到“歪瓜劣枣”，它只能生长“歪瓜劣枣”。有市场就有大量的竞争和大量的选择，很多演讲嘉宾都拿华为举例，也是南岭秘书长讲的，企业就是知识重要的载体，重要载体的知识是怎么来的？不是坐下来等一下给点钱那些能干的人就都来了，而是在市场残酷的竞争下，胜者集聚了更多的优秀人才，小胜变成大胜又集聚更多的人才。这正是任正非开发交换机的时候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就跳楼，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深圳有一句口号“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口号，在深圳这不是口号而是创新的现象。因为，这批科研工作人员在华为研发失败了，接着深圳有其他的科技创新主体会接纳他们，原来创新研发失败所形成的知识又重新获得了新的市场定价，又给予了他们更高的创新定价，我认为这是真实的、而不是口号式的文化现象。深圳的市场经济土壤一开始也并不是沃土，可是随着它的改革创新就逐步形成了千里沃土，这个沃土上一开始发展的产业并不高大上，也是挣血汗钱、代工。只有不断的裂变、生长，像一棵树一样越来越枝繁叶茂。政府的规划也是顺应这样的规律，原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四大领域、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五大未来产业，接着“20+8”产业集群逐步成长起来，包括我们的物流、我们的金融。为什么国家没有给深圳金融中心的定位，深圳的金融也发展起来了？是因为有需求、有带动，大量创新创业的主体需要创业资本、信贷资金及其他金融服务的支持。
我们和俄罗斯相比是非常有深度的，市场的土壤更加肥沃，因此，我们会看到中国成长出世界级的企业、世界级的产业，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蒸蒸日上，根在这儿。我认为这是广东高质量发展为何“高”应该告诉大家的答案。
回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虽然长三角也是市场经济的最前沿，我们在综合开发研究院接待过很多他们的调研团队，他们的政府比珠三角的政府强势多了，说到拆迁，“你们深圳怎么还需要一家一家谈判，我们那里政府规划说了要拆必须按既定补偿标准全部推掉”。因此，很多长三角的房地产商不敢进入广东的市场，即使在当年房地产很火的时候。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是不是要学他们强势的政府？我个人认为不是，我们要发挥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是放到第二位的，当市场不起作用的时候我们才要发挥作用。而不是政府直接取代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