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容市葛仙湖公园。视觉中国
崇明民间久有“小脚趾甲大小两片为句容后辈”的说法。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左脚小脚趾甲的外侧有一道裂痕（学名胼甲）。小时候剪脚趾甲，长辈总会特意查看自己的小脚趾甲是不是左右两块构成的。到海门的姑婆家，会和几个埭上年龄仿佛的孩子们一起玩，看看谁有另外一只“小脚节头（脚趾）”。这是旧时沙地人帮助来自外乡的人们辨认寻亲所形成的风俗
最早听到“句容”，是在中学的乡土地理课堂上。
那时候，班里四十多名同学中，光姓施的就有十二名，地理老师打趣道：“你们施姓五百年前应该是一家吧。听过‘句容迁崇明，崇明搬启东’这句话吗？你们的老祖宗可能是从句容迁过来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句容”这个地方，那么陌生，却又那么熟悉。漾在内心，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后来在崇明学宫，看到并排挂列着的崇明地图和古句容地图，走在句容的城区里，更是时时可见以“崇明”命名的地方：崇明西路、崇明桥、崇明街道、崇明小学、崇明公园……仿佛这两个字已经深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与它相伴千年的标志性建筑“大圣塔”，还有一个名字“崇明寺塔”。不禁疑惑，这座千年古城，为什么蕴含着那么多与崇明相关的元素，两个相距三百四十多公里的地方，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关联？它们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
偶见渔樵，应是江南来人
那么，历史上到底是先有句容还是先有崇明？
句容于西汉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建县，至今已有2100余年的历史，是江苏省13个古县之一。“句容，泾，丹阳，楚之先熊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汉书·地理志》即载其名。
在句容置县的700余年后，聚长江下泄的泥沙，才慢慢涨露成洲，成为今天的崇明。
“武德间，海中涌出二洲，即今之东、西沙也。”这是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明正德《崇明县重修志》中的记载。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在东布洲南面（今吕四一带）江中出露了两个沙洲，两沙隔水七十余里，“时人以方位辨识之，东边的称之为东沙，西边的称之为西沙。”这两块新涨出的沙地不断升高，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迎来了第一批定居者。是年，“黄、顾、董、施、陆、宋六姓，上东、西沙垦殖”，这也是有关崇明移民的最早记载。
第一批移民从何而来？众说纷纭，志书记载多有来自丹阳、句容一带的渔民和樵夫的说法。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1300多年前，这批来自句容、丹阳、常熟等地的先民，从江阴和张家港出发，顺江流而下，除了一部分人可能在如皋和长江入海口已经涨成熟地的胡逗洲、东布洲等沙洲登陆外，还有一部分人继续顺流而下，不经意间，遥遥望见两个“白浪茫茫与海连，平沙浩浩四无边”的沙洲，小心翼翼地登上这片渺无人烟的荒蛮之地，发现这里“滩涂宽阔，兼具渔盐之利”，于是，割芦苇为墙，刈草为顶，搭起了挡风避雨的简易住所，先是筑堤修岸，再把生田垦成熟田。
他们缘何远离故土来到这个荒无人烟的沙洲小岛？躲避战乱可能是重要的原因。
唐代中晚期经安史之乱、黄巢农民起义、藩镇割据等动荡，中原及江淮百姓饱受兵燹之苦，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长江口地区，自然成为他们逃离苦难、寻求安身的首选之地。“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他们携亲人离开江淮故土，历时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饱受颠簸之苦，像潮水一样，涌向传说中的这片沙洲净土。
那么，两个沙洲究竟何时才有“崇明”之名？雍正《崇明县志》说：“唐中宗神龙初，迁立崇明镇于西沙，隶通州之海门县，崇明之名所由始。”
但南宋由王象之编著的《舆地纪胜》引用《通川志》的记载较为可信：“杨吴天祚三年（937年），姚彦洪建静海都镇，修葺城郭，设东洲为丰乐镇，布洲为大安镇，西沙（顾俊沙）为崇明镇，狼山西为狼山镇。”
这是“崇明”的名称首次出现在正史之中。“崇”为高，“明”为海阔天空，“崇明”意为高出水面又平坦宽阔的明净平地。长江口这两个小小的沙洲，从此有了“崇明”这一意境高远的名称。
句容义和寺更名崇明寺
时间到了北宋太平兴国年间。
太平兴国是宋朝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的一个年号。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句容著名的六朝古寺——义和寺，更名为崇明寺。这在当地可是一件大事，崇明与句容之间，无论是地理方位还是历史方位，第一次交汇在了一起。
句容自古佛道相望，西晋咸宁年间（275年—280年），句容人司徒察舍宅为寺，初名义和寺。唐会昌年间，义和寺倾颓，北宋天佑二年（905年），句容的乡绅们重建义和寺，到了七十多年后的太平兴国年间，乡绅们再度扩建义和寺。此时，距句容人最早迁往崇明已经二百多年，他们已在岛上形成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族群，在内心深处，念兹在兹的，还是远在340公里之外的故地。
对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离别故土是一件生命中的大事。即便远离家乡千万里，仍然保持着与故乡故土从情感到物质的关联。当远在340公里之外的家乡传来义和寺扩建的消息后，他们无不慷慨解囊，以在崇明的句容人身份捐资修造，表达对故土的深深依恋和思念。因此，耗巨资扩建的义和寺即将完工的时候，寺院住持为了表达敬意，特意改了匾额。
《句容县志》卷五“寺观”栏中，把崇明寺列其首位。崇明寺寺前为“前街”，寺南为“南巷”。至今，在旧寺街所在地的一些商号以“崇明”作名。
也在这一年，北宋政府在崇明镇设官煮盐，盐业始起。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二称：
“国初以来，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通州。沙门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北洲，两处悉官煮盐。”
当时崇明沙洲大半都在海潮中，滩涂上盐田毗连，盐灶星罗棋布。那些强横难管的死缓囚犯被发配到崇明，充当盐丁，由朝廷盐官直接统一管理，煮盐所得财富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充实国库。
不断地新涨出沙洲，又有更多的句容人来到这里。
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在姚刘沙的西北隔水50里处又涨一沙，名三沙，因“有鱼盐之利，民乐居焉”，句容人朱、陈、张三姓来此定居。靖康之变迫使大量北方人逃往南方，身居杭州的南宋朝廷权贵，对崇明沙洲青睐有加，姚刘沙有显贵清河郡王张俊庄、平原郡王韩侂胄庄、刘婕妤庄，三沙有富储庄、宝成庄等，他们把囤积粮食和宝物的庄园都设在了这里。就此，矗立于江心的东沙、西沙、姚刘沙和三沙，所产鱼盐丰盛，淮、浙之民乐此定居其中。
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官府在三沙原韩侂胄废庄设“场”，因附近有天赐港，故称“天赐盐场”，隶淮东制置司，官府配备专门的盐丁、盐户生产盐，从浙西、青浦、江湾组织盐民，来崇明专事煮盐。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因户增人繁，由盐场升为州，名崇明州，隶属扬州路。海浪声阵阵，灶户盐丁在烈日下煮盐晒盐，人口也随之而来。据载，在句容以十户抽一丁的方式到崇明晒盐。随着外来人口流入，灶户初具规模，盐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大圣塔下寻根人
到句容的第一站，便是位于葛仙湖公园的大圣塔。
“长江之南有句容城，句容城中有崇明寺，崇明寺内有大圣塔，此自古以来远近尽知之事也……”余秋雨先生的《大圣塔碑记》，因其与故土崇明岛的几分渊源，让我对这座宝塔充满了向往。
大圣塔原来是崇明寺中之塔，又称崇明寺塔，最初因供奉大圣僧迦神像而得名。历经900余年的大圣塔，饱受了风雨侵蚀、兵燹摧残、构件遗失的磨难。民国十五年，崇明寺不幸遭火灾而坍毁。湮没于黄土荒草之下的古塔，生命犹在。在静默了近百年之后，它远借葛仙湖，择址重建，大圣塔终于迎来了涅槃重生。
高耸巍峨的大圣塔下，一对白发苍苍的夫妇，一口崇明乡音，听来特别亲切。老先生有些激动，“这次来句容，一是游玩，二是寻祖，看看以前老祖宗生活过的地方”。
老先生姓顾，来自崇明陈家镇。据家谱记载，顾氏一脉源起于句容，列祖因太平天国战事，携子女背井离乡，逃至崇明避居，从此扎根于此繁衍生息，到他一辈已是第六代了。
家谱记载祖上离开句容的住地叫作什锦巷，而句容现在的地图上，已经看不到什锦巷了。想祭拜祖坟，却不知坟在何处。但老先生很肯定，这里是祖宗生活过的地方。
“到了这儿，我就感到安心，家就在这里。”老先生在讲述的时候，流露出万千柔情。
崇明民间久有“小脚趾甲大小两片为句容后辈”的说法。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左脚小脚趾甲的外侧有一道裂痕（学名胼甲）。小时候剪脚趾甲，长辈总会特意查看自己的小脚趾甲是不是左右两块构成的。到海门的姑婆家，会和几个埭上年龄仿佛的孩子们一起玩，看看谁有另外一只“小脚节头（脚趾）”。这是旧时沙地人帮助来自外乡的人们辨认寻亲所形成的风俗。
如果将时间的维度拉长，历史视野中的崇明岛，是一个真正的移民岛。
崇地自唐武德年间发现东、西二沙起，七八十年后，黄、顾、董、施、陆、宋六姓人家，浮槎渡过江海，成为迁崇始祖后，来自常熟、江阴、句容、丹徒等地的大批移民，陆续登上海岛。而句容一脉迁徙崇明的历史余韵，千年后依然回荡在后裔们厚重的记忆里。而时间准确，脉络清晰的句容人远赴他乡的迁徙之路，更多地被刻在各自的家谱之中。
在崇明移民现存的63家族谱中，明确记载来自江浙地区的有55个，黄、施、陆、姚、刘、朱、陈、张、徐等34个姓氏的家谱，大都记载先民自句容迁居而来，且多起于宋元明代，这与民国初年的《崇明县志》中“厥初生民，自江南来者，相传多句容人”的记载颇为符合。
在崇明望句容，在句容寻崇明。
在我的情感里，句容已经不仅仅是地理概念，更是一份深情的寄托，一种独特的识别。大圣塔下寻根人的背影，那些脱袜相验、胼甲寻亲的仪式，遥遥相念，那股强烈的召唤究竟来自何处？最熟悉、最亲近的理由或许是他们把祖先的出发地作为一致认同的根，让我们记得变迁与融合，记住来路和归途。
大江无语东流，大桥横跨南北。这一方肥沃沙地，在悠悠岁月中，诉说每一代移民者的奋斗；这一方绿洲，于万顷碧波之中，终成每一个海岛人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