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大潮席卷了整个中国，而首都北京的大学生们则成为了这场风潮的领头羊。
在众多高等学府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以及北京地质学院因其在运动中的出色表现而备受关注。
这五所高校的领军人物更是因其在运动中的关键作用，在北京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被人们赞誉为“五大领袖”。其中，王大宾的经历尤为引人瞩目。
王大宾，这位1941年出生于四川省西昌市德昌县偏远山村的青年，家境十分贫寒。
他在襁褓之中便失去了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过着艰难的生活。从五岁开始，他就被迫为地主放牧，饱受欺凌。
然而，在他八岁的那年，他的人生迎来了重大的转折，他获得了解放，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篇章。
每当回忆起自己的过去，王大宾总是感慨万分。他说：“我出生在大凉山的彝族穷苦家庭，如果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救助，我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走进大学的校门，更不可能来到繁华的北京。
我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在新中国的阳光下，王大宾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再受到地主的压迫，反而能够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安心地学习。
他深知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是党和国家给予的，因此他倍加珍惜，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学业中，立志要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大宾以卓越的成绩回报了党和国家的培养。他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成绩斐然。
1961年，他以出色的表现考入了北京地质学院，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最初，他被分配到了为赴苏联留学做准备的班级，但随后因中苏关系的紧张而转入了探矿工程系，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
在那个时代，能够进入北京地质学院这样的名校深造，无疑是对王大宾才华和努力的最好肯定。
然而，在王大宾即将毕业之际，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打破了原有的平静。满怀热情的王大宾也投身到了这场运动中。
在北京地质学院，他积极参与了名为“东方红”的红卫兵组织的创建工作，并在1967年年初因出色的表现和领导力成为了该组织的核心成员。
随着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他被推选为委员会主任，领导着学院的各项工作。
在王大宾的众多事迹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将彭德怀从四川护送回北京的事件。
1966年年初，在返回四川老家进行串联活动时，他接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命令，负责护送彭德怀回京。
尽管在押送过程中遭遇了诸多指责和压力，但王大宾始终坚守公正和良知，对彭德怀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确保他能够安全抵达北京。
到了1968年，王大宾已经担任了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及政法组副组长等重要职务。
然而，在毛主席提出新的指导方针后，他毅然决定返回四川，加入成都探矿机械厂，开始了新的工作生涯。
在离开北京前，周总理亲自向他传达了指示，叮嘱他要专心学习技术、保持低调，并避免卷入地方的纷争。
然而，在1971年，王大宾因牵涉“5·16”事件被要求返回北京地质学院接受隔离审查。在审查过程中，他被开除了党籍，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他更是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被判处了九年有期徒刑。直到1983年刑满释放后，他才得以重返成都，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王大宾于1985年重新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从事钎具相关的工作。
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他倍感珍惜，并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了工作中。
他深知自己曾经的过错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损失，因此他更加努力地工作，希望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
在晚年时期，王大宾很少公开露面，也尽量避免就历史或现实议题发表看法。
然而，他曾坦言：“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无误的。问题出在我们当时太年轻、太冲动，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并实践毛主席的期望，没有能够承担起那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这番话不仅表达了他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也展现了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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