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是农民、农业、农村的有机体，只有三者良性互动和相互影响，才能实现乡村现代化。从城乡关系看，城乡中国是理解、分析和解决中国乡村现代化问题的基本结构形态，从单向城市化转向城乡互动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乡村在这一格局下正潜移默化地发生转型。从农民来看，农民的代际革命及其与土地和村庄的黏度变化是研究乡村转型的根本维度，只有刻画不同代际农民群体在经济社会等方面行为特征的显著差异，才能分析伴随代际更迭，农民与土地、与乡村的黏度变化对未来的农业、村庄以及乡村现代化走向产生的影响。从农业来看，农业工业化是实现农业产业革命的可行路径，必须正确认识农业产值份额降低至10％之后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明确新阶段的农业内涵、功能、业态，客观把握农业要素投入变化的新特点，消除阻碍农业要素流动与重新组合的制度障碍，完善农业基本经济制度与创新农业经营组织形式，以农业工业化实现农业产业革命。从村庄来看，村庄是中国乡村转型的关键，随着人口迁移和农民与村庄关系的变化，村庄出现剧烈分化，大部分村庄的衰败与部分村庄的兴旺并存，必须正视和应对大部分乡村的体面，重点研究村庄复活的条件、面临的制约和改变的可能性，构建乡村现代化的治理秩序。
在城乡中国阶段，实现乡村转型与现代化需要基于对发展阶段、城乡格局和乡村变迁趋势的分析，重新思考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农民与土地及村庄的关系以及代际变化等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农业内涵、功能与基础性地位的重新界定，农业优先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村庄作为一种制度装置的功能和演化。因应城乡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和乡村变化的机遇，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将是实现乡村转型与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只有基于问题导向，构建实施乡村转型与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才能保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为此，本书基于城乡中国结构研究乡村转型与现代化的问题，以农民与土地、村庄的黏度变化为观察线索，论证中国已经从“乡土中国”进入“城乡中国”；基于城乡中国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提出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明确任何基于“乡土中国”或“城市中国”的公共政策均不利于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将乡村视为人、地、业、村联动的系统，构建一个分析乡村转型与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从城乡中国结构、代际革命与农民分化、农业产业革命、村庄制度演化与分化、城乡互动与融合，构建了一个可观察、可分析、可检验的乡村转型与现代化理论；基于代际革命和城市权利视角构建农民变迁与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坚持农民主体性，改变将农民工视为城市“过客”的政策惯性，避免因延续传统思维而导致农民群体在社会中处于尴尬地位和“三农”政策扭曲等问题；将农业工业化理论应用于分析如何实现农业产业革命；从根本上矫正了传统发展理论对工业化的片面认识以及对于农业现代化重要性的忽视，强调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以及持续升级，而非对单一要素替代的依赖。
在城乡中国视角下，本书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分析：
第一，论证城乡中国特征，明确城乡中国是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基本结构特征，城乡融合是城乡转型的一个阶段。历经近百年的结构转变及由此带来的人地关系与乡村制度变革，中国已经从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进入乡土成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城乡中国将是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基本结构特征，也是理解转型中国结构形态的一个重要范式。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城乡经济、社会结构表现出与快速城市化阶段明显不同的特征，即城乡融合。以人口、经济、空间、思想观念融合为特征的城乡融合是城乡转型进程的一个阶段。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城乡融合阶段，但理论与实践依然停留在传统单向城市化认知。本书强调探索中国乡村转型与现代化制度供给和路径选择应置于城乡中国形态，摒弃城乡二分范式，以城乡融合作为破局乡村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策略。
第二，论证农民的代际革命与城市权利，揭示农民代际革命与分化的现实与特征，以此为基础讨论农民城市权利、乡村老人境遇以及农民可持续发展问题。决定未来城乡格局以及乡村变迁的根本力量是农民的分化与代际变化，本书通过对农民群体的特征与演变的刻画，发现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农民群体发生高度分化，农二代经济社会行为特征已经发生革命性变化；结合代际革命与人口城市化的事实，分析城市权利视角下农二代权利滞后的严峻现实，改换将进城农民作为他者的思维，进行一场基于农民城市权利的系改革；伴随农二代、农三代相继离土出村不回村，厘清现阶段乡村老人生活状况，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改善与重塑乡村老人发展境遇；考虑到农民致贫原因的复杂性和多元化，将相对贫困纳入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战略。
第三，分析农业工业化与产业革命，为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革命提供理论基础与可行路径。农业的竞争力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结构转变不仅带来人地关系变化，而且带来农业相对要素价格变化，引致农业发展模式的历史性转折，即从依靠过密化劳动力投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传统农业模式转向通过增加资本和机械化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农业模式，引发农作方式、农地权利安排、农地流转市场、农业经营模式、农业功能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农业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未来中国农业要实现根本转型，需要重新定义新发展阶段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内涵，探索农业工业化与产业革命的路径以提高农业回报率，制定与此相适应的农业发展战略，为农业转型提供相适应的制度供给。
第四，研究乡村振兴与村庄转型，构建以“人、地、业、村系统”为基础的乡村振兴框架，提出城乡中国阶段乡村振兴、村庄转型的路径。村庄是研究乡村问题的重要分析和观察单位。村庄是乡村的地理空间、经济活动空间、公共和社会关系空间的集合，也是维系农民与国家以及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制度和秩序的装置。因此，乡村是一个由地理空间、经济活动空间、社会关系和制度秩序组成的农民、农业、村庄三位一体的结构。本书不仅从费孝通先生的乡村发展理论中吸取解决城乡中国阶段乡村问题的养分，而且梳理和总结了城乡发展新阶段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尤其是东亚经济体乡村转型的基本特征和制度安排演进，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实现村庄转型提供理论与经验基础。本书重新梳理了在城乡关系转型过程中，村庄功能与乡村治理的演变。本书分析了城乡互动格局下经济发展阶段、城乡关系与乡村本身的重大变化产生的制度需求，以及实施乡村振兴的主要制度供给。在理论分析、问题诊断和城乡发展趋势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城乡关系重塑，人、地、业、村整体联动与系统重构，实现城乡两个空间平等发展的乡村振兴与制度改革路径。
经过研究，本书提出：
第一，城乡中国是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一个阶段，也是理解中国转型的重要范式。经过近百年的转型与变迁，中国已经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一方面，中国的农民高度分化及其与乡村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分野，尤其是农二代成为迁移的主力后引发代际革命，乡土成故土、乡村变故乡，农业在告别过密化的同时也在多功能化。中国的结构形态已经告别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另一方面，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配置活跃，城乡之间的分工与互联互通增强，乡村在分化的同时业态、产业、功能多样化，这种新型城乡关系构成城乡中国的基本特征，与作为成熟形态的城市中国相比，呈现出独特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城乡中国将成为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一个阶段，城乡中国也将成为理解转型中国结构形态的一个重要范式，任何基于“乡土中国”或“城市中国”的公共政策都不利于中国完成伟大的转型。
第二，我国经济在2010年前后总体上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的测度对于判断城乡中国阶段特征至关重要。现有关于我国经济的转折点的研究主要基于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观察，更科学的方法应是从农村或农业中寻找证据。通过借鉴发展经济学界测度东亚经济体“刘易斯转折点”的方法，本书利用国家统计局7万抽样农户数据，发现我国经济在2010年前后总体上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与已有的一些悲观预期不同，本书认为转折点的到来仅仅意味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被消耗完毕，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劳动力成本会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是短缺的。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由东至西的逐次到来，支撑传统增长方式的富余劳动力条件开始不具备了，在新型人力资本培养、农业现代化转型和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需要有新的思维和策略。
第三，城乡融合是城乡转型进程的一个阶段，应建立城乡融合范式。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快速城市化阶段以后，进入城乡融合阶段，基本特征为人口在城乡双向流动的人口融合，土地利用混合性和多样性的空间融合，乡村经济非农化以及城乡产业结构趋同化的经济融合，城乡居民认知和观念差异缩小的价值融合。城乡融合带来城乡研究从城乡二分范式向城乡连续体范式的转变，它将社会视为城乡连续体，通过经济、社会多维指标对城乡连续体进行划分，以城乡连续体作为分析城乡问题的基本单位，更加强调城乡的联系与融合。长期以来，我国对城乡问题的认识受城乡二分范式左右，将城市和乡村看成对立竞争的独立范畴，试图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解决城乡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因此，从城乡二元向城乡融合的转变是一种重大的范式转换，有利于正确把握城乡转型客观规律，避免因认知错误导致的发展方向失误。
第四，正视农民代际革命的特征事实，开放农民的城市权利。城乡中国阶段农民的特征已发生历史性变化，农二代的代际革命已带来农民的出村不回村、农业经历要素重组的变化、乡土成故土。在制度变革与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小农以不同的行为对其做出反应，并改变了自己。但是，理论和政策仍然固守着对农民的传统定义和思维，农民的他者地位没有改变，由此带来农民群体在社会中的尴尬地位和国家相关“三农”政策的扭曲。要真正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真正坚持农民主体性，改变约束农民的制度环境，进一步向农民开放权利，使农户享受到本属于他们的权利，促进农民、乡村与国家的历史转型。
第五，农业发展历史转型与进入新阶段。伴随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农业份额“双降”趋势明显，农户对农业经营收入依赖度下降，农民代际分化明显，农业投入方式与发展动能发生重大变化，农业发展模式发生历史性转变。在农业发展模式变革的同时，农业经营制度和相关制度安排也在发生急速变革，土地流转加快，经营规模适度扩大，经营主体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前提下呈现多元化格局，农民专业合作进入历史新阶段，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制度基础。
第六，以农业工业化实现农业产业革命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普遍被理解为经济重心由初级产品生产向制造业生产的转移，这种对工业化的片面理解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民族国家的农业发展受挫。张培刚正确指出，工业化应该涵盖整个国民经济，它至少应该包括工业和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表现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发生连续的变化。农业工业化的本质在于人口、资源或物力、社会制度、生产技术、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以及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由此带来农业产业生产效率提高，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本书拓展了农业工业化理论，提出推动农业工业化的关键在于以制度变革打破原有均衡，实现土地使用权再配置和乡村资源的有效利用，推动资本、劳动力向乡村回流，进而促进各种生产要素配比适度、协调一致，使生产要素的投入从数量增长转为有机组合，提高农业绩效。
第七，以城乡互动发展而非单向城市化模式促进乡村变迁。按照经典路径，通过加快城市化将人口集聚在城市，促进土地流转并集中到少数大户手中，使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经营，农民转变为职业农民或者产业工人，在服从于城市和工业发展前提下实现乡村转型。本书通过重新审视东亚经济体乡村转型的真实图景发现，在农业份额下降以及乡村人口减少过程中，东亚经济体没有发生土地规模化、农业专业化、农民职业化以及传统村庄的普遍终结，而是在小规模农地经营基础上实现了农业工业化，农民通过大量兼业活动走向职业身份的多角化，村庄也因经济活动的丰富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而实现体面存续。这一发展道路使东亚经济体城乡差距没有持续扩大，农民和乡村、农业也没有断根，村庄依然是经济活动和生活空间的重要载体，村庄功能得以存续和拓展。东亚经济体乡村转型的经验为中国乡村振兴与转型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城乡转型的路径。
第八，乡村是城市区域以外的重要空间，也是一种制度与秩序装置。乡村是城市以外的广域空间。村庄是乡村的地理空间、经济活动空间、公共和社会关系空间的集合，也是一种制度与秩序装置。村庄在承担以上一种或几种功能时，通过相应的制度规则来实现。中国的村庄制度既具有长期由非正式制度主导的传统，也经历过政府主导的近乎脱胎换骨的正式制度改造。伴随进入城乡中国阶段，国家乡村治理出现大变局：乡村经济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乡村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变化，维系乡村社会的血缘、地缘以及人情关系趋于淡漠，熟人社会面临解体；农民与土地及村庄的黏度下降，尤其是农二代的离土出村不回村、乡土成故土以及村庄分化和代际革命使村里人成为陌生人，礼治秩序让位于经济权力，村庄治理结构、规则与秩序进一步演化与变迁。
第九，在城乡融合格局下实现乡村活化。新阶段的乡村振兴不是乡土中国阶段的乡土重建，也不是快速城市化下的以城统乡，而是城乡互动下的乡村复兴。乡村振兴就是利用城乡互动带来的机会，复兴乡村产业，活化乡村空间；通过城乡要素的流动与再配置，形成乡村与城市互动的资本流和人流，实现乡村的振兴。要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是固守乡土中国理念，以不变应万变，导致乡村发展机会的丧失；另一个是继续沿袭快速城市化惯性，不改城市过度发展后补贴乡村的公共政策，加剧乡村的衰败。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重塑城乡关系，构建促进城乡融合的发展政策。其一，在城乡中国阶段，首先要矫正单向城市化导向的公共政策。在相当长时期的一个误区是，将城市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唯一目标，以为城市化能顺其自然地解决乡村问题。事实上，单向城市化不仅导致大量的“城市病”，而且导致乡村问题加剧。城乡中国阶段的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间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
其二，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构建促进城乡融合的发展政策。中国已经进入城乡融合阶段，城乡融合是乡村活化和农业产业发展的关键。应从单向城市化思维向城乡融合思维转变，更加注重城乡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依赖性，其路径是要促进城乡之间从“通”到“融”再到“合”。“通”即拆掉城乡之间的“墙”，破除制约乡村活力与农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壁垒；“融”就是使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既包括乡村要素向城市的流动，也包括城市要素回到乡村；“合”就是使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彼此需要，城乡两个文明共生。
第二，开放农民城市权利，重塑乡村老人发展境遇，解决相对贫困。其一，顺应农民代际革命趋势，对农民城市权利进行系统改革。针对进城农民城市权利不平等的现状，亟须改换将进城农民作为他者的思维，从国家战略高度改变将农民工视为城市“过客”的政策惯性，在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权利的前提下，通过切实保障农二代在城市的居住权、落实农三代的教育权、制定实现农民城市权利的成本分担机制，推动城市权利向农民开放。
其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重塑乡村老人发展境遇。针对乡村老人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被忽视、服务供给不足和供需错位等问题，提出进一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建立农村养老金稳定增长和动态调节机制；多种方式开发农村老年群体人力资源；完善助餐模式，解决其“吃饭”问题；提高健康服务水平，解决好“就医”问题；丰富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解决好“精神慰藉”问题。
其三，将相对贫困纳入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战略。以乡村产业革命增加乡村贫者发展机会，在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的生计仍依赖农业的现实下，实现以农业工业化提高农业回报率来增加贫者收入。增大农民利用乡村资源从事非农活动的空间和权利，通过复兴和发展乡土工业，促进乡村经济活动复杂化，提供多样化增收途径。通过拆除城乡间的制度壁垒，以城乡互相开放与提升乡村价值惠及贫困人群。
第三，正确认识农业，消除阻碍农业转型的制度障碍，实现农业工业化。其一，正确认识农业份额下降后的农业基础地位和作用。告别以农业占GDP的份额来看待农业重要程度的传统，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应主要表现为：农业产出品具有不可替代性，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就是对基本民生的基础保障；农业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在相当长时期不会减弱，农业提供食物安全的重要性将不断增强；农业的功能将不断延伸，从生产向生活和生态功能不断扩展，农业对人类生活品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农业供给质量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举足轻重，农业供给实现从低复杂度向高复杂度的转变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其二，为农业转型提供有效制度供给。坚定不移地推进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明确农地集体所有权，保障集体成员农地承包权，赋予耕作者稳定的农地经营权，建立现代农业发展的农地权利基础；建立现代农业经营制度，提升农户人力资本和农业经营能力，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构建企业—合作社—农户契约结构，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服务规模化、区域产业规模化、市场专业化为纽带，促进农业分工效率的提高，探索农业规模报酬实现方式。
其三，通过农业工业化提高农业的回报率。乡村产业发展的唯一路径是农业工业化，其要义是，通过土地配置制度改革、资本下乡、城乡人力对流和乡村资源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使农业从业者的收入不再低于城市其他行业，甚至更高，促进农业多功能化和农业产业的融合与裂变，探索农业工业化的路径，迎接农业产业革命的到来。
第四，通过重构人、地、业、村系统与重塑乡村秩序，实现乡村振兴与村庄转型。其一，提升乡村人力资本，革新发展观念。顺应农民代际革命，在保障农民对乡村土地等的基本权利的同时，赋予进城农民城市权利，促进农民进城落户和市民化。顺应乡村经济机会出现和经济活动变化，吸引部分年轻人回故乡从事新农业、新产业，长出一批引领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致富的乡村企业家。通过集体制度改革打开乡村封闭性，构建乡村资源与资本的组合与合作制度，培养契约精神，完善乡村产业和资本下乡政策，引导城市居民、企业家及社会资本下乡。
其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大乡村振兴的土地制度供给。一是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实现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权利平等。二是完善农地权利体系，在保障集体成员承包权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完成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实现经营权作为“田面权”与承包权作为“田底权”的平权。三是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农民宅基地可以有偿退出、出让、转让、交易、从事其他相关产业的生产服务。在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实行村庄宅基地、农房和空闲地对外村人和外来资本有序开放，实现乡村资源与外来资本的有效组合。
其三，形成与乡村转型相适应的乡村治理制度，重塑乡村秩序。在新发展阶段找寻与乡村转型相适应的乡村治理安排，以自治实现村民自我民主管理，以法治实现法律对乡村的正式约束，以德治实现村庄道德和非正式制度约束。通过传统乡村治理和自上而下行政治理两者的结合，解决新的村落形态下不同主体对村庄治理的需求，以形成更有效的乡村治理秩序。
刘守英
本书将乡村视为人、地、业、村联动的系统，旨在构建一个分析乡村转型与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基于实地调研和理论研究，在城乡中国格局下研究乡村转型与现代化的逻辑、路径、体制和政策，明确提出城乡中国是理解、分析和解决中国乡村现代化问题的基本结构形态，农民的代际革命及其与土地和村庄的黏度变化是研究乡村转型的根本维度，实现农业和乡村产业革命是乡村复兴的基础。
并拓展了理论界对城乡中国格局下乡村问题的讨论，矫正了传统理论与政策中对于城乡关系以及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一些认识，因应城乡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和乡村变化的机遇，提出了有效的制度改革方案与实施措施，对于破除城乡分割体制结构，实现城乡融合与乡村现代化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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