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兴安岭至黑龙江区域、乌苏里江沿岸以及库页岛一带在清朝时期原本就是属于中国的领土，符拉迪沃斯托克原先的名称为海参崴，这些都是众人皆知的基本常识。它们皆在 1858 年由于中俄之间的那份《瑷珲条约》而沦为了俄罗斯的领土，60 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大致相当于 17 个台湾那般规模，自此便成为了异国他乡之地。
清朝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进行任何武力方面的抵抗，未曾开一枪就选择了退让。此次针对俄国的条约，极为显著地拉开了后来沙俄多次与中国缔结割让土地协议的高峰，致使彼时中国的东北、西北地区承受着极为沉重的安全压力。
沙俄将这份遗产传承给了苏联以及现今的俄罗斯，且对这些土地之上的人文风貌予以了彻底的改变。以至于像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等城市直至如今依旧持续着每年举办关于《瑷珲条约》签订的相关纪念活动。那么，在《瑷珲条约》签订之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重大事宜呢，清政府为何会做出这般令人难以捉摸、荒谬至极的行径呢？
首先对《瑷珲条约》签订之前清朝与沙俄之间的态势予以观察。对东方的草原、冰原、绿洲以及沙漠予以征服，乃是沙俄自 16 世纪起就怀揣着的梦想。尤其是在 17 世纪之后，伴随着沙俄对西伯利亚汗国的征服，并且不断地朝着东方进行势力的渗透。
沙俄凭借征发哥萨克展开远征，派遣殖民军队，还进行东方探险等一系列行动，实际上在 17 世纪初期就已然将其势力延伸至黑龙江流域。
幸运的是，清朝前期的武力尚较为充裕，且俄国无法向远东地区投入过多的资源。故而康熙皇帝历经两次雅克萨之战击败沙俄之后，双方经由《尼布楚条约》以及后续的《恰克图条约》明晰了国界，由此遏制了沙俄向南扩张的步伐。
于这一时期，清朝与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国界乃是依循着山岭与河流来进行划分的，外兴安岭以及额尔古纳河就此成为了两国的天然界限。两国大体上也维持着边界的和平状况。
在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之时，当中国迈入近代社会之后，此种状况便发生了转变。清朝在这场战争中败给了西方国家，从而使得沙俄明晰了清朝军力羸弱的真实情况。
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清朝深陷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起义等一系列战事之中，从而使得局势越发混乱至极。
沙俄历经从 1853 年到 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并且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后，掀起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亚历山大二世依旧在“西失东补”这一战略的影响之下，大力加速了对东方的扩张进程，沙俄在此阶段侵入了土库曼斯坦、布哈拉、花剌子模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地区。富饶的远东地区自然也不会被沙俄所漠视，成为了其觊觎的珍贵之地。
在 1858 年 4 月之时，恰逢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彼时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突然以“协助友邦抗击英国”这样的借口，向黑龙江派遣兵船，架起大炮，并提出要与黑龙江将军奕山在瑷珲城进行谈判，要求清朝立刻割让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致使中俄两国以黑龙江为界划分，不然就即刻开战。
奕山在与穆拉维约夫进行一番交流后，起初不敢予以应允，可是在看到沙俄军队在江面上开炮射击并加以恫吓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屈服。最终仅仅耗时 2 天便予以准许穆拉维约夫所提出的意见，签署了新的划界条约，此即《瑷珲条约》。
根据《瑷珲条约》的规定，中俄两国之间的边界是依据黑龙江来进行划分的，中国仅在黑龙江以北的江东六十四屯这一区域保留管辖权和永久居住权，乌苏里江以东之地沦为“两国共同管理的区域”，并且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全面禁止清朝以及沙俄以外的任何外国船只通航。
值得注意的是，签订《瑷珲条约》的奕山和穆拉维约夫仅仅是地方上的官员而已，并非是两国的统治者以及专业的外交官。倘若清朝不予认可，从理论层面来讲的话，《瑷珲条约》也是不具备合法性的。
清廷似乎全然未曾有阻止条约得以通过的意图。奕山尽管在事后遭到革职，但清廷却在 1860 年 11 月的《中俄北京条约》中选择承认了《瑷珲条约》的合理性。鉴于此，俄国并未耗费一兵一卒，未曾打响一枪，就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国界，收获颇为丰硕。
那么，清朝彼时为何没有选择去抵御沙俄呢？实际上，关键的原因也就是以下这几个罢了。首先，彼时的清军的确不具备抵御沙俄武力所带来的威胁的能力。
在亚历山大二世上台之后，沙俄推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举措，由此极大地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且提升了武器装备的水准。沙俄原本就在临近西伯利亚的喀山以及西伯利亚的车里雅宾斯克等地构建起了大型的兵站。
尽管当下西伯利亚铁路尚未投入使用，然而其确实拥有向远东输送数万人军队的实力。穆拉维约夫本人所处的那片东西伯利亚总督辖区的确也是具备组建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的能力的。
清军在黑龙江地区所具备的兵力，尽管存在由 146 个前锋骁骑、9200 余名披甲人以及 800 名屯田兵等共同构建起来的规模庞大达万人的军队。他们所具备的装备，不但与配备后膛枪、榴弹炮的沙俄相较存在极大的落后差距，即便是与湘军、淮军相比较，同样存在着显著的落后差距，倘若真的交战，他们着实很难战胜沙俄。
不仅如此，穆拉维约夫相较于奕山而言，确实具备更为丰富的军事阅历。穆拉维约夫出生于一个军事贵族家族，其年轻时就曾具备在中亚展开探险的经历，并且还参与了俄土战争以及对波兰起义和高加索山民起义的相关战事的镇压。
他颇具前瞻性地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提出过废除农奴制的诉求。在远东地区，他还曾担任过伊尔库兹克总督，完全可以称得上对东方的情况极为熟悉。
1853 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之际，英国和法国也派遣了军舰前往勘察加半岛以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等地对俄国进行进攻。穆拉维约夫仅仅凭借着手中仅有一千余兵力，成功地抵挡住了英法联军对这两个地方的多次进攻，并且还保住了远东地区的舰队，由此可见，他的军事才能着实相当出色。
奕山源自清朝宗室，仅仅参与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对广东农民起义的战事，且打得极为糟糕，他的军事指挥能力与穆拉维约夫根本无法处于同一水平层次。
沙俄自道光年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后便逐渐滋生出轻视中国的心理，持续煽动来自哥萨克等地的人员，其中既包括移民，也有被流放的罪犯，朝着清朝防卫较为薄弱的黑龙江北岸、乌苏里江东岸拓展势力范围，大肆抢夺耕地。
历经十数载的经营发展，沙俄已然实际上掌控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广袤土地，并且在乌苏里江东岸也建立起了众多的定居点，清廷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这些区域的管控能力。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清朝在东北地区乃是由于推行禁止内地人前往关外的政策，从而导致东北边疆的开发极度匮乏，根本无法对沙俄不断越界的行径进行有效遏制。
当地的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赫哲族等“索伦部族”，由于清朝长期征调其参与战斗，致使人口数量极为稀少，也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来抵御沙俄。
自清朝中期往后，东北边防的重心也逐步地移至黑龙江以南，这无疑给沙俄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情形，为其朝南方进行扩张给予了便利。
清朝彼时的内外形势也极为严峻。咸丰、同治时期恰恰处于清朝多灾多难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太平天国政权依然处于强盛状态。即便在签署《瑷珲条约》的 1858 年，虽说太平天国发生了天京事变，但仍旧获得了二度攻破江北大营的胜利，并且在三河击败了湘军的精锐部队，太平军展现出西进淮南、东征苏南以及进军浙江的态势。
在这一年，江淮地区以及中原区域存在着捻军的活动，安徽、河南、苏北等地处于捻军与清军相互激烈混战的状态当中。即便在位于西南边陲的云南地区，也曾出现过由杜文秀所领导的回民起兵运动。
更何况，彼时清朝与英、法两国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尚在持续进行之中。《瑷珲条约》签署的当月，彼时英法联军已然攻克了大沽口，并且呈现出向天津、北京进军的态势，致使清廷陷入了极度的慌乱之中。
可以说，彼时的清朝极为迫切地需要应对各处的紧急状况，全然没有精力在东北方向再度与沙俄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穆拉维约夫所提出的“联清抗英”以及“黑龙江共同防御”这一口号，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引发了趁火打劫的不良后果。
清朝之所以在《北京条约》中承认了《瑷珲条约》的合法性，且再度割让了乌苏里江东岸以及包含库页岛等在内的广袤土地，其缘由在于清朝彼时已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遇战败，全然没有能力去抵御英法联军。
沙俄再度以乐于充当“居中调解”角色的姿态出现，清朝对沙俄有所需求，故而也会受到沙俄那如同狮子张开大口般的影响，无奈之下被迫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
需要予以说明的是，在《瑷珲条约》签订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穆拉维约夫予以了嘉奖，穆拉维约夫也正是凭借此而获封“阿穆尔伯爵”（黑龙江伯爵），瑷珲城对岸的海兰泡也变更了名称，被称作布拉戈维申斯克，其寓意为“报喜城”，由此能够明晰地看出沙俄确实将其视作一桩极为重大的“喜事”。
沙俄很快依据穆拉维约夫的提议，从外贝加尔地区以及欧洲区域遣送了一批罪犯实施“徙边实土”的移民活动，由此巩固了对该地的掌控。想要收复此地，难度明显增大了。
时至今日，那位受到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予以认可的“开疆拓土英雄”穆拉维约夫，其纪念碑仍旧屹立在哈巴罗夫斯克。俄罗斯的 5000 卢布纸币上也印有他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