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俊：从莲花塘到万古堂

从莲花塘到万古堂

我是含着眼泪看完电影《我本是高山》的。乡村教师张桂梅的故事，让我回到了从前，回到母亲在万古堂小学教书的日子，回想起了那些日子里的人和事。

母亲说，张桂梅老师了不起，能把学生当自己孩子的老师，都是好老师。说起在乡村学校时的生活，母亲总是满怀眷恋和深情，心心念念的，是昔日同事、学生和万古堂的故事。许多旧事早已尘封，有的生命走向了永恒，一些故事还在继续。

回故乡湖北赤壁，总要回到莲花塘，寻访万古堂。赤壁过去叫蒲圻，居长江之南，因蒲草萋萋而得名。1986年撤县设市，1998年命名为“赤壁市”。千古风流浪淘尽，天下不敢小赤壁，1800多年前发生的那场三国赤壁之战，让人们记住了这里。赤壁西南部的山里，坐落着我的祖居地莲花塘刘家和我生活过的万古堂小学，两者紧邻，中间隔一道山岗。

重回故地，触景生情。往事历历，时光倒流，一幕幕地复原了鲜亮的颜色。

那是我心中温暖的回忆。

出赤壁城，望西南角，田畴宽广平展，远处山线隐约，这一大片沃野叫大田畈。春日绿秧无边，夏秋稻浪翻滚，冬雪皑皑连天。大田畈的西南边角，幕阜山的北麓深处，有一处简陋的校舍，土砖白墙黑瓦，有塘有井有林。这里原本不是学堂，而是一座乡贤祭堂。传说在若干年前，一位姓万的法师曾在这里积德行善、护佑生灵，当地百姓为了感念他的恩德，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五开间的祭祀堂，供奉万法师的泥塑像，取名“万古堂”。若干年后，祭祀活动稀少了，祭堂衰败了，改作学堂，取名“万古堂小学”。

再过若干年后，万古堂小学迎来了我们一家。

来万古堂小学之前，我的母亲在一个今天叫神山镇的神山学校当公办代课教师。学校附近有山，因为从不被水淹而称神奇，山曰“神山”，水曰“神山湖”，湖里盛产莲藕菱角鱼虾。母亲本是城里姑娘，因出身封建家庭，被下放在这个贫瘠却不乏鱼米滋养的湖乡。父亲当年从北师大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在武汉的一家兵工厂工作。忽然有一天，地方教育部门就出台了一项政策，规定教师各回原籍。母亲原籍在城里，但出身问题回不去，只好选择了父亲的原籍为原籍，拖儿带女地从湖乡到山乡，落户在更加贫瘠的莲花塘刘家。

那是一段注定要烙进我生命里的日子，整十年。

秋冬时节，整个山坳草木过霜、山色凝重，寒蝉凄切噤声。远处的关山尖、平山尖独立寒秋，山抹微云、天黏衰草，居高傲视群峦、平视天公。落雪封山的日子，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扑打雪峰尽头的冬日。屋檐冰帘如挂，港汊冰柱如瀑，天地犹如雪窖冰窟。及至春夏，后坡草叶葱茏，林木竞长，溪边花开灼灼，藤蔓缠绕。村后早莺争暖树，檐下新燕啄春泥，松竹桃在排队，枝头花在聚会，喜鹊斑鸠在现场直播。万紫千红，绿了又黄，红了再青，青绿是山里四季的主色。

万古堂小学在山的那一边。从莲花塘到万古堂的山腰，隐约有四条小路。第一条路，从塘塍上陡坡，迎面是一棵大梨树，树身上吊绑着大垛的干稻草，是牛儿们过冬的草料。悬在空中，不渥堆，不腐烂，总有太阳的味道。牛儿扬着脖子，用嘴撕扯树干上的草们，不多吃，不抢吃，想必是知道须留些个，待大雪封山、草料短缺的日子再吃。过了这棵大树，是一棵棠棣，树上有刺如锥。小时候爬树，胳膊腿儿虬在枝丫间嬉戏，谁的屁股不小心被刺扎着了，一定是锥心地疼、嗷嗷地叫。棠棣春末开花，艳艳灼灼，花簇紧致，秃秃的果儿不大，却是成双成三地扎在一起。读到《诗经·棠棣》里的“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方悟古人以棠棣喻兄弟之情的由来。经过这两棵树，沿山脊一直走，顺坡下去就是小学的菜园子。地里的青黄瓜、红番茄们等不到成熟，就被孩子们摘了充饥解渴；第二条路，从村牛栏屋的侧面上斜坡，一片桐树林，连着一片李树林、梨树林。不上课的夏日，爬上粗壮的油桐树，四仰八叉地横躺在阔叶粗枝间读书，有知鸟声陪伴，可以忘了时辰，不闻大人疾呼声。春雨蒙蒙，小路上李树开花一片白，含烟带雨，娇翠素静。清明时节，早起上学，忽见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花瓣雨，春泥路，顾盼贪玩不思学。这条路可以一直通到学校的公厕——山村现代文明的稀有标志，厕所内外满是孩子们的涂鸦；第三条路，爬莲花塘后山坡，上竹林，翻山包，沿山腰荆棘路，走过一片墓地，直达学校的背后。盛夏之夜常有鬼火游动，据说还追人跑。过年前夕，家家户户往山上的墓地送祭灯，寄托对祖辈亲人的思念，温暖逝去的魂灵，算是天上人间两厢牵挂了。远远地望去，漆黑的夜空宛如天界，隐约的天灯照着天街。这条路虽近，孩子们却很少走，一分窄，九分怕；第四条路，从塘堰出发，顺小港走上百米左拐，直通小学门前的万古塘，塘里有睡莲、水藻和鱼儿。一条平路连接两口荷塘，走的人多。也有害怕的地方。路的左坡有一片菜地，菜地的上方有一座坟，里面躺着的是我小学三年级时的女同学桂儿。放学打猪草，见山坡上的供电变压器间有茂盛的猪草，她一伸手，被强大的电流吸住了。桂儿妈每天下午在坟前凄厉的长哭，持续了好多年。这生命的悲歌，成了全校师生心酸的记忆。

其实，不止这四条山路。

乡下孩子，有脚就有路。有家住京广线边上架桥郑家的同学，每天能看到京广线上的火车“况且况且”地开过来，“胡吃胡吃”地开过去，我特羡慕他们，还专门到郑姓同学家里夜宿，听火车的声音。他们上学路远，要穿过宽宽的田畈，一不小心被漫天的油菜花、无边的紫云英、满畈金黄的稻海麦浪牵绊了眼和脚，或者一不小心被路边小港小汊的鱼儿虾们逗起了玩兴，或者一不小心想在泥塘边的温泉凼里洗个澡，上学一准儿会迟到；也有走得更远的，有一个男生，家住茅山张家，总是打赤脚或穿草鞋——除非是落雪结冰凌的天儿才穿球鞋。放学路上要翻几座山包，沿清澈可见游鱼水草的南渠走一阵子，过桥后拐进山谷，沿碧绿的水库一侧山路上行，再顺着曲曲折折的溪沟上坡，在青石板台阶上呱嗒呱嗒地独行，缘长长高高的天路登顶，回到修竹茂林中的家——一个高得不能再高、深得不能再深的“山以”。这个词重音在“以”，赤壁话里大约是指大山深处的意思。山窝里有终年不化的雪，头顶上有飞机飞过的声音，满目山外山，离天三尺三。这一路上会不会踩到虫蛇，会不会遇到野猪的袭击，会不会一脚踩翻了石板，或滑溜掉到深涧里，不知道。只知道这位同学凭着一双赤脚，在县里运动会上取得了田径项目的好成绩。

当然，更多的同学家住附近，老屋任家、新屋任家、月亮井任家、大塘坝任家、角塘湾李家的孩子多，远一点有高井畈刘家、新屋费家、畈里杜家、颜家铺黄家、老屋邹家、鸭棚梁家、杨家湾卢家、牌坊卢家的。再远一些，是坡里童家、锁石岭童家、架桥郑家的，最远大概是马鞍岭卢家的，跋山涉水十几里。

道阻且长，年复一年，行则将至，路在前方。庄稼青黄接继，孩子们接茬成长。他们脚下的路，只有一个指向，那就是万古堂小学。

那个时候，简陋的万古堂小学，是山里孩子观望外界的唯一窗口、联通世界的唯一平台，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清这条路。

于是，就有了家访。

老师们白天教课，像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晚上常常要走村串户，跟家长们说说孩子的事，让家长少给孩子们派重活、多给时间写作业。孩子们则害怕老师告状，挨家长揍，提心吊胆。不少老师像张桂梅老师那样，费尽周折地追回逃学、失学的孩子。天晴不怕路远，落雨不怕泥深，常常是苦口婆心一晚上，深更半夜才回家。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归的是老师们。

这样的夜晚，我就和妹妹、弟弟小手牵小手，牵着家里的狗，站在漆黑的山头等妈妈。仲夏的夜，蛙声如鼓，山蚊子凶猛，伸手不见五指，抬头不见月牙。兄妹仨越等越害怕，默不做声，不敢看不远处的坟山，怕山里的鬼，不敢动弹，怕脚下有蛇。思念在恐怖的夜海里挣扎，等待在巴望的夜风中硬撑。偶尔有光，分不出是近处的萤火虫在闪跃，还是远处的手电筒在寻路。等到光亮渐近渐大了，兄妹仨壮着胆大声哭喊“妈——”，有回应了，却是男声，也是家访的老师，“我从程家回来，你妈妈到高井畈刘家去家访了！”这样的夜晚，这样的等待，常有。

万古堂小学有校没园，没有校园，只有小菜园。校舍是四排平房，四方四正，泥砖黑瓦，屋顶有几片玻璃亮瓦，但光线不甚敞亮。大门对着万古塘，后门有陡坡上山。放学了，众声四散，喧闹归零，只剩下我们一家四口。以及角落处，住着的一位做饭种菜养猪，兼守门的工友——毛子岳师傅。

大门一关，后门一闭，再顶上一些木头柱子，以防盗贼撬门，万古堂小学便在巨大的夜幕包裹下睡去。比夜更静的是万古堂的夜，比夜更黑的是小学的四周。万古堂夜空的星子，却是非常的明亮而干净，像山里孩子纯真的眼。满天的星斗，热闹的星语，是寂寞的我最贴心的玩伴。那时正痴迷于读《十万个为什么》，书里描述的神奇太空令我向往，仰望星空发愣，想像的翅膀在星际间翩跹。若干年后见到航天员杨利伟，我对他说，“我儿时的梦想，就是长大后成为现在的你。”

小学里也有热闹的时候。每到暑假，这里是鸟们、猫们、蛇们、鼠们的乐园，也经常上演猫扑老鼠、蛇吞小鸟的惨剧。山里有最蓝的天、最白的云，以及最凝滞的时空。晴空里盘旋的鹰或者鹞子，会突然一个俯冲下来，叼走禾场上睁着无辜双眼正看它的小鸡。有村里的孩子们猫着个腰，悄悄地把校门卸下，或者把木窗的柱子掰开，偷偷地溜进教室，轻手轻脚地把长板凳扛到山坡上，翻过来当滑板，一溜到坡底，一滑一下午，一个个放肆地大笑，于是好多板凳面被磨得滑溜溜的。

山里最黑的时分是夏夜，最白的季节是在年末岁头。冰天雪地，莲花塘、万古塘里的水被冻缩到塘底，再包裹一层冰毯。寒塘孤影，冷月摄魂，天地之间写满一个字：冷。硕大厚实的雪被，把校舍内外盖得严严密密，不留一点黑，没有一丝缝，不冒一息热气。校内空旷处，雪面完好，只有三两道饿鸟寻食的细爪浅痕。此时的此地，是童话的世界，是孩子们趴雪人、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的乐园。再冷，冻不住孩子的脚，冻不住快乐的心。

天地为屋，山川做家，与万物为伴，受风雨洗礼，汲日月之精华，与自然无限贴近，这是山里孩子的福分，何苦可言？他们像林中的绿叶、坡上的微尘、山间的小草，扎根在广袤肥沃的土地，附着在坚实挺立的高山，蕴涵在湖塘港池河渠之中，土地、山川养育了他们、呵护了他们。与城里孩子比，他们没见过电车，没上过影院，没有零花钱和漂亮衣服，没住过蛇鼠爬不到、风雨淋不漏的楼房，但小有小的茁壮，弱有弱的顽强，落地生根，微而不卑，都是山的赤子、泉的音符，是自然的精灵、锦绣的颜色，每一棵小草都有自己的春天，有自己的欢歌。自然是最好的老师，教他们在苦难中成长；生活是最好的打磨机，让他们在磨砺中成熟。老师则是最好的陪伴，不光是知识的教授者，更是人生的路标，是浇开他们梦想之花的园丁。

人在福中不知福，身在苦中不觉苦，这大抵是人生的常态。那个时候的我，和其他孩子一样，没有觉得是在过苦日子。

但大人们不这么想，老师们不这么想，政府也不这么想，他们在努力改变万古堂的面貌。

于是有了初中部，万古堂小学更名为大田学校，教学条件、生活环境改善了。庙宇校舍被推倒填平，山坡上新起了一横两竖三排房子。老师、学生多起来，路远的学生和老师开始住校。每一条线路上的学生都有老师护送，一直等到孩子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我记得这样的情形，有自习课的晚上，孩子们在教室里或悄无声息地做作业，或叽叽喳喳地争个不休。谁家的狗儿跟进教室，趴在课桌底下，老老实实地不吭声。老师们聚在隔壁大屋里备课，灯光如白昼，门窗漏着风。屋外是雪光辉映的天，寒风呼呼地吹。人往团里缩，拿粉笔的指头僵得有些不听话。冻得住呵气，冻不住思维和话语。面黄饥瘦的老师们热闹争论着的，似乎是一道方程式。认真、执拗，直率、幽默，不时夹杂几句乡俚粗话。屋中央一盆塌炉，噼噼啪啪地迸着炭火星儿。偶尔有烟冒出来呛人，便有人抢了火钳扒扒捅捅。黑板旁有一煤炉，直角拐弯的烟筒直接伸到屋外，炉上吊一铜壶，壶盖嘟嘟地奏着欢快与生机。屋里有火，心里有主，话题也暖和。一挺懒腰伸腿儿，把谁家媳妇捎来的排骨熬湖藕小瓦罐差点儿踢翻了，赶紧赔笑脸儿。

我记得这样的情形，劳动课是在山上采油茶，或者砍柴、开荒，忽然间就风雨交加、电闪雷鸣。老师们拼命地招呼学生往回跑，孩子们却欢天喜地，在风中叫、雨中跳。所有树叶儿亮出了灰白的叶背儿，在风中狂舞，在雨中洗澡。低沉的天霎那间就暗下来，像黑夜。屋顶的瓦片被吹得咔哒咔哒响，窗上的油布被吹得没了踪影，孩子们这才有了一些惊慌，缩在座位上不敢动，任凭风啊雨啊黑暗啊鬼怪啊从黑洞里冲进来，那是一种从没见过的黑。“垮哒——”，一声炸雷，扯一道电闪，把雨帘下的世界刷成一片惨白。一刹那间，只见老师端坐在教室门口的板凳上，神情严肃得像那位护佑生灵的万法师，孩子们这才安住了神。校舍像一尊静坐山坳的佛，风雨不动安如山。就这么静静地待着，像闹钟停摆，直到骤雨初歇，山野一片宁静，一片清亮。“哎哟——”坐在最后一排的高个儿女生长吁一口气，“天亮啦——”，有人喊。教室里立刻像鸦雀儿泼了蛋，恢复了打闹。

风雨过后的天，依旧是孩子们的天。

树儿黄了，有回绿的时候。青丝洗白，如霜如雪，却返不了青。

一批批一代代学生走出万古堂小学、大田学校，走向广阔的田野和工矿企业，走向县城、市里、省城，到了沿海、京城，有的走到了国外，老师们依旧守着那一道山沟，山沟里的那一片校舍，校舍的那一角寒风苦雨。

只是，老师们都老了，老得记忆的照片都残黄了。

语文老师任豫章是大田学校最老的老师，家住大塘坝任家。他是万古堂小学的创办人，是所有老师的老师。我叫他舅爹，因为他是我父亲的亲舅舅。记得他当时经常犯胃疼，不得不偎在学校的灶膛边烤火取暖。但他很长寿，他84岁高龄那年，我去看望他，给老人家带了一件宁夏产的羊毛坎肩，穿上像个老羊倌。他的三儿子任三治在大田学校当过老师，是我的表叔，在我眼里他什么都懂，还教我练过拳。三治老师有个弟弟叫任四维，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也得叫表叔。我一直对两位表叔的名字很好奇。儒家讲“人治”，法家讲“法治”，道家讲“无为而治”，这“三治”是中国古代的三种治国思想。管仲说，“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是治国的四大支柱。以“三治”“四维”等圣贤思想为儿子命名，可见任豫章老师是有见识、有格局的文化人。两位表叔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三治表叔后来当了赵李桥中学的老师，四维表叔和我一起参加那年中考，整个乡所有学校考取重点高中蒲圻一中的，只有包括他和我在内的五个人，我还考了个第一，大田学校当时很是风光。进蒲一中不久的一个中午，我俩想妈想哭了，干脆溜号，翻山越岭一路狂奔跑回家，我却被妈妈揍了几巴掌，揣上两个煮鸡蛋，又赶回了学校。如今，当中学教师的四维表叔是赤壁有名气的诗人，经常在全国性媒体上发表古体诗词；李传海老师是老校长，家住角塘湾李家，翻过学校东边的山岭就是他家，他的妻子叫宝儿，不识字。李校长有两女两子，大女儿李红英、二女儿李秀英跟我是同学，大儿子叫李建文，跟我妹妹是同班同学，小儿子李建武患小儿麻痹症，从小离不开拐杖。李校长得了一种佝偻病，背驼了一辈子，像个问号。学生们惧怕李校长，怕他责问“你怎么又迟到了？”他每次假期到武汉治病，都住在我父亲那里，他们两个大人挤满了大床，我被挤在角落，记得李校长的驼背总是躺不直，只能侧着睡。李校长在学校工作时间最长，一辈子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恪尽职守。有一次，狂风暴雨把屋顶的瓦刮坏了，教室漏雨，李校长爬长梯上屋顶捡瓦，一脚踏空，从屋顶滚落下来，昏了过去，我妈和老师们都哭了。当时我天真地想，这一跤要是把他的腰背摔直了，那该多好啊。李校长的四个子女没考出来，但一向表情严肃的他，为本校那年能有两个孩子考上蒲一中而兴高采烈；陈俊德老师是教务主任，教数学，脸上有儿时得天花留下的印记。陈老师家跟我母亲家是一个家族，是过去县里封建家族“陈半城”陈东华家的后代。陈老师家是陈家六老爷家的，我母亲家是陈家八老爷家的，说起来是沾亲带故的。学校有几位陈老师，所以陈俊德老师称呼我妈为“二陈”。陈老师是公办教师，家住很远，只能在周末回家，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乐天派，成天笑容满脸，不曾有过生活的苦，俏皮话一肚子，在轻轻松松中把难事就办妥了；任友元老师是学校唯一的一任女校长，年轻、漂亮，开朗、泼辣，能管得住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经常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任校长的爱人叫欧阳宝清，是军官，英俊、潇洒，好像在福建某个机场驻防，老师们叫他“欧排长”，军装四个口袋，还佩了手枪。欧叔叔是我的偶像，我总盼着他回来。他大概每年回几趟，给每家都带了礼物。我见过欧叔叔在照像馆拍的一张单人照，很酷，照片上题有一行他的手写体名字。我一直纳闷，那字是怎么写上去的。任校长后来调到了县教育局工作，她的外甥女廖琴跟我同班，廖琴有个弟弟，跟我弟弟一般大。乡村学校就是这样，十里八乡的老师和家长大多熟识，许多老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是盘根错节拐七拐八的关系，浓郁的友情、亲情、师生情有利于互帮互助、彼此关爱，但成绩要好、考上学校，还得凭学生自己努力。

 家住牌坊卢家的卢赤宇老师，既教数理化，又教语文，性情超凡不俗，才华令人赞叹。他的下巴上长有一粒黑痣，像主席。他不苟言笑，言辞犀利，很少聊天，旁人畏他三分。他写得一手好字，曾经写满一黑板的粉笔字，是一首诗，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红楼梦》里的《好了歌》。学校的黑板报由他主笔，有一期最底下一行锦句，让我记了一辈子，那句话是“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后来知道，这是主席的话；童波静老师家住锁石岭童家，她有一个儿子，但还有“第二个儿子”，是我的弟弟。有一天早晨，童老师来我家，撩开蚊帐帮我妈给我们穿衣服。三四岁的弟弟赖床不起，迷迷瞪瞪地以为是我妈，就喊了一声“妈”，童老师答应了一声，弟弟不好意思，童老师却高兴坏了，从此就让我弟弟叫她做“妈”。这妈真没白叫，她经常从自家带菜给我们家，她家自制的醃菜尤其好吃；任民权老师家是月亮井任家的，教代数，经常写一黑板的方程式，讨论起代数题来非常投入、专注、较真，有一次竟然不知不觉地把皮带从腰间抽下来，叩打桌面，重一下轻一下的，眼睛却始终不离桌上那道题，吓得我们不敢喘气儿；边一山老师是城里人，长得面大耳阔白白净净，他是从县文工团下放到大田学校当老师的，是不是教音乐不记得了，但他的笛子吹得很好。他喜欢我弟弟，弟弟还没上学，但心算很厉害，边一山老师时不时地把我弟弟捉到跟前，两腿一夹，加减乘除地出题，让弟弟口答，弟弟的“母算家”外号就是他给起的。后来听说边一山老师落实政策返城，当到了市财政局局长；任海泉老师教语文，他的妹妹桃英、弟弟泉元跟我是同班同学，他们家住山坡下的老屋任家，我经常去玩儿，门对门，房挨房，进哪个门穿哪个廊、哪个是堂屋哪个是厨房，门儿清。任海泉老师后来考上广西邮电学校，毕业分配到了县里的邮电局工作。离开学校多年后，见到过一次任泉元同学，他在家乡做铝合金门窗业务，说姐姐桃英已不在了好些年了，我听了一阵伤感；陈金平老师教几何，人长得帅气，举止有风度，穿翻毛皮靴，很洋气。家住荆泉山里，周末回家要走很长的山路。他曾给我的试卷打了一个满分，还用红笔字写了很长一段鼓励的话，我至今记得；刘凯华老师教数学，本是高井畈刘家的人，嫁到了月亮井任家，记得她是天生卷发，非常和蔼热情；刘东林老师教什么课不记得了，但记得他家住在高井畈刘家，每天独自沿水港走回家；杜林生老师是畈里杜家的，他的父亲是乡间名中医杜家少师傅，有祖传土方，治疑难杂症，很神秘、有口碑。杜老师教语文，是不多见的“老三届”高中生，知识功底扎实。听大人们说，他还响应计划生育号召，做过结扎手术。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每个人有不同的故事。这些老师本色、本分，朴实、朴素，像林间的一片叶，叶绿叶落任自由；像山里的一条溪，枯丰人不知，喧默无人晓。但孩子们的成长缺不得他们，乡村的风景里少不了他们的颜色。

大田学校后来调来了刘绍先、黄国华夫妇，不记得他们教什么课。他们家在校舍的最角落上，后门外是他家的菜地，永远是郁郁葱葱地长满瓜果菜蔬，经常分享给我家。他们有四个子女，儿子分别叫刘建平、刘爱平、刘永平，女儿叫刘卫平，最小的儿子永平比我大几岁，我俩是同班同学，还是武术队的拳友，散打、摔跤、棍术的老搭档，经常比谁下腰动作快。据说永平在蒲纺工作过，不知道近况如何；我的二叔刘元先、二婶龚益珍也住在学校，二婶跟我的舅妈龚三元有亲戚关系。二叔拉得一手好二胡，后来当了县师范学校的校长。二婶调到另外一所建在山顶上的小学去了，继续当老师，继续住学校。去二叔二婶家有两条山路，都要穿过茂密的山林。当年的二婶年轻漂亮，声音甜美，说话像唱歌。如今虽然老了，风韵依在，爱好舞剑，手机微信玩得顺溜，常在我们的“老刘家”群里，发各种表情包。老两口在城里散步，常碰到昔日的学生，桃李满县城。

乡村学校虽偏远、规模小，学校之间教师的调动交流却频繁，这里来去过不少老师，像教代数的童树贞老师、涂立勋老师，当过海军的项木清老师，后来去当了兵的体育老师项清明，学校当时还有唯一说武汉话的，是罗顺芝老师，据说也回武汉了。

我的这些老师们，大多出身农家，家势寒微，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富裕的家资，没有过硬的学历，也没有见过太大的世面和受过足够的礼遇，但他们是山村里最有文化知识、最斯文，也是最有责任心、最具职业精神的一群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不图回报，只顾耕耘。从不奢求什么，也不苛求别人。一批批的学生毕业，就像一茬茬稻谷在成熟，教完他们，再教他们的孩子，一代接一代。他们视讲台为神坛，视教师职业为神圣，择一业、终一生，竭力地发着光，像草丛间的萤火虫；努力地燃烧着自己，像灶里的火、炉中的炭，照亮山里孩子们前路，温暖了这个世界。

我的这些老师们，是富于理想、富有才华，却也安于现状、甘愿忍受寂寞的一群人。他们大多是民办教师，走下讲台就是农民。有责任田要种，有工分要挣，干体力活比不过身强力壮的男劳力，挣工分赶不上人多势众的大家庭。到了年底分红少，有的老师家庭还要借钱抵物还超支款。村干部说了，你们家今年超支，今天你得给我签了这欠条，要不我拉走你们家的猪！遇到亲戚朋友有婚丧嫁娶大事，本来收入就不高，还得送情随礼凑分子，难免有些纠结；遇到左邻右舍鸡毛蒜皮的事，打不过，骂不过，难免斯文扫地。他们在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使命与命运的漩涡里，不断地调适姿势、调整心态，努力以最好的状态面对这个世界。“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亲眼见过，不止一位老师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抄写过李商隐的这两句诗。它是诗，更是志。

我的这些老师们，虽然在学生面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知无不言、倾其所知，但见到城里人，却有些腼腆甚至自卑；见到上级领导、干部，想提学校的困难、自己的难处，却难于启齿，甚至面红耳赤语无伦次。民办转公办，是很多民办教师的梦想，想给曾经是学生的乡里社区干部送点儿什么，一是没什么可送的，二也舍不下脸面。

只有回到三尺讲台，往学生面前一站，一切都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两个字：责任。

最在乎的，是两个字：斯文。

他们或许在心里默念，我本是高山。

他们都是张桂梅，是李桂梅、陈桂梅、童桂梅……是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

老照片里，他们是否依然桂香馥郁、梅绽霜雪，是否依然风景无边、风光无限？

耳畔响起韩红唱的《只要平凡》，“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一份隐隐的伤感，升腾在我的心底，向鼻尖、眼角处弥漫。

是的，前面提到，我的母亲在这里当民办教师，整整十年。

当时的学校师资不足，一些教师不得不教几门课。母亲从小学教到初中，教过语文、音乐、物理、化学，她教物理课时，编了关于磁力线“N极穿过手板心”的儿歌，很多学生会唱。我家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是父亲自己装的。一开机红绿发光管奇彩闪烁，节目不多却热闹，孩子们常围着看。村里谁家有婚娶、添丁、孩子满月等喜事，我家的收音机会被借去一用，成了喜事标配。母亲总是既热情又不放心，因为调谐器上的羊肠线被粗鲁的手们扯断了好些次，最后光听旋钮的轱辘声和噪音了。

那一年，由于学校经费不足，老师们不得不自制课桌，不是用木材，而是用砂子、牛粪，掺和着水泥，砌泥砖课桌。母亲和老师们成了泥瓦匠。就有一天，一块松动了的泥砖砸伤了母亲的脚，伤得很重，送到了城里医院。一见到妈妈打着绷带、拄着拐杖的样子，我顿时哇哇地哭了。从那次起，妈妈落下了病根，有时伤痛复发，疼得走不了路。

贫瘠的土地，也会盛开美丽的花朵；蹇涩的生活，亦不乏生命的欢歌。和山里孩子一样，我的童年也有快乐和自得。五岁起，我就开始上学，母亲教几年级、哪个班，我就上几年级、哪个班，稀里糊涂懵里懵懂地跟班读，所以班里同学多比我大。母亲下乡时带了一大箱书，是苏联小说，成了师生争相借阅的读物。后来才知道，那本被借阅最多、破损严重，我一直不知道名字的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过一本书叫《从鸽子谷来的孩子们》，长大后没再见过。我曾在一篇小文里提到这件事，没想到收到各地素不相识的读者寄来了十多本，有四位热心读者竟然跑到图书馆借了书，复印了寄给我，厚厚一大本，让我感到沉甸甸的情谊。这些书不光是使我受益，也丰富了山里孩子的文化生活。家里办了图书角，同学们免费借阅，我也可以用书换书，甚至可以换弹弓、自制玩具火枪和小狗崽什么的。那时的我，不知道什么叫痛苦、磨难、贫困，一切天然，一切自然。

像张桂梅老师一样，母亲对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我清楚地记得，我的裤子经常被她拿给尿裤子的同学换上。有的学生家里没有米吃，母亲把米缸里所剩不多的米，舀出大半升，装进孩子的书包里，嘱咐回家交给大人。有个地质勘探队驻扎在学校附近，子弟在大田学校借读，两年后移驻其它勘探点。撤走时，一位叫尹彩仙的女生跑回学校，抱着我妈，舍不得走，哭得像个泪人儿。

当时的乡村学校没有医务室，学生有个头疼脑热的没法看病，附近村庄的老百姓看病打针，得去几里外的黄家嘴诊所。母亲便自学了医学知识，参加了赤脚医生培训，免费为师生和村里人看病打针。我亲眼见到母亲尝试着在自己身上打针、扎针灸，学会了再为村里人服务。周边村庄谁家有人生病了，来找我妈测个体温、量个血压、打个针，是常事。把注射针管针头装在医用铝盒里，用纱布蒙上，盖好了在热水里煮沸消毒，这是母亲交给我的一个经常性任务。那时候的家里，充满医用酒精的味道。用做量血压的牛筋橡胶管，常被我悄悄拿出来做弹弓，因此没少挨揍。老屋任家的干芳爹，卧床好多年，母亲风雨无阻地为他打了多年的针。为了表示感谢，干芳爹的儿子用泥砖帮我家砌了一个小厨房。

那些年，那些村，母亲给看过病、打过针、刮过痧的人，家家都有，不计其数。母亲落实政策举家返城时，父亲所在的大学派一辆货车来帮忙搬家，村里人闻讯赶来送行，来了一群又一群，送了一程又一程。有的人家送一升米、一篮菜，有的人家用手绢兜几个鸡蛋。干芳爹的儿子挑来一担柴兜，说是城里什么都贵，烧这个柴兜烤火。我妈感动得泪水涟涟，这件事一连念了好些年。

回到故乡，独自在一些村里转，没有人认识我，但只要说到母亲陈老师的名字，自我介绍是“陈老师”的老大，就有人来打招呼了。

回莲花塘和万古堂，是母亲最风光的事。车沿四通八达的村道开，任意停在一个村口，只要年迈的老母亲一下车，一定有人围上来喊“陈老师”，自报姓名，说是陈老师某某时期的学生，家住哪个村，叫什么名字，我妈竟然还念得出一些人的名字，说得出一些人的故事。有的人顺便对我说一句，“我是你的同学”“我抄过你的作业”。我端详半天，好像没有找到记忆的线头。但母亲的陶醉，令我陶醉了。

老师授业一阵子，学生受益一辈子。天底下最伟大的职业，是教师。母亲的自豪，让我执信这样的理念。

小时候的我，也有自己的心事，只不爱说话。

前面提到，万古堂小学有一位老工友，叫毛子岳。

那年春节，母亲领着我和弟弟妹妹，在武汉与父亲团聚。正月初十，回到乡下。

那年的雪，好大。下了火车，往大雪深处的家走去。砭骨雪风步步寒，鹅毛飞絮扬纷纷，雪暴一阵紧似一阵、密似一阵，大地上白茫茫一片。一家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被里寻着路。脸冻得没了表情，雪水灌进靴里，脚手都木了。

朦胧中见着了李家岭上的两棵大柏树。翻过岭，就是我们的家——万古堂小学。

树根下影影绰绰过来一行人。近了，隔着雪帘看去，虽然棉衣棉帽捂得紧，却辨得出是月亮井任家的人。随便问候了一句，一个男人说：“毛子岳死了！”

啊，毛子岳死了？一家人愣住了。

还没进小学的大门，早听见人声嘈杂。

堂屋中央，停放了一口漆黑的棺材。人说，毛子岳已装殓了。母亲让人掀开棺盖，望了一眼，泪便簌簌地落了。

我家紧挨堂屋，四角漏风。淘气的我曾把墙缝掏成一个杯口大的洞，往外看人。此时再从里往外看，正是漆黑的棺材。我骇怕，挪过柜子挡住那墙洞。挡不住的，却是毛子岳的影子。

黢黑的后山坡上是墓地，夏天有萤火虫和“鬼火”忽闪，冬天有稀稀密密的墓灯，阴森瘆人。听说有人鬼迷心窍，四处夜游，一觉醒来竟躺在坟沟里。谁家孩儿病了，做娘的便去“收吓”——沿着漆黑的山路，唤着孩儿的乳名，喊“儿啊回来哟”，也叫收魂。每每听到夜风中，传来这凄惨的声音，我早吓得不敢吭声了。也不知人家孩儿的魂，真的收回了没。黑暗的屋角，偶尔窜过一只黑猫，常吓人一跳。万古堂小学像荒地旷野的一盏孤灯，被黑幕笼罩，四周游荡着鬼的故事。

好在有毛子岳。

毛子岳是一位老人，宽厚的背，有些驼，下额有颗豌豆大的痣。眉须浓黑，竖得像刺，像打鬼的钟馗。很少说话，开口有湘音。在万古堂小学负责种菜、喂猪、做饭。多大岁数，哪里人氏，哪年来的，有没有亲人，没有人知道。在万古堂小学，他是我家唯一的邻居。

毛子岳为人和善，老师们唤他“毛师傅”，附近村民不论老少都直呼其名。有人来借米、借菜、借盐、借洋火，往往是有借无还，他也不催人还。有人把猪和牛赶进菜园子，青菜被糟蹋一大片，他也只是抠块土巴扔过去，再骂上一声。村里有婆娘怕走夜路，喊一声“毛子岳，你送我一脚”，他二话不说就跟在后面断路。毛子岳识草药，满山坡采集鱼腥草、金银花、七叶一枝花之类的熬药，送人。还捉了蜈蚣、蛇什么的制成药吃。一旦中了毒，腿肿得像鱼鳔。

经常有蛇溜进空场，或者缠在某棵蓖麻树的根上，或者有蛇钻进床角，我们总是惊慌失措地喊毛师傅来打蛇。毛子岳种的菜园很丰产，莴苣、韭菜、茄子、丝瓜、扁豆、南瓜，四季不断，经常送到我家。家里偶尔煨汤，母亲总是盛出一碗，叫我端给毛子岳。

毛子岳似乎对我感兴趣，偶尔跟我说些什么，眼里像有话，我似懂非懂。很少有人能进他的屋，但我是例外。我见过他写毛笔字，写在报纸上，报纸被他拿去烧灶引火了。见过他哭，好像是一张小孩的照片。我答应不告诉大人，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有人戏谑他：“毛子岳，你家堂客呢？”他很恼怒。两个壮劳力到厨房里抢他斫齐的柴，骂了他，他看了我一眼，一直不还嘴。我转身走了，随后听到厨房里动静大起来了，那两人慌慌张张边跑出来边叫唤，“毛子岳是条疯狗，咬我了，咬我了！”。我听了有些暗暗得意。那次，他送我们一家赶火车，走大田畈的田埂，我趴在他宽厚的背上，睡着了。

有天清早，听得塘边上一阵叫喊：“毛子岳被人打了！”赶过去一看，毛子岳一身泥水地躺在沟边。原来是在凌晨时分，有人偷小学的猪，毛子岳追出来，被贼打倒了。

春节到了，母亲带我们去武汉。临行前对毛子岳说：“我家就托付给您照看了，虽说没值钱的东西。”从武汉回乡下时，我爸妈还特地备了一份礼准备送毛子岳。万万没想到毛子岳竟然说没就没了。

村里人是正月初五拜跑年时，发现毛子岳不在的。可能又是吃什么中毒了，村里人说，不知道我们一家这么早回学校，棺材放我家隔壁不合适，要不找间教室放。母亲说，不怕。

第二天，老师们和村里人把毛子岳热热闹闹送上了山。隐约听大人议论说，从毛子岳的木箱里发现了什么，有的说他是从湖南逃荒来的，有的说是从国民党军队里跑出来的。

飞飞扬扬的鹅毛雪，掩去了那座，那座没有花圈的新坟。

世间总有一些东西，值得珍藏。

譬如，永远不可复原的记忆，永远难以报答的恩情。

全家搬到城里后，回去的机会少了。教学资源调整，学生集中到了更好的学校，老师们分流到其它的学校，大田学校不复存在了。再往后，土地被征用，村庄被迁移，村路改道，池塘易容，旧校舍变成了被废弃的蘑菇房，终成一片废墟，早已是荒草齐腰、残垣斑驳，一片雨打风吹的衰景罢了。

残败，也是一种风景，是让人更加刻骨铭心的乡愁。

我惦记的是，学校什么时候解散的，老师们到哪里去了，现在生活如何，是否都健旺？能否再相见，是否还记得当年我这个黑黑瘦瘦的顽皮孩子？

故乡有万千游子，游子只有一个故乡。那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日子，融入了我的记忆、我的血脉。故乡记不得游子，游子却忘不得故乡，我成了故乡的客人了。思乡的羽翼，常在梦里振翅，从京城起飞，向着我的南方，我南方的故乡，我故乡的莲花塘、万古堂，飞去。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这是张桂梅老师教给学生的誓言，是天下老师对学生的期许。

我想说，老师是真正的高山。

没有桂梅馨香，何来桃李芬芳。师恩如山，恩高义广，情深谊长。春晖不以时过，铭恩不以境迁。

万古堂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