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忘的还是红安人

报告文学《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采写于1984年，发表于1985年，在全国首创“将军县”红色文化现象。记得当年在这部作品的开篇，我们特意加了这样一段文字：“今天，我们把笨拙的笔端伸向这里，这片英雄的土地向我们口授了它的指示……”，我们当年就是想强调：红安这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是红安人民用热血和生命书写的，而我们仅仅是这部历史的记录者。

时光匆匆，一晃40年过去了——40年毕竟是一段为时不短的实践检验，这部作品如今在红安不仅还能得到大家的认可，而且在不断地发扬光大，我们作为历史的记录者，也可以对自己说，算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一项使命。

今天，我要跟大家交流的是，结合当年的采访和感受，谈一谈文学怎样塑造英雄形象、宣传红安精神。大家知道，文学是通过塑造人物来记述历史、弘扬历史的。当年我们宣传“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的红安精神，是通过三类红安人来结构、谋篇和布局的。第一类是作为普通老百姓的红安人，第二类是作为开国将军的红安人，第三类是作为曾经当过红军、后来又回乡务农的红安人。

我谈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者，对这块英雄的土地、对这段革命的历史首先要有敬仰之心，要满怀顶礼膜拜的情感，这样才能焕发创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984年夏天我和第一作者所国心从武汉来红安采访，虽然是第一次来，可是红安在我们心中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地名，而是英雄的土地、神奇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源于我们在小学时代看过的两部电影《风雪大别山》和《五更寒》，在座的年轻同学可能都不知道这两部故事片，当年这两部电影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真实反映了从黄麻暴动到解放战争的大别山革命风云，同时也在我们心里种下了英雄崇拜的情结。关于“神奇的土地”，那是我调到武汉军区机关当新闻干事以后，后勤部的副部长董洪国、副政委秦光远都是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将军。秦光远副政委本身就是红安籍开国少将，在协助他们撰写革命回忆录的过程中，我们也就了解到，1927年在我们党组织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中，黄麻暴动是除了三大起义以外，我党在江北地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纯粹由农民参加的武装暴动，“小小黄安 人人好汉 铜锣一响 四十八万……”所以，我们是带着这样一种情怀来到了红安。

那么，1984年的红安给我们展现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住的招待所，每天都要经过县公安局，在它的墙壁上还可以看到五十多年前黄麻暴动的弹孔——因为这座建筑，当年就是黄安县县政府。我们来到七里坪的长胜街，那时在那些革命遗址里面还居住着原来的房主：一个正在做买卖的杂货铺，当年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中央银行；一个不起眼的农舍，当年这里是鄂东军指挥部……这样一种情景，它很容易让我们一下子就时光穿越回到了当年，好像徜徉在鄂豫皖苏区中心区的街道上。还有，昨晚大家观看的沉浸式红色实景剧目《我和我的红安》中的“韩大妈”的原型——兰桂珍兰大妈，1984年兰大妈还健在，她在22年的革命战争中，先后失去了父亲、丈夫、儿子和四个兄弟，我们到她家采访时，她家的一面墙上贴满了烈士证，那是一种寒冷的荣光在照耀家门！兰大妈的故事在红安不是个别的例子。在大革命时期有着48万人口的红安，为中国革命先后奉献了14万英雄儿女，一直到了1962年，全县人口才恢复到41万。所以这些带有原生态的场景、人物和故事对我们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但是这种震撼到底在述说什么呢？我们还不十分清晰，一直到了我们来到红军公墓，去拜谒“将军祠”的时候，面对十几位已经逝世的红安籍开国将军，面对他们从遗像上投射过来的目光，我们一下子感觉到目光中既有历史的逼问，也有历史的嘱托。“逼问”是什么？他们在说，这样一部革命史就“活”在现实生活中，但是出了红安、出了大别山，却很少有人知道。“嘱托”又是什么呢？红安的山山水水之中埋藏着中国革命成功的密码，也是人民军队当年的出发地，你们作为这支军队的后辈，你们总应该有所作为——这是对创作者使命感的一种召唤。

说到这里，我还要讲一讲两个红安人，因为他们代表了当年红安的干部群体对这部革命史的看法和做法。他们一个是县委宣传部长辛惠明，一个是统战部长邓庆明，他们都是当地党史、县志的“红安通”。在我们四十多天的采访中，这两位部长轮流地陪着我们，主动担当起采访向导和各项活动的组织者，宣传部唯一的吉普车，成了我们的采访专车。县里的档案馆、党史办、报社和文化馆，所有的资料向我们开放。就这样还嫌不够，每天晚上还给我们安排座谈会。在四十多天里，几乎是除了睡觉，包括行车途中，包括吃饭，我们聊的都是红安故事。他们这种把宣传红安当作当务之急，对讲好红安故事的那种急切之情，反映了红安干部群体对宣传红安革命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在感染、打动着我们。所以后来我们一致认为，没有两位部长的指导与帮助，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这次采访，也不可能写好这个作品。

红安除了红安的老百姓，除了开国将军，还有这样一类红安人。1984年的时候，他们还生活在红安的土地上，现在都已经去世了。他们曾经是红军战士，后来又回乡务农。他们一部分是伤残复员老红军，另一部分是在建国以后、授衔之前主动要求回乡务农的红军师团级干部，这其中就有全国闻名的红军团长方和明。我们在采访他们的时候，强烈感受到他们具备了两个生命特质：其一，他们是知道自己这辈子能干什么的红安人；其二，他们这辈子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正因为这两个生命特质，使他们先是成为播火者，后来又成为乡亲们的主心骨。在战争年代，他们走遍千山万水，为革命负过伤、流过血，也把革命火种洒向远方。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回到红安，跟家乡的父老乡亲同甘共苦，甚至比乡亲们吃更多的苦。

这里我可以讲一个回乡老红军的故事。他叫张祖富，在1952年回到红安，当年是辛惠明部长带着我们在天台山下的上方寺村找到了他。这个小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是个自然村。我们到张祖富家时，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一杆擦得锃亮的长筒猎枪。在交谈中我们得知，张祖富是一个种田好手，也是一个枪法了得的好猎户。种田种的好，打猎打得好，几乎没有空手下山的。但是他打到的猎物用来干什么呢？上方寺村有一口能装满一担水的大铁锅，他毎次打的猎物全部放到锅里，大家共享。1952年到我们采访的1984年这三十多年中，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就是张祖富打猎得来的肉汤，让村里乡亲们没有饿死一个人。毎次当肉汤煮好以后，都是由张祖富来亲手分配，全村的男女老少，根据需要有多有少，但是分到最后、分得最少的总是张祖富。这样的一个老红军、老党员和他的故事，根本不用再做任何加工修饰，就已经达到了文学创作所追求的人格力量和人性光辉。它是对红安精神的生动诠释，也是对我们党为人民服务执政伦理的生动诠释。所以这样的故事，它即使穿透四十年时间深层拿到今天来讲，也是历久弥新的。同时它还可以生出新的警示：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这样的人和事过去肯定有，只是在后来一段时间被疏忽、疏远了，但是在今天的生活中，它正在缺失，甚至是泯灭。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告诫全党：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红安作为将军县，她的一批优秀儿女，在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成为开国领袖、开国将军，那么大别山的这个小县城跟新生的共和国是什么关系？红安走出的一批战将，成为了国之栋梁，开国元勋，那他们对故乡红安又是什么关系？这个是创作这篇报告文学避不开的一个主题，也是创作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前面讲了文学是通过塑造人物来讲述历史的，而生动可信的人物一定是具有个性的。那么，红安人创造的这部英雄史诗，它也应该是有个性的。所以，我们在采访中就注意到了两种特殊的现象——

第一种现象发生在1949年夏天以后。当时，共产党打天下已是胜券在握，北京开始筹备建国，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捷报频传的幸福时光，但是在红安却迎来了接到亲人阵亡通知书最多的一段伤心岁月。14万红安儿女为这个共和国奉献了生命，付出如此惨重的牺牲，红安人是有权力自豪的，也有理由要求共和国给予补偿。那么红安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首先是认领了这份荣誉——我们在采访中经常会听到，“我是董老的老乡”、“我跟李主席是一个湾子里的”……但是红安人在认领了这份荣誉的同时，他们又承担起另外一份责任——作为“董老”、“李主席”的同乡，他们还要为建设共和国再多出一把力！所以建国以来，虽然中央政府对老苏区县有减免政策，但是红安每年都要交足公粮，甚至超额上交公粮。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支援别的地方，红安人还额外拿出了40万斤粮食，这意味着当时红安的40万男女老少，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要从自己的碗里再省下一斤粮食。但红安人就是这么做的。这就是一个将军县跟一个共和国产生的关系。

那么这些开国将军们跟自己的故乡又是什么关系呢？这又是另外一种特殊情况，大概发生在1952年朝鲜战争停战以后到1955年授衔以后。这段时间，红安籍将军们很少回到故乡，甚至是怕回故乡。为什么呢？因为当年跟他们出去当红军的十几位、几十位甚至上百位的父老叔伯兄弟，大多数人都牺牲在异乡土地上，他们成为将军荣归故里，怎么好跟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交代呢？但是，他们没回故乡，心里却时时惦记故乡，一旦他们知道故乡百姓有难处，或者是生产队有急需，他们就会主动去排忧解难，甚至是违反一些规定也要尽心尽力。秦光远副政委是一个非常严于律己的将军，他手上管着上百个军工企业，但他的大儿子就是在印刷厂当排字工人。当秦将军得知家乡生产队急需买拖拉机春耕时，他就四处找关系，托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解决了家乡的生产难题，但同时，他在党委会上主动作了检讨——这份将军的检讨，让人们看到的是对故乡百姓的赤子之心、报恩之情。

所以说，将军县与共和国、红安籍将军与故乡和乡亲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红安是一棵苍天大树，她的儿女们不管走得再远、职位再高，也是这棵大树上的一片绿叶。这片绿叶即使飘零落地，也离根不远。当年，当我们把这个“关系”梳理清楚之后，马上就认定这就是红安人创造这部英雄史诗的个性特征，同时也决定把它作为贯穿《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的情感主线。我们认为，也只有这样的情感主线才能承载起一个将军县、一个将军县的人民、一个将军县的开国将军们，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之心、对故乡的赤子之心、对人民的报恩之心。

今天，四十年过去了，现在红安的口号是“奋进新时代，红安永远红”。在这里我祝愿红安的故事能讲得更好，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