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随着人权与平等观念在全球的普及与重视，全世界各国政府几乎都力图建设起一套合适的全民教育制度与社会精英选拔机制。在保证本国人才储备和国家竞争力的同时，实现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使教育真实有效地成为中下阶层群体的“上升阶梯”，从而达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和谐稳定。根据早期的一些经典研究，延续千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在打破门第限制，帮助“寒门出才子”，实现“按才取士”方面似乎富有成效，其相关经验与模式也一度为全球学界和社会所重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以柯睿格（Edward Kracke, Jr.）、潘光旦、费孝通等为代表的中美两国学者，几乎同时开始关注起中国科举成功者的社会来源问题。形式上，科举功名需要依靠本人的勤奋与天赋方能获取，且不能直接遗传给子代，而其他区分个人社会地位的因素如财产、血统等却是由家庭占有并可以直接继承下去，因此学界普遍认为以长期学习积累和严格客观考试为基础的科举能够促进社会流动。何炳棣在其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中，就指出明清科举成功者中有40%左右出身于前三代无功名的寒门之家，中国教育与政治精英的来源相当多样化，社会阶层间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在他笔下，科举制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延续千年的通过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典范。

八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科举制度实际的社会开放程度产生了质疑，科举制作为教育促进社会流动典范的光环大为暗淡。不同学者从地方到全国的研究都证明如果考虑家族与姻亲关系，明清以来科举的真正获益者可能不过三百个左右的大家族，而且还高度集中。研究者认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科举制在知识门槛和学习长度上预设的程度过高，早早地将小家小户乃至众多“无产者”拒之门外。因此，尽管客观考试的正面作用不可否定，但由于科举制无法实现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或教育普及，其对社会流动性的促进作用也就显得非常有限了。

晚清以降直至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的教育普及比科举时代还有所倒退。一方面这一时期新式学校的数量与学生人数都过少。另一方面，相较于过往的书院、私塾体系，新式学堂的学费、杂费和生活费都要高出很多，即便是相对便宜的国立大学学费也不是普通家庭所能承担，这使得学生在人口中的比例甚至低于科举时代绅士阶层在人口中的比例（应星，一九九七）。尽管客观性考试作为传统得到了坚持，但由于大多数时期各大学都是自主命题，考场也最多只设置于两三个大城市，居于“僻壤穷乡”的学子无论在知识准备还是参加考试的便利性上都有着先天的困难。加之教育的经济门槛一直很高，通过教育促进社会流动显然无法实现。

科举制的光辉已然不再，民国时期的状况又如此不尽如人意，历来有“重教”传统的中国还能在教育促进社会流动方面为全世界提供更有效的经验和令人信服的模范吗？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社会革命似乎是最值得期待和最有希望达成此目标的。一方面，中共成立以来在各时期都反复明确其革命目标是要“消除旧有的社会结构和一切的社会不平等”，“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劳动者至上或是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另一方面，自一九四九年以后，教育普及和“教育向工农开门”成为全国教育界最重要的口号和方针。国家不仅加快发展各级基础教育的规模，努力提高适龄青少年，尤其是工农子弟受教育的机会，还直接出台了许多照顾政策，保证各级学校中的工农学生比例。例如江苏的苏州地区在招收初中生时曾规定工农成分的主、富农和工商界等原先优势阶层的子女则需要二百四十分才能录取等等。在大学招生时，国家也明确要求当少数民族学生、华侨学生、复员军人以及工农毕业生和烈士子女与其他考生成绩相同时，要优先录取。许多高校的重点专业甚至只对工农及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开放。到六十年代前后，像江苏很多地区中等学校中，超过80%以上的学生都是工农成分，大学里也有类似情形。表面看来，一个工农当家做主的理想社会正在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

不过，历史总是存在两面性。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教育的真实状况非常复杂，许多与以上叙述截然相反的事例与证据表明，教育体制内依然存在着诸多或明或暗的不公平因素，对新中国教育改革的实际效果，学者们也因此产生完全不同的看法。首先，新中国建立后全面推行的家庭成分划分和干部制度等尽管看似有效地改变了过往的社会结构，但阶层或社会群体间的差异不仅没有消除，甚至有所强化。五十年代末推行的户口制度，更是导致城乡二元制的形成和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得农民子女获得良好教育的可能性大打问号。

其次，尽管国家在努力推进教育普及，但限于城乡、地区间原有经济基础、教育条件差异巨大，政府自身投入能力有限，又明显倾向于城市，教育在城乡、地区等地理维度上的分布不均衡或不公平依然很明显。

再次，作为政治革命的领导者，党政军系统的干部子女的受教育状况要明显优于一般社会子弟，使得社会大众的不公平感强烈。一方面，一些革命领导者子女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迫于现实环境，很难接受到良好教育，而一九四九年以后在父辈们的关心和照顾下，他们直接获取了接受良好教育甚至出国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政军机关、大型国有企业等或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条件优越的单位子弟小学，或与附近条件良好的中小学“结对子，搞共建”，在保证本单位职工子女良好受教育条件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同单位人群间受教育权的不公平。

最后，一九七七年的高考制度恢复被一些学者看成是新中国历史上大学招生“第一次从原则上不再关注一个人的身份（家庭成分）”，“强调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体现了一个公民权利的概念”。但过往高考招生时对工农阶层子弟照顾政策的消失以及经济发展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权力、关系与金钱等因素对社会公平不断冲击的现实，使得寒门子弟通过教育改变身份，实现向上流动的社会途径变得越来越狭窄。李春玲（二〇〇三）的研究表明，一九七八年之后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家庭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作用力不断加强。

这种认知也非常符合“国际潮流”。布迪厄以法国为对象的经典研究早已指出，占据相对优越社会地位的家庭，通过运用各自的社会、经济、文化或权力资本来影响子代的受教育过程，使其在考试中取得良好的考试成绩或评定，从而使他们的社会优势代代相传，由此布氏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二十世纪以来，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实行强制性的初、中级义务教育，各教育阶段入学规模也均有所扩大。“二战”后，北美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又广泛地出现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变革。很多大学的招生数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很多新的大学在这一时期建立，很多社会的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时代。但文化再生产理论者的研究认为，“虽然教育扩张在低水平教育上实现了更大的平等，却无法降低精英教育的不平等；学校除了促使被统治阶层子女完成主流价值观方面的社会化外，同时也通过较高水平教育文凭将被统治阶层子女从职业结构中的优势位置中排除出去，以维持统治阶层的地位与特权”。实际上，“在某一给定教育阶段上，凭借自身优势条件，较高阶层总是教育扩张的最先受益者，只有当他们的需求已达到完全满足，教育扩张的好处才会轮到较低阶层”，这也就是影响广泛的“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说（MMI）。吴晓刚、李春玲以及郝大海和刘精明等学者近些年的研究，都倾向于认为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教育分层正显现出MMI假设的诸项特征。

面对复杂的现象，证据扎实、论证严谨的学术研究就成为了解事实本真的重要依靠。但对于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开放性这样一个兼具深厚历史沉淀和强烈现实关怀，且涉及面甚广的重大问题，获得足够的材料或真实的数据，完成有效的研究绝非易事。实际上，历史研究者普遍认为最好不要将最近几十年里刚刚发生的事件纳入历史研究范畴。这绝非史学家们食古不化，“薄今厚古”，而是因为对于刚刚发生的事件，一来研究者可能就曾厕身其中，难以客观、平静地开展研究；二来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无法取得客观、良好的史料，在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困境下，放弃或不触碰反倒是明智的做法。

最近十多年以来，作为中国最精英大学的北京大学和江苏地方精英大学的苏州大学为我们深入理解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状况提供了可能。在李中清的倡议和推动下，一九九八年以来，两校先后与李中清研究小组合作，将所存数十万份的学生学籍卡资料输入电脑，构建了学籍卡数据库。学籍卡数据库对研究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精英教育的生源构成和社会流动性具有重要价值。

各高校所藏学籍卡片时间连续性强，涵盖学生完整，同时各校卡片内容相似，便于比较，蕴含着重要的学术信息。学籍卡一般都包含以下几项重要学生信息：民族、性别、父母单位、父母职业、家庭出身、家庭析大学生群体的家庭的社会阶层属性与构成、地域来源组成、民族与性别比例以及教育上升过程等重要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数据保证。

相对于一般的调查数据（Survey Data），学籍卡等档案数据（Archive Data）更为准确、客观。学籍卡的填写者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学习能力，入学材料又是严肃的人生记录，学生本人在当时填写的家庭信息、求学经历等通常也是最准确的。通过对这些数据库的定量计算，又可以较好地克服材料与研究者的主观性。量化计算发现的规律或现象，并不依赖任何单个或正反方事件参与者的叙述，避免了表达上的主观与刻意；定量研究可以更好地避免研究者基于自身认知或经验所形成的预设观点对研究结论的影响，避免研究时的“先入为主”，得出的规律性现象或结论相对可靠。

实际上，在我们对两所大学从新中国成立到二〇〇〇年前后的本科生学籍材料进行系统计量分析之前，不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生源结构变迁缺乏认识，还感觉中国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后就应该已经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了，不平等问题应该非常突出，但通过计算，我们主要发现了以下三方面重要的新史实，不仅填补了当前的认识空白，也纠正了我们很多不正确的“先见”。

首先，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基础教育逐渐普及和精英大学潜在生源规模的扩大，精英教育的生源构成相对之前大为开放。不管是北大这样的国家级精英大学还是苏大这样的省级精英大学，工农子弟、农村学生的比例都迅速提高，甚至一度超越其他各类学生，成为大学校园中的大多数。

其次，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精英群体的增加，来自具有经济或文化优势家庭的学生增多，精英大学名额的争夺更激烈，但精英大学中工农家庭学生的比例却依然相当稳定。两所大学的工农子弟总体比例保持在三分之一到四成之间，基本与何炳棣对科举制所做最乐观判断相接近。

最后，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多年里，中国的精英教育保持了较高的生源多样性，促进了社会流动，但依然有很多学习以外的因素影响着广大适龄人口的教育机会。教育公平在很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努力。比如，农村学生几乎都来自经济发达地区，越是欠发达地区，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就越大。

新中国成立后精英大学生的社会来源实现了从被社会中上层垄断到多阶层均占一定比例，从单一走向多样的转变。社会来源差异巨大的各类学生不仅能够进入精英教育的殿堂，还能进一步被培养成社会各领域的技术和管理精英，受教育者本人在实现命运转变的同时，也改变了国家和地方各类精英的社会来源，造成了中国社会精英来源的多样化，传统社会中封闭的阶层关系和结构也由此可能被瓦解。这一看似悄然无声的转变若确实存在，那么它不仅是中国教育的重大变革，更是中国社会意义深远的一场革命。

两所学校所呈现出的五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的多样性成就，不管是相对于中国传统还是当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现实，在实现精英教育生源多样化，给予社会中下层子弟教育晋升途径方面都是非常突出的。全世界都普遍认同教育在现代社会是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的途径，但各个社会是否能实现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让教育成为社会个体上升的途径是更关键的问题。新中国以后取得的成绩与开放性，不仅相对于自身传统是成功的，而且也可能要优于当前高等教育水平更高的欧美发达国家。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的许多大学的录取方式一直是非常主观的和不透明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社会中上阶层，使得他们更容易利用自己在经济和社会上的优势将子弟送入精英大学，社会下层子弟只有在社会中上阶层受教育机会饱和之后，才能有获得精英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些现实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学习国外高等教育先进经验，尤其是美国招生经验的同时，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理性和警惕。

实际上，中国社会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对于教育文化和社会公平的认知存在很多根本性差异。在美国，甚至有部分中下层民众也认同不同教育的受众应该是有区别的，精英教育本身就应该是服务于社会精英阶层。以李中清教授为例，他曾长期负责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招生。众所周知，加州理工是全美以及全球最顶尖的大学之一。他们曾经为一位中学成绩非常优秀的黑人青年提供优厚的奖学金，希望他进入加州理工学习。然而这位黑人青年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原因竟是他认为加州理工这样的精英学校并不是为社会中下层子弟准备的学校，他这样的中下层子弟应该去一个普通得多的学校。这种情况在中国社会多少有点令人错愕。自科举创建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对通过刻苦学习，实现鲤鱼跃龙门的梦想怀有相当的憧憬和鼓励，进入更高等级的精英大学也几乎是全体家长和学生的一致目标。

对新中国成立后大学生社会来源构成的研究，不仅对研究中国教育史至关重要，更对当今中国的教育改革特别具有借鉴价值。我们认为精英大学生源多样性的产生根源在于基础教育的推广普及、质量提升以及相对统一和公平的招生考试。因此，试图维持生源多样性，除了强调考试改革的稳妥之外，更要注意基础教育的全面提高。在中国教育界广泛开展高等教育和高考改革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基础教育的重要作用和现实困境。相对于层出不穷的各类高考改革方案和素质教育口号，我们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尽快彻底实现基础教育的普及和不同地区教育差距的缩小，是更为紧要和更为有意义的工作。如若不然，中国教育改革可能会误入歧途，或者重走其他国家错误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