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夫耕耘”四牌：舒兰垦荒往事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夏初的一天，因《南山集》文字狱案而被流放到卜奎（今齐齐哈尔）的方登峄，走进法特哈（今法特镇）驿站，眼望四野，一片荒凉，不禁感时伤情，遂赋诗：“一渡松花水，荒凉塞意真。沙昏无际月，草短过时春……”“塞”，即关塞；“塞意”，即塞外荒僻之意。有民谣为此“塞意”注脚：“过了法特门，只见荒山不见人……”

清代，东北的荒僻，盖因二百余年的封禁政策造成。法特门以东、以北的广袤山区，在清代皆为贡山，河流则为贡河。在贡山、贡河之内，取一草一木，都属于犯禁，若偷采偷伐，会遭重刑处罚。直至清代晚期，外有列强凌侵，内有“闯关东”移民涌入，清廷才被迫弛禁。这时，今舒兰市地域的大片荒原才在垦民的艰难开拓下，变为万顷良田。

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廷下旨设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在吉林地域圈定大片山河作为皇室禁地，用作采捕地方特产的专属区域，以供给朝廷典章礼仪及生活的需要。道光二年（1822年），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呈给吉林将军衙门一份咨文，文中记载：“本衙门原设采捕（松）子、蜂蜜捕贡山场，东至拉林河为界；南至横头河子（即横道河子）以南杨树嘴子，从干棒子河、舒兰河、帽儿山往上，过拉林河边磨盘山止，与吉林（厅）搭界；北至边外二道河源东北古井子、五道河，过拉林河团山子止，与伯都讷（厅）搭界。”其范围大约相当于今天黑龙江省五常市西南部、吉林省榆树市东南部、舒兰市境内绝大部分、蛟河市东北部、敦化市西部、永吉县东北部，面积在6000平方公里至8000平方公里之间。

历史学者范厚与鞠烨在《乌拉贡山纪略》一文中推断，道光年间以前，未见有贡山边界记载，应是清初划定贡山时，贡山一带尚无人烟，“迨至嘉庆初，随着伊通河流域大规模开发，京旗还屯双城堡的出现，关内流民如水走壑般地涌向关外，涌向长春堡、双城堡，当然也渐渐地潜入参山围禁之中，甚至阑入乌拉贡山”，垦田构舍，伐木打猎，“也只有在这时，确定贡山界址，才有它的现实意义”。道光年间之前，贡山并无明确界限，之后，因为从京城过来的旗丁来此屯垦，在此落户，再加上“闯关东”移民大量涌入，此时，为防止有人进入禁地，划清贡山界限才有必要。

嘉庆年间至道光年间，随着人口增加，人们的生计渐成问题，也成为地方财政开支的一项沉重负担，于是便有了双城堡（今黑龙江双城）屯田之举。当时，计划移驻从京城过来的旗丁3000户，其中须给1000户旗丁建造住房，并打制各类生产生活用具，这就需要大量木材。木材从何而来，是一大难题。这时，因朝廷财政拮据，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诸项开支也呈捉襟见肘之势，打牲丁的饷银常常不能及时发放。道光四年（1824年）初，吉林将军松筠想到，距双城堡不远的凉水泉荒场一带，森林茂密，树木丛生，已被封禁一百多年，是上好的木材产区，若能请准在此开采木材，不仅运输距离近，可节省大量运费，还可以将采伐后的荒场垦为农田，所获用作打牲衙门津贴差务。奏折递到京城后，松筠即卸任吉林将军。继任吉林将军的富俊得到的谕批是，允准此议，可将凉水泉一带辟为采伐区，“将采砍出空地，著拨给乌拉所属包衣旗兵垦种，以资津贴”。

最初，松筠写给道光的奏折，并没有具体规划采伐区为多大面积，需要采伐多少木材。至道光十三年（1833年）时，吉林将军宝兴派佐领永山前往调查究竟砍伐了多少荒场，才发现舒兰、拉林河沿西南，至凉水泉、四道河一带，树木已被砍伐净尽，“均成空闲荒场”；只有从霍伦河沿起，东至拉林河馒头顶子止，尚有树木。已经没有树木的荒场，可垦地58000余垧，尚有树木的荒场，可垦地15000余垧，两者合计73900余垧。考虑到这么多的荒场垦为耕地后，都拨给打牲衙门似乎有些不妥，宝兴遂上奏请求皇帝批示。道光接奏后谕批：“乌拉凉水泉子开垦荒地，据该将军等查明，共73900余垧。其中20000垧，以7成赏给乌拉总管衙门，3成赏给协领衙门，招佃收租，以为该两营津贴官差、奖赏兵丁之费。其余53000余垧，著作官荒，将来吉林如有拨用，再行奏明办理。该将军等责成该营随时严查，倘有私行侵占，惟该总管、协领等是问。”之后，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得熟地14000垧，每年获租金8400吊；打牲乌拉协领衙门得熟地6000垧，每年获租金3600吊。

凉水泉一带，今天尚有凉水泉村。这里是开阔的平原地带，沃野中掩映着一处又一处村庄。

从乾隆年间开始，“闯关东”移民日益增多。吉林大地的许多村庄，便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至道光年间，“闯关东”的移民已成不可阻遏的潮水之势。乌拉两处衙门承领的土地，亟需佣工耕种。这些佣工很多都是“闯关东”移民。他们呼朋唤友，引亲带故，越山跨海而来。做不了佣工的，有一些就走进贡山，从事各种营生。道光六年（1826年）初，吉林将军富俊对贡山内的移民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在舒兰、霍伦川等处竟有移民1000余户、5700多人。很多人家已经盖房垦地，小有产业。富俊体恤民情，在奏折中恳请不要驱逐这些人，可将贡山边界适当退缩，容留这些人继续垦种，然后“添设乡地保甲”，收取捐税。针对此议，军机大臣严厉驳斥：流民们前往禁山偷砍树木，已经“例干重罪”，悉数遣返，已属格外开恩，如“不行迁移，即应严办”。富俊再次奏请，恳求朝廷对这些人予以留居，遭到道光的拒绝。道光在谕旨中说：如果一直都是“令行禁止，见（现）在流民何至遂有一千余户之多……夫涓涓不塞，遂成江河。若不亟加整饬，于此时准此弊政，不思远图，朕固不能辞责，而为是奏者则自富俊始，试问能当次重咎否也”。最后，朝廷责成富俊在吉林或盛京（今沈阳）所属厅、州、县择地安置这些移民。富俊依据诏旨，在伯都讷（今扶余市）厅、长春厅等处选择荒地，作为这些移民的安置地，每户酌情给予搬迁费、建房费。

从道光六年（1826年）至咸丰十年（1860年）的30余年间，很少有人再进入封禁区。但这时的清王朝已是斜阳向晚时分，不仅朝廷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各省的经济亦纷纷告急。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积欠的牲丁饷银，已达五年之久。一些牲丁家庭难以为继。从将军衙门至打牲官丁纷纷吁求：“兹当逆氛未靖，亟需变通封禁旧制，筹划藉地利以助军饷。”吉林将军景淳于咸丰十年（1860年）春，向朝廷发出奏折，请求对道光六年（1826年）奉旨封禁的乌拉贡山的十四处荒场，允准“招佃认垦，先取押租捐项，以济眉急”。

朝廷接到奏折后，即予批准。这十四处荒场，民间俗称“舒兰荒”。当时，吉林富商王永祥和旗丁李占已率先提出，承领干棒子河界内官荒10万垧，“情愿现交荒价市钱5万吊，余必依限交齐”。吉林将军衙门随即派出防御舒林、骁骑校托伦等前往勘查，发现舒兰以北的东、南、西三面，山高林密，满地沙石，不容易开垦，而“舒兰以北及土门一带，约有可垦地十万垧”。舒林与托伦等会同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派出的人员，将土门子、馒头顶子、莝草顶子等处荒原，尽数拨给王永祥领垦，并发给地照。

王永祥领到荒地后，一边招揽垦民开荒，一边规划村庄的建设。到光绪初年，由南到北构建起“农”字头牌，“夫”字二牌，“耕”字三牌，“耘”字四牌。四牌合起来，即为“农夫耕耘”。“牌”，在元代时，乃兵制单位，十人为一牌，设有牌头；明代时，演进为民户组织的基层一级单位，以十户为一牌；清代时，发展为保甲组织的一级，始行于顺治年间，仍是以十户为一牌，设有牌头。在10万垧新开垦的土地上设置四牌，当然不会是一牌十户，只是借此明确其组织构置。

每一牌领有的地域都很广阔：“农”字头牌包括现在的蛟河市天北乡、上营镇、小城镇等；“夫”字二牌包括今舒兰市的吉舒镇、朝阳镇、原舒兰镇；“耕”字三牌包括今舒兰市的水曲柳镇、天德乡及原舒兰镇郊的头道滴达、二道滴答和榆树市光明乡的部分地方；“耘”字四牌包括今舒兰市的平安镇、金马乡等。每牌都相当于今天的三四个乡镇。四牌地方构成的“舒兰荒”，南到今蛟河市天北乡的牛心顶子，北到今舒兰市的莲花、亮甲山等乡交界处的亮石山，从亮石山逶迤向东，到今五常市境内的馒头顶子山，囊括了今舒兰市地域的整个中部地区。

舒兰市的地理形势，西部为松花江沿江平原，东部为由张广才岭余脉构成的山区，中部为从山区向平原过渡的平原丘陵。四牌开垦的地方，恰在舒兰市的中部。这片莽莽荒原，沉睡了千年，罕见人迹，自咸丰十年（1860年）起，在千万农夫的开垦、耕耘下，变成了良田。四牌地方，村庄渐兴，人口日繁。现在这里的一些村镇的格局，即在那时奠基。

这片土地在结束了封禁命运之后，经由农夫们一年又一年的辛勤耕耘，终成东北地区的一处粮仓，享有“稻米之乡”的美誉。

清末，经过半个世纪的开拓耕耘，四牌地方已是农户栉比，阡陌相望，有13000余户，熟地88000余垧。这里，曾经的荒凉，一扫而空，村落炊烟袅袅，田野青纱无际。此时，与其比肩而立的西部沿江地带，农户已达23700余家，垦地15000余垧。两处人口合计10万余人。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十九日，东北三省总督徐世昌、吉林巡抚陈昭常，共同奏请设置舒兰县，未获批准。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吉林巡抚陈昭常再次奏请设置舒兰县，朝廷准予“即时添设”。四牌地方的发展，是舒兰当时得以建县的一个基础条件。

今天，昔日的四牌地方已成为“金谷银仓”。这里地处世界水稻种植黄金带，水稻生产得细鳞河、霍伦河、朱琦河等多条河流的灌溉之利，米质优良，获“中国生态稻米之乡”的美誉。“舒兰大米”已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回望这片沃土，稻浪起伏处，谁能想到这里曾是千古荒原？

作者 高振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