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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作为明末清初的绘画大家、“清初四僧”之一，石涛在中国绘画史上影响巨大，他既是中国绘画的探索者、革新者，又是艺术理论家、中国绘画史上罕见的思想者，齐白石曾称其“下笔谁敢泣鬼神，二千余载只斯僧”。《石涛画语录》几乎成为中国画学史乃至中国美学史的压卷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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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1642年－1708年），清初画家，原姓朱，名若极，广西桂林人，祖籍安徽凤阳，小字阿长，别号很多，如大涤子、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瞎尊者，法号有元济、原济等。南明元宗朱亨嘉之子，与弘仁、髡残、朱耷合称“清初四僧”。
1644年，清军入关。突如其来的大变故，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不满3岁的石涛就是其中之一。那时他叫朱若极，是明靖江王朱亨嘉的长子。眼看着崇祯帝亡了，清军又入关，朱亨嘉按捺不住，于1645年自称监国。可惜，他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功绩彪炳的一笔，次年就被已称帝的唐王所杀，成了大时局里微不足道的过客。宦官带朱若极逃出，辗转流落广西全州湘山寺，出家为僧。从此，世间再没有宗室贵胄朱若极，只有一个不问世事的僧人石涛。没想到，这个被命运逼到墙角的朱明子弟，凭借高超的画艺，最终反而被历史所铭记。
其实在京师时，石涛虽自感落魄，但已经算是有一番作为。当年，“四王”之一的王原祁看到石涛的画作后，赞叹道：“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 他曾与石涛合作画过一幅《兰石图》。石涛画兰，王原祁补画坡石，一个是奇才，一个是正统，可谓难得的合作。这幅作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晚年回归自我后，石涛更是异军突起，对董其昌所引领的摹古风气不去理会，承袭传统之外，又强调造化为师、我用我法。他清楚地指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安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安入我之腹肠。”甚至豪迈地说：“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石涛有一些著名的艺术观，比如“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直接影响了后世一批艺术家的创作。近代画家潘天寿先生曾提出：八大开江西，石溪开金陵，而石涛则开辟扬州画风。石涛为扬州八怪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还是八怪之一高翔的恩师。石涛比高翔年长40多岁，石涛去世后，高翔每年必定会去为他扫墓。扬州八怪中的其他人，也或多或少为石涛所影响。如代表人物郑板桥，长于画兰竹菊石，也偶然画梅，笔法直接取法石涛。他的作品剪裁构图崇尚简洁，笔情纵逸，随意挥洒，苍劲豪迈，在他的题画诗中，就曾多次提到画学石涛。石涛更深远的影响是在20世纪。画家齐白石曾高度评价石涛：“下笔谁教泣鬼神，二千余载只斯僧。”画家傅抱石，本名瑞麒，因仰慕石涛而改名抱石，这里的“抱”，就是持守的意思。吴冠中曾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中国现代美术始于何时，我认为石涛是起点。西方推崇塞尚为现代艺术之父，塞尚的贡献属于发现了视觉领域中的构成规律。而石涛，明悟了艺术诞生于‘感受’，古人虽也曾提及中得心源，但石涛的感受说则是绘画创作的核心与根本，他这一宏观的认识其实涵盖了塞尚之所见，并开创了‘直觉说’‘移情说’等西方美学立论之先河。这个17世纪的中国僧人，应恢复其历史长河中应有的地位——他是世界现代艺术之父。他的艺术观念与创造早于塞尚200年。”画家张大千平生也是最爱石涛。他收藏的石涛作品多至百余，有时为一幅名迹，不惜倾囊以付。著名学者傅申先生在《大千与石涛》中写道：“大千是历来见过和收藏石涛画迹最多的鉴藏家，绝对不是夸张之词，不要说当世无双，以后也不可能有。”张大千还仿过石涛的作品。著名画家、收藏家陈半丁有一次收得一本石涛画册，视若珍宝，专门设下宴席，请名家赏玩。张大千那时20多岁，对石涛很痴迷，听说后径直赶往陈家请教。等客人到齐，拿出画册，张大千一看，“扑哧”笑了，说是自己所画，并立刻说出画册中每一页的内容，陈半丁和其他宾客目瞪口呆。20世纪上半叶，那么多中国画家推崇石涛并非偶然。那个时代，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绘画方面萎靡颓废的状态也急需改变，艺术家们渴求一种恣意纵横、有所创新的精神状态，于是石涛反对摹古、反对保守的主张便成为画坛高张的旗帜。不仅是他，八大山人（朱耷）这类狷狂奇才都很受追捧，画坛的偶像由“四王”变为“四僧”（即石涛、八大山人、髡残和弘仁），理论界的偶像则由董其昌变为石涛。经过300年岁月的打磨，石涛的光彩愈见夺目。不得不说，一个人身世的不幸，再次成就了艺术史上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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