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最新研判:中国单边开放正重塑全球化

时事   2024-11-22 18:28   福建  

中国单边开放正重塑全球化

文|郑永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请进来”“接轨”和“走出去”。每一个阶段,都包含着单边开放政策的成分。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开始实行“请进来”政策。当时,国家处于贫穷状态,急需依靠资本推动经济发展。由于内资缺失,吸引外资成为最有效的选择。因此,国家开始实行“请进来”的政策,主动为外资打开国门,为外资进入营造政策环境。外资进入中国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早期,西方资本对中国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因此,首先进入中国的是海外华侨资本,它们对中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在华侨资本进入中国并取得了成效之后,西方资本才开始进入中国。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国家实行了更大规模的开放政策,外资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其中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接轨”政策。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从中央到地方,我们主动修改了上万条法律、法规和政策。也就是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把中国的开放政策提高到制度层面。这为外商提供了最佳的营商条件和法治保障。


新时代以来,中国开放政策进入“走出去”阶段。经过“请进来”和“接轨”两个阶段,中国很快从一个资本短缺经济体发展成为资本过剩经济体。和其他国家一样,一旦进入资本过剩阶段,资本的国际化便不可避免。但是,资本过剩和“走出去”并不意味着中国不欢迎外国资本了。恰恰相反,进入这个阶段,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外国资本和商品进驻。进博会便是典型,它为外商提供了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有效平台。


郑永年 图源:新华社



单边开放的必然性


过去数十年中国之所以发展那么快,和单边开放政策分不开。这种发展模式与英国和美国之前的发展经验有趋同的一面。这些国家都是根据自身需要实行单边开放政策而得到了迅速发展。


这里尤其要强调一下美国经验。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发展和维持世界霸权的能力与其所拥有的三大开放系统直接相关,即开放的教育—人才系统、开放的企业系统和开放的金融系统。这些领域美国践行单边开放政策,使美国形成了一个我称之为“地缘嵌入性世界级经济枢纽或者平台”——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优秀企业家和优质资本,这些要素都想进入这个枢纽,来了不想走,也走不了,因为只能在这个枢纽中得到发展。所以,尽管二战以来美国政治和社会已经经历了巨大变迁,但这些优质生产要素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些枢纽。


从英国和美国的单边开放经验看,中国依然有巨量的开放空间。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单边开放”和“对等开放”的不同之处。尽管在国际谈判中,大家都强调“对等开放”,但实际上并不可行。正如人们所期待国际秩序是民主的,大国和小国一律平等,但事实上很难真正实现平等,对等开放也是如此。历史地看,“对等开放”的概念臭名昭著,因为这是发达经济体要求欠发达经济体开放市场时所强调的贸易政策。当欧美国家先发展起来,它们会对其他国家实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用强大的武装力量打开其他国家的大门。美国成长起来之后,也强调“门户开放”政策,所以西方从来没有践行过“对等开放”。


在实践层面,中国早已实施大国和小国间的单边开放政策。最典型的例子体现在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上,中国针对一些较落后和较小的经济体实行单边开放政策,只不过当时中国没有使用“单边开放”这一概念而已。


近年来,中国正式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首先在签证方面,中国正在向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这里的“单方面”就是“单边”的不同表述。单方面免签政策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使用了“单边开放”概念,强调“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李强总理在第2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中方愿探讨面向东盟国家实施单边开放等举措,逐步迈向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助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可以预见,中国会把单边开放政策适用到越来越多的领域。


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单边开放对于中国和对象国(无论是单一国家还是国家集团)的关系,乃至对国际秩序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



来自世界秩序的挑战


单边开放如何影响世界秩序?先要看今天世界秩序面临怎样的严峻挑战。


就经贸来说,美国自特朗普以来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全球范围出现“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上一波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然而,由于全球化所创造的巨量财富得不到比较公平的分配,西方又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不仅如此,美国还使用排他性的方式重塑全球化,把很多国家排挤出自己的“小圈子”。这种行为正在导致全球贸易碎片化。这个趋势如果不能扭转,现存全球贸易体系很快就会解体。


在政治领域,世界面临意识形态两极化的风险。美苏冷战半个世纪,意识形态极化对世界秩序的冲击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继续践行意识形态两极化。


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地缘政治两极化,把今天基于全球化之上的世界秩序转型成为美苏冷战时期那样的两极化秩序。美国在包括中美双边关系、中国周边环境和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等各层面不遗余力地进行全方位的围堵和遏制。这不仅冲击了中美两国关系,恶化了中国的周边环境,更破坏了现存的国际秩序。


因此,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在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重塑国际秩序。



重塑国际秩序“新动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单边开放可以说是中国同时实现内外部目标的最有效方法。


在内部,诚如前面所说,从以往经验看,单边开放可以促进一个国家更快更有效地发展。就经济逻辑来说,只有在开放的状态下,才能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让市场配置资源。因此,单边开放有助于一个国家在国际层面吸引生产要素。就政治逻辑来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践行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两极化的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协商和谈判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样的情况下,单边开放是化解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推行两极化的有效方法。正因为是单边开放,开放国不需要和对象国进行协商和谈判。迄今为止,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所取得的成果已经表明,单边开放的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在外部,单边开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好的国际公共品。众所周知,贸易投资会促进经济增长。过去的美国之所以强大,一是市场庞大,拥有庞大的以中产为主体的消费群体;二是市场向其他国家开放,其他国家通过和美国的贸易投资往来促进自身经济发展。但是,自特朗普以来,美国盛行“美国优先”政策。拜登尽管表面上强调盟友政策,但他的“中产外交”核心也是“美国优先”。尽管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主要针对对象是中国,但也影响到美国和包括其盟友在内的所有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例如,前些年美国为了针对中国,和一些国家搞了一个“印太经济框架”,但参与国发现,美国并不想向这些成员国开放市场。


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单一市场。较之发达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巨大空间,中等收入群体也在不断成长。中国多层次的消费群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无限的吸引力,这一点我们已经在进博会中看到。我们不仅吸引了发达经济体的厂商,也吸引着发展中国家的厂商。中国的单方面免签政策正在扩展到更多国家。尽管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脱钩断链”,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引入中国的资本和技术来促进自身经济发展。无论是上海进博会还是广交会,单边开放最终导向的都是双边甚至多边贸易投资活动。


如果把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置于中国践行的包容性多边主义(inclusive multilateralism)构架内,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就更显著。尽管美国也宣称践行多边主义,但这是一种排他性的多边主义(exclusive multilateralism),即我们所说的“团团伙伙”。美国表面上在重塑全球化,但这种排他性的多边主义与全球化背道而驰,正在摧毁现存贸易多边主义,使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体系高度碎片化。比较而言,中国签署的贸易投资协定都是包容性的。单边开放不仅体现在中国和一些经济体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上,也反映在诸如RCEP、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合作模式和新开发银行等上。尽管这些多边组织开始时也呈现区域性,但正是因为其包容性,这些组织和全球化相向而行,构成了全球化的新动力。因此,无论是国家之间的单边开放政策还是在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单边开放政策,从短期看,都在赋予全球化新的动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美西方的逆全球化力量。从长期看,单边开放政策正重塑全球化,为全球经济发展创造新条件。


同样重要的是,从短期来看,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和包容性多边主义,不仅可以促成美国“两极化”的努力演变成“自我孤立主义”;从长远来看,还可以促使美国再次加入国际秩序。美国的逆全球化政策,尤其是特朗普版本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造成美国盟友的担忧,也造成了所有国家的担忧。对包括发达国家和美国盟友在内的大部分国家来说,他们既不想和美国“脱钩”,也不想和中国“脱钩”,因为和任何一方“脱钩”都会导致巨大损失。尽管今天美国的孤立主义有其理由,即所谓的重振美国,但这并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从经济规律来看,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力度越大,越会从国际层面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越会对美国构成孤立主义的压力。美国资本的本质是开放,美国资本从长远看必然回归全球化。


概括地说,中国基于多边主义之上的单边开放政策越来越成为重塑国际秩序的重要动力。历史地看,任何一种贸易秩序不管是由哪一国家倡导和开始,只要是开放包容的,这种秩序便是参与国共赢的。无疑,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已经逐渐浮现成形。


(本文根据郑永年在第七届进博会“世界开放现状与前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作者系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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