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乾乾，不息于诚
作为道德理想人格的“君子”，脱胎于西周作为身份地位的“君子”。春秋人格义君子的出现，既伴随着指称对象的转换——由上位阶层扩展至平民阶层，也蕴含着评价标准的迭变——由“因位而名”变为“因德而名”。正是在这一转变中，“诚”凸显为君子人格的重要尺度。《大学》言“君子必诚其意”，《中庸》言“君子诚之为贵”。思孟学派更是将“诚”提升至“天道”的高度，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成为天地化育的规律。
“诚”之所以能从众德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关乎君子人格锻造的重要德目，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代表着事物完满、成就的美好状态。据《说文解字》，“诚，信也”，“信，诚也”，诚、信互训。孟子曾言，“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信”即真有、实有。朱熹曾言，“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诚”即至实、无妄。诚、信皆指实有其德、真实无妄。无论人还是物，若能充分展现实有之德，便可走向成就、走向完满，是为“诚者自成”“不诚无物”。
及至宋代，随着“天人合一”命题的提出及相关观念的成熟，宋儒视天地万物为统一的“生命体”。既然天人合一，“诚”便不仅是天之道，也是人之道，是世界之道。既是如此，“诚”自然也关乎道德理想人格的锻造。周敦颐代表作《通书》开宗明义提出“诚者，圣人之本”，后又言“圣，诚而已矣”。同时代的邵雍、张载等大儒也提出“诚者主性之具”“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等重要论断，凸显“诚”在道德理想人格塑造中的核心地位。
诚礼兼修，体用贯通
当“诚”成为君子人格的核心尺度，君子的养成功夫也就有了实落之处。《中庸》在树“诚”为天道的同时，提出了相应的人道，即“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即“择善而固执之”。《中庸》还进一步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细目。
早期围绕“诚”的君子修养功夫又有不同取径，或注重内在德性修养（存心养性），或强调外在德行修养（隆礼重法）。内外不同的取径时有张力难以平衡，历代士风便在“苦节”与“旷荡”之间摇摆不定。究其原因，不同取径虽各有侧重，但皆有道理，而经验性的“本末”思维往往只能择一端而言，缺乏统一本末的能力，导致“说本便遗却末”。
周敦颐说，“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可谓一语提挈君子修养工夫之纲领。诚如朱熹所言，“盖乾乾不息者，体也；去恶进善者，用也。无体则用无以行，无用则体无所措”，“乾乾于诚”是体、是目标，“去恶进善”是用、是方法，二者虽有侧重但统一不二。“乾乾于诚”之为体，是因周敦颐赋予“诚”以超越时空限制（“寂然不动”）和超越善恶分别（“纯粹至善”）的新内涵，使其从经验视野一跃而至超越畛域，具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成为君子人格的永恒尺度。为实现明于诚、至于诚的终极目标，便须“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即在点滴日常中去恶进善。
张载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诚意而不以礼则无征，盖诚非礼无以见也。诚意与行礼无有先后，须兼修之。”“诚意”即乾乾于诚，是体；“行礼”即去恶进善，是用。无论周敦颐还是张载，都试图以体用贯通的新思维解决传统君子修养中的内外兼修难题，其中蕴含的诚礼兼修、体用贯通的方法论极具启示意义。
务实慎动，中道而行
君子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道德理想人格，君子文化在历史上强力参与塑造了中华文明的道德品格，影响延及东亚、东南亚。从“诚”的视角深入挖掘君子文化，尤其是其提出的务实、慎动等要求，可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的主体转型，尤其是领导干部君子人格塑造，提供有益启示。
“诚”至真至实，这就要求君子修养须求真务实。从传统智慧来看，求真务实首先意味着不断进德修业，远离虚名浮利。君子应“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视轩冕如锱铢，视金玉如尘土。如果能够从思想上轻视虚名浮利，君子就不会再为其所累，而能“常泰无不足”。从时代要求来看，求真务实还意味着务求真知实行，远离虚伪空谈。务求真知即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不断深化科学认识，把握客观规律；务求实行即脚踏实地，勤勉做事，不断解决实际问题，推动自身与事业发展。
“诚”自然自足，这就要求君子修养须警醒慎动。君子文化强调“慎独”，即独处时亦应诫慎警醒、不自欺。当“诚”被提升为世界“本体”后，慎独便具有了哲学上的必然性。因为“诚体”是天所赋予、人所秉受的正理，人人都有，自然而完满，只要能保全、澄明这一“诚体”，便是圣人君子。既然如此，君子无论在公共事务还是私人事务中，都应警醒慎动、去恶进善，不能妄造事端。“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矣。邪动，辱也；甚焉，害也”，妄动、邪动只会自取其辱、害人害己。
作为君子人格的永恒尺度，“诚”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面的要求，诚实、诚信、忠诚等皆从此引申而来。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者，新时代君子既要求真务实又要警醒慎动，找到一条以“诚”统一“为”与“不为”的中道。君子择中道而行。
来源：学习时报
主审 | 曲相东
编审 | 孙吉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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