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方面统计，只有40多万人口的西吉，却有一千多人从事文学创作。我们先不考虑这些数字的真实性和是否带有夸张成分，但可以肯定地说，西吉人爱好文学，西吉有很多文学写作者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并且已经有一批走向全国、作品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家。如果不是这样，中国首个“文学之乡”不会在2011年10月就落户西吉；如果不是这样，中国作协不会2024年八月又在西吉举行宁夏首个、全国第二十五个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授牌仪式。
2024年，西吉文学、西吉作家、西吉文学现象反复出现在《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社、“中国作家网”等主流媒体，成为全国文学界关注的热点。
人们不禁会问，西吉为啥会有这么多文学写作者，而且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笔者作为一个将步入古稀之年的西吉文学爱好者，从见证观察者的角度来探索、思考、总结分析其形成原因，起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丰富的民间文学滋养和悠久厚重的历史人文涵养是西吉人爱好文学的重要原因。
西吉虽然处在山高河深的黄土丘陵地带，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新石器时期，西吉为中华古文明发祥地的雍州属地。西吉自古处在中原农业文化、北方游牧文化、边塞军事文化、古丝绸之路多民族文化交融地带，蕴藏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宝藏。西吉钱币博物馆以馆藏历朝历代的各种钱币之多、品类齐全完整而让西吉享有“华夏古钱币收藏第一县”的美誉。西吉的民间文学（包括民间故事、歌谣、童谣、戏剧、小曲、花儿、社火仪程等）极为丰富。改革开放之前，西吉民间除偶尔看一场半场露天电影之外，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听古经、看社火。冬天夜长，吃完晚饭，睡在被窝，孩子们在奶奶、母亲或者外婆说的古经里进入梦乡；大小男孩子，都挣着抢着挤到生产队的场房、羊倌和饲养员的热炕上睡觉听大人们将古经、唱小曲歌谣。过完年，最热闹最隆重的文化娱乐形式就是耍社火，唱老戏（或演牛皮灯影子），社火中仪程官说的仪程（有人称春官词），老戏里的戏词，都是押韵、朗朗上口的诗句，易记易传。这些民间文学通过口传心授，滋润着一代代的西吉人，使西吉人的血脉里融进了民间文学的因子，民间文学成为了每个西吉（包括西海固）人成长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罗存仁编辑的《民间故事》小册子，李世锋、尤屹峰、李耀宗合编，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0余万字的《西吉民间故事》（上下册），成为西吉人争相传阅、爱不释手的读本，也成了创作的源泉和习作的范本。
二、文学传统的深刻影响和赓续是西吉人爱好文学写作的直接因素。
西吉文学有传统传承，尤其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爱好者发起成立“葫芦河文学社”并自费手刻油印社刊《葫芦河》，有力地团结和激励了一批文学爱好者，充分调动了文学爱好者的写作积极性，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如无名氏创作于1942年西吉县成立之后写的“西吉八景”诗，其中《云台叠翠》诗云：
云绕高台月色新，危峰悬崖自嶙峋。
隐约钟声鸣山寺，髣髴鸟语唤游人。
山光映碧花初放，树影拖烟叶无尘。
一轴自然风景画，别有天地更带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吉群众性文学创作发展起来。1958年，下寨公社干部韩荣华，已经自觉地搜集整理并研究民间故事和社火仪程，该年已搜集整理了一本毛笔书写记录的《西吉语称》（后赠尤屹峰收藏）；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县创作诗歌2023首、剧本14个；1959年，县上成立了创作委员会，创办《西吉文艺》，广泛开展有组织有文学阵地的文学创作活动；1961年，全县创作了20多个剧目。给西吉当代文学有播种之功的，当推六十年代西吉任教的袁伯诚、郭玉经两位先生，他们在学校发起成立了西吉“葫芦河”文学社，在教学中鼓励指导学生写作。1974年，县文化馆油印《工农兵文艺》。七十年代后期的屈文焜（诗歌创作，《六盘山》副主编），八十年代初、中期于秀兰、罗存仁、陈彭生、马存贤的创作不仅给西吉文学带来了新气象，也使西吉文学创作有了一定影响。与此同时，西吉有多位业余作者开始发表作品，如残疾农民王雪怡、城关一小教师吴志明的小说，西吉二中教师刘成才、西吉文工团火仲舫的散文，西吉中学教师周彦虎的诗歌等；1984年，西吉教师进修学校教师马宁生、李友中创办了油印校刊《山里红》，停刊后尤屹峰、李友中又创办了《进修林》。
西吉真正自觉而开始团队创作的，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教师文学爱好者尤屹峰、李耀宗、周彦虎、杨德清等为了探索语文教学改革、提高写作教学质量，给学生以作文写作的示范指导，后与美术教师李友中、西吉广播电视局的罗存仁、西吉文工团的冯亚兴七人于1987年9月共同发起成立了西吉县“葫芦河文学社”，并创办自费手刻油印社刊《葫芦河》。之后，西吉回中美术教师李克忠、县文化局干事郭宁加入，协同开展全县文学创作组织动员和作品的征集、修改、编辑、刻印、发行工作，有力推动了西吉的文学创作活动；1988年年底，文学社组织开展了成立周年庆祝活动，地区文联驻会副主席李振声率领文联和《六盘山》编辑部五位老师带着书籍刊物亲临祝贺，县主管文化教育副县长马文清亲自参加年会活动，给了西吉文学爱好者很大的精神鼓励，文学社社员增加到60多人，几乎辐射到各乡镇各部门。1989年，文学社配合县委宣传部、文化局、教育局、文化馆、青少年宫等单位联合举办“我心目中的西吉”有奖征文活动，激励文学爱好者纷纷加入文学社，社员猛增到一百多人。文学社骨干社员大多为中小学老师，这些老师的写作和指导，使很多学生喜爱文学，为西吉文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后备力量。
三、西吉县文联的成立，使西吉文学创作呈现出迅猛蓬勃发展之势。
2001年5月23日，西吉县文联成立。2007年，西吉县文联决定创办县级纯文学季刊，刊名沿用早已深入人心的《葫芦河》，使之前因故停刊的民间油印杂志，正式成为官方主办的规范铅印内刊，在组织、人力、财力、编印发行等方面有了充分保障。之后，相继成立了包括19个乡镇文协，14个县直单位文协、4个企业文协的37个基层文协，各中学都有校园文学社，使全县文学创作队伍越来越大，成绩越来越突出。时任文联主席郭宁执着努力，在县委、县政府和自治区文联、作协有关领导的支持争取下，2011年10月10日，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自治区作协命名并授予西吉县为我国首个“中国文学之乡”称号，中华文学基金会秘书长李小慧亲临西吉授牌。这次授牌，犹如一把烈火，烧旺了西吉文学人的创作激情。樊文举任文联主席之后，举办了3次培训班（诗歌、散文、小说），举办了西吉县首届文学艺术节，又申报建成了西吉文学馆，在多家刊物组发西吉作家作品小辑12次，提升了《葫芦河》办刊质量，让《葫芦河》成为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内刊理事单位，《葫芦河》先后参加了4次全国文学内刊会议。这一系列扎实有效的新举措，进一步推动了西吉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四、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关怀及有关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也是西吉文学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葫芦河文学社”成立后，当时主管文化体育教育系统工作的副县长马文清经常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到进修学校尤屹峰那里了解指导文学社活动情况，1988年12月，“葫芦河文学社”周年庆会，他又冒着严寒亲自参会给予支持。1989年《宁夏日报》副刊“西吉文学专版”刊发时，时任县委书记周生贤在百忙中撰写“前言”给予热情地鼓与呼。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景珍、文化局长郭茂全、教育局长张映华，文化馆馆长周在斌等，不仅大力支持文学社的创作活动，还在单位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给予文学社社刊刊印经费支持。尤其是县财政局长马彦彪，让办公室和后勤人员无偿复印装订几百份社刊《葫芦河》。县委宣传部、县政府文化局、教育局、文化馆、县青少年宫五单位联合主办，“葫芦河文学社”成功承办的全县性文学大赛，获奖小说、散文分别在《六盘山》《朔方》《宁夏日报》《固原日报》等报刊发表。获奖诗歌被特邀诗人、《六盘山》副主编屈文焜亲自修改，1992年由海正生、火仲舫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全区乃至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进入新时代，西吉县历届县委、县政府致力于擦亮首个“中国文学之乡”品牌，全力支持文学艺术事业发展，使西吉文学越来越多地活跃在宁夏文坛，健步迈入全国文坛。
五、各级文联、作协领导的关怀、支持，各级报刊编辑的关照、扶植、奖掖提携，知名作家、诗人改稿帮扶，也是促使西吉文学写作者进步的不可忽略的原因。
“葫芦河文学社”成立及油印社刊创办之后，地区文联领导不仅在组织和创作上给予关怀指导，还给予了经费支持，文联领导还亲自参加“葫芦河文学社”成立一周年庆祝活动。1987年，《六盘山》“老龙谭”专栏刊载西吉民间文学作品10多篇。1989年，《宁夏日报》副刊部主任王庆自费坐班车一路劳顿来西吉，为西吉文学爱好者办讲座，当面座谈并改稿。1989年10月，《宁夏日报》“六盘山文艺副刊”首开县域文学专版“西吉文学专版”刊发西吉作者作品。《朔方》《塞上文坛》编辑部冯建华、虞期湘、杨继国等老师不辞辛苦亲临西吉看望作者，与文学爱好者交流并当面逐字逐句地改稿指导文学创作。《六盘山》编辑部、《固原日报》副刊的编辑老师对西吉作者的作品给予更多关照。尤其值得铭记的是，由宁夏文联副主席哈若慧、作协副主席闫宏伟的引荐，时任西吉文联主席郭宁才能较为顺利地在北京汇报西吉文学发展情况，表达了创办“文学之乡”的强烈愿望和巨大决心。2011年10月10日，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秘书长李小慧莅临西吉给中国首个“文学之乡”授牌。2016年，中国作协铁凝主席带团到西吉考察文学创作情况，并看望慰问了单小花等生活困难作者，高度肯定“文学不仅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最好的庄稼，西吉也应该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一个粮仓”。
六、西吉籍作家的成名及其作品发表与获奖的榜样示范，是文学发展繁荣的助推器。
于秀兰、屈文焜、罗存仁、陈彭生、了一容、赵炳鑫、单永珍、王雪怡等人的作品，经常在区内外报刊发表，给大家起到了榜样示范作用。马存贤自1984年以后，在区内外报刊上发表中、短篇小说20余篇。1989年，自治区举办建国40周年有奖征文，西吉县作者胡建华的散文《路》获二等奖，冯建民的《姐姐为啥不回娘家》、火仲舫的《门楼子变迁》获三等奖。同年，固原地区举办的“萧关杯”有奖征文，罗存仁的散文《太阳晒在背斗上》获一等奖。青年教师郭秀全1987年之后积极参加各地有奖征文，先后获奖10多次。尤屹峰、李耀宗、赵炳廷、周彦虎、杨德清、刘成才、火会亮、古逢学、吴志明、李志强、李克忠、牛学智、李耀斌、郭文斌、杨立中、谢秀丽等一大批教师频频在报刊发表各类作品，在他们所教学生中产生巨大冲击力。尤其火仲舫、郭文斌、了一容、火会亮、古逢学、赵炳鑫、单永珍、牛学智等，创作进步快、成果多而大，作品不断在区内外甚至国家级大刊发表。由于他们有了较大名气和影响力，才或被提拔为宣传文化部门领导，或逐步调离西吉，成为报刊编辑乃至文联、作协和报刊的领导。李广明、李继林、樊文举、火霞，李义、李兴民、马金莲、姚志忠、王西平、马强、苏小桃、刘汉斌、陈浪、单小花、马强、李爱莲、康鹏飞、李成山、邵虎虎、李翠萍、柯万昌、王富荣、张玉良、南芳梅、杨秀琴、高红霞、马玉莲、刘芳宁、马守正、王力、马维磷、邢云峰、王志雄、伏豆娟……西吉一个个作家像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西吉县已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3人、省市级作家协会会员600余人，这在全国罕见。郭文斌、马金莲、了一容3人相继获得茅盾文学奖提名、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文学大奖，牛学智、火仲舫、单永珍等17人先后获得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等全国性文学奖项。2024年马金莲的散文《母亲和她的第一个连手》获第二届高晓声文学奖，单永珍获首届《欧洲诗人》年度诗人奖、小马骏的散文集《青石白阶》获得第十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大奖，给西吉文学写作者不仅带来了惊喜、羡慕，更在西吉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震动，三位作家诗人成了多少写作者心中的偶像，不知又会“刺激”多少文学爱好者走上文学创作追梦的道路。
七、文学爱好者的团结协作和互帮互助，也是西吉文学发展不可忽略的因素。
写作需要团结协作，写作需要相互交流，写作也需要倾听，写作更需要批评。写作者如果相互间能开展真诚友好的批评，相互能交流修改，对写作者的成长、对作品质量的提升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葫芦和文学社”之所以能快速吸引那么多文学爱好者加入，就在于社员们不论写作水平高低、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不论身分高低、不论年龄大小，不仅都能平等地交流，而且都能开诚布公地提出个人的不同看法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意见。对于初学写作者，尤其需要大家的爱护和帮助。“葫芦河文学社”成立以后，为了了解大家的创作情况，笔者和李耀宗带上书刊和稿纸，骑着自行车去几十里外的新营看望残疾作者王雪怡，骑车去看望农民诗作者李成山，对他们给予关心和鼓励。笔者曾骑车到下堡的深山里去看望在那里当小学老师的牛学智，我和周彦虎到兴隆去看望在兴隆中学当老师的火会亮和古原……那时，西吉县城教师进修学校笔者的宿舍，既是文学社的办公室、油印社刊《葫芦河》的编辑部，也是全县文学爱好者的“活动场所”，全县文学作者或一两个、或十来个在这里开展经常性的文学交流活动。县文联成立之后，文联就成了写作者温暖的“家”。如果没有时任文联主席郭宁的慧眼发现，如果没有西吉文联编辑的热情鼓励和季刊《葫芦河》刊发第一篇作品，就没有单小花今天的今天；如果没有郭宁多次流泪的坚持，就不会有西吉今天“首个文学之乡”荣誉的骄傲；如果不是樊文举狠抓《葫芦河》办刊质量，倾力把《葫芦河》推进“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内刊委员会”理事单位，就不会使《葫芦河》在全国驰名。
八、排解郁闷、无聊，消除忧愁、自我诉说，是文学创作者的动因。
西吉曾经被认定为人类难以生存的地方，是全国出名的“三西”贫困地区，土地贫瘠，人们的生存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很多年都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发愁。实事求是地说，西吉的许多写作者，起初并没有什么搞文学创作的想法，只是在艰苦的工作和劳动之余，有意无意地用笔把自己的烦心事、自己的愁闷写下来。有的感觉无聊了，也没有其他兴趣爱好，就用笔打发时间，排解无聊；有的感觉生活对自己太不公平，无处倾诉，就把文字当作倾诉的对象，拿起笔自己给自己诉说。慢慢地，随着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善，随着写作者心情的改变，不知不觉，写作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写作的水平也在一点一点提高。
这种情况在最底层的农民写作者尤其是残疾写作者中最为普遍，因为他们的劳动最为辛苦，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最差，他们的生活境遇也最艰苦，他们的心思也常常无处去倾诉，就常常用文字自己给自己诉说。当“草根”们的这种诉说融入到了文学的洪流中，他们也自然成了西吉文学创作的生力军，涌现出了李成山、康鹏飞、袁志学、刘汉斌、单小花、杨秀琴、老黄牛（冯进珍）、冯建明、伏君、杨彩虹、黛叶、张世平、李成东、米志强、王对平、邢云峰、马万东、王峰、马骏等一大批农民和打工写作者。
九、也有一些人想通过用文字写作来改变命运。
实践证明，在西吉，靠打工出卖苦力改变不了命运，而靠写作改变命运的却实有其人。了一容是西吉靠写作改变命运的一个典型代表。了一容1976年生于西吉，由于家贫只上过3年学。从9岁就开始出外流浪，曾在新疆牧过马、放过羊；在青海淘过金、挖过虫草；在西藏贩卖过羊绒……流浪生活的艰苦辛酸，只有他这位四处流浪者自己知道。但他有不向苦难低头的坚强毅力，有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和勇气。打工生活虽然艰苦，但他没放弃学习，一本字典、几套名著被他翻烂。从13岁开始，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写作，先后在《飞天》《雨花》《宁夏日报》《朔方》等报刊发表作品。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第一次到笔者家来，只见他黝黑瘦小、两手结满硬茧，脸上挂满被生活风雨吹打的疲惫与沧桑。是写作让他吃上了文学杂志编辑这碗饭，还成为获多次大奖、取得国家一级作家职称的著名作家。八零后作家、自治区作协副主席、固原市文联副主席马金莲，在固原师范毕业后前途最渺茫、生活最难熬的日子，是执着写作的寄稿、取信件给了她改变命运的信念和勇气，是写作的力量支撑她坚持复习最终考进固原市民盟，又改调固原市文联，成为一位文学编辑，也使她成为西吉籍作家中获得奖项最多而又最年轻的作家，她应该也是靠写作改变命运的一个典型。在西吉，靠文学改变命运的不止他们两个，此不赘述。
十、除以上几个原因之外，同学、亲戚、家族的影响带动也是不能排除的因素。
西吉大坪乡的赵炳庭、赵炳鑫两弟兄，不仅在事业上卓有成就，在文学上都因创作成绩突出而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农民作家李成山和固原市作协主席李兴民既是同村，又是同族的侄叔关系；李成山写诗带动了弟弟李成东，李成东又回头鼓励因生活所迫多年不写诗的哥哥李成山重新拿起笔写诗，李成山又影响儿子李剑冰，李剑钊兄弟俩进行诗歌创作。单小花与李成山既是同村又是姑舅关系，李兴民和单小花又是同班同学关系，两个都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将台堡镇火集村，据不完全统计有作家20余人，尤其是具有文学美誉的“火家军”，不仅在西吉，就是在全国都是一种很独特的文学现象、一道很亮眼的文学风景。火仲舫、火会亮叔侄，都是在创作上有成就的中国作协会员，火仲舫还做过固原市文联主席，火会亮更是身兼数职，既是《朔方》执行主编，又是宁夏作协副主席、宁夏文学院院长；火仲舫的女儿火霞是宁夏作协会员、儿子火光是宁夏作协会员、青海作协会员，孙女火嘉欣是高中生就热爱写作，开始在《固原日报》发表文章；侄辈的火会燎、火东霞、火东亮、火孝礼、火腾霄、火家才，侄孙辈的火楠、火瑞、火恒章、火文成、火多福等，不管职业是企业家、教师、律师，还是农民、打工者、大学生、中学生，都在火仲舫、火会亮的影响下，对文学充满着喜爱，把阅读和写作当作业余生活的重要部分。
可能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原因，就是西吉还有部分“你能写，我为什么不能”的较劲、不服输的写作者。这种写作行为，不是嫉妒也不是神经质，而是西吉人骨子里就有的倔强。他们看着身边上学学习不如自己、尤其是作文不如自己，干活做事更不如自己的人，却写出并发表了文学作品或者作品获了奖，心里暗下决心悄悄搞起写作来。
当然，读者的喜爱和阅读期待对文学创作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这仅对已写出并发表作品的作家有用，而这不是西吉能产生这么多文学写作者的原因。
西吉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西吉昔日因山高坡陡、四季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不怎么好好长庄稼而困顿。但很奇怪，西吉这块“苦瘠甲天下”的地方就是长文学的苗，长文学的庄稼。
西吉是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吉已同全国一道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西吉作家群和西吉文学现象是全国文学界热议的话题。如何擦亮首个文学之乡这张名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创作出更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西吉一千多位文学写作者应努力研究并拿出优质成果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