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气故事 | 吴宁老师：动荡起伏的人生，始终如一的坚守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新时代高校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在电气工程学科即将迎来建系90周年庆典之际，电气工程学院组织开展“征程——电气工程九十年育人访谈”工作，以优秀教师的事迹为基础，挖掘一批为“双一流”学科发展奋勇当先的“育人大先生”，倾听他们在学科、学院、学校发展道路上赓续教育事业的故事；从广大校友的重大记忆出发，发现他们从重庆大学启航后乘风破浪的故事；以优秀在校大学生汲取养分、砥砺品格的事迹为基础，书写他们在莘莘校园奋斗的青春故事。

通过深入挖掘电气工程学科历史，聆听学科建设者、参与者的故事，映射电气工程学科九十年发展路上围绕立德树人工作的不懈努力和先进做法，记录学科建设过程，传承学科文化底蕴，凝练学科精神内涵。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近吴宁老师，聊一聊她从“求学”到“治学”的电气故事。

我是1957年考入重庆大学电机系，在此之前我工作过几年，我比同班同学大三岁到四岁。当时一个班三十人。在大学期间我特别想读书，因为我中专毕业后在中专院校当老师，虽专业知识还有，但是中专（毕业）基础知识各方面还有欠缺，所以很想多学知识。我当时的宿舍是女生四宿舍，我记得我还曾在路灯下复习功课。我在工作期间就入了党，是我们班上两个党员之一，在班上我担任了团支部书记一职。除了上课以外，无论是自习时间还是休息时间，我都在参与社会工作。有些同学不大懂事儿的，搞了政治运动过后，功课也就落下了，实际上没有学到多少东西。而且当时考试也不像原来那样要求得太高。

当时电机系全系有一个团总支，我是团总支副书记。当时，电机系团总支在全校每样事情都是第一的，我作为副书记就要经常写材料，写报告。重大共青团曾搞过“一个样”运动活动，比如说，体育锻炼和哪个一个样，哪样事情和哪个一个样。当时就说，共青团干部就要跟吴宁一个样。

当时系里开的课很多，对课程的要求不会比现在低，甚至比现在要求高。我记得教我们电工技术周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很高，比如今天上公共课，今天必须完成作业。

到了60年，“教育大革命”。我们的老校长，郑思群校长主持学校的工作。现在民主湖还有他的纪念碑。他是一位老革命者，他领导重大搞了一个活动，把所有专业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全校大合并，包括七个大学科：电学，力学，机械学，化学等。比如说，我们和电工所合成一个教研室，在电工技术学科抽调了一些学生干部出来工作，属于一边工作一边读书的性质，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后来我们又补了那两年的课，才又拿了证书。重大有很大一批人都是这样的。1963年读完书以后，基础课就学完了，我其实特别想多学基础课，因为我原来在中专专业课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些基础课就比较差一些。当时我们一出来，电学就是六十几个教师一个大学科，包括电工学，电工基础。实际上我刚刚出来带学生马上就参加了中心组，三个人的领导班子，马上要领导教育革命。后来想起来觉得有点可笑，实际上学生学到的东西很少，后来到61年过后，这个风就过了。在中心组的时候，我的感受比较深的就是郑校长。他的作风确实很深入，所以全校的教职工确实比较喜欢他。他对干部要求的很严，但对基层的人很好。跟我们中心组一个一个地了解情况，我们甚至排到半夜几点钟，而他就一根一根烟地抽，跟我们了解工作。现在看的话，没有哪个校长能做到他那样，每一个学科一个个地走，一个个地问。要开展什么工作，接下来怎么来搞，这个作风是很好的。

真正到61年以后，我才到电工技术教研室，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理论电工学科。当时主讲一门课，在电工技术系教电磁场，另外还有一门测量课。这门课程要教三个学期，电路检测上三个学期，要上180到200个学时，比现在的学时多得多了。我后来给70级上电路也要上到将近200个学时。

当时我们这一批年轻人，60年代毕业的这些人，要求每一个人，在电路，电磁场，电气测量这三个实验室。至少在每一个实验室带一个学期，和实验员一样带实验。我们准备实验，带实验，把这三个实验室的实验都走完一遍后，然后参加辅导，跟着老先生，听他们的课，答疑啊，改本本啊这些。我觉得当时的实验会比现在的准备要认真点。比如说有12组学生，我指导每组学生都要做一遍，因为每组出现的问题不一定是一样的，教学的时候作为老师不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当时的这种对年轻教师的培养方式还是很好的，自己把实验全部做一遍，然后我们再来辅导学生。

后来在我带实验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实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实验课中，江先生（江泽佳先生）至始至终听课，但那个时候我也不认得他，他也不熟悉我。那是个关于电磁测量的实验，用冲击电流计来测磁滞回线，现在不会做这么复杂的实验了，这个实验本身需要3小时。从讲解它的原理到磁滞回线的道理再到仪器的使用原理（为什么可以测磁滞回线）等等，最后指导学生做实验。整个这个课，江先生就在那儿听，三个小时听完了过后，他觉得我讲的还可以。我自己觉得要做什么事情，该怎么做，要把道理说清楚，理论和实践都要求的比较高的，江先生认识我这个人可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后来教育部要求每个高校（当时只有“机电动采冶”（机械制造系、动力系、电机系、采矿系、冶金系）五个系），每个系大概选两个教师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这个青年教师培养要报教育部的。当时江先生是系主任，他当了30年系主任，我是我们系两个人中的一个。我觉得江先生对我整个在重大的发展影响很大。他的工作作风，以及对我的严格要求，对我影响很大。这个培养计划包括什么呢，包括补了两年的课，另外就是当时我们重大招收第一届研究生，我和他们听课，虽然也没有身份，也不叫研究生，但是他们每门课都听了的。后来这批研究生呢，也跟我一样，听完课就完了，因为后来就不兴这种叫法了，政治上风气一来，不兴职称了，也不兴研究生了。所以他们也就没做课题，但是他们学的课程包括英语，数学还有我们电方面开的课程，我都跟他们学了一遍。另外江先生给我指定了两本英文书，我当时还没有英文书的，他就借给我指定我读。我记得我生第一个小孩的时候，头一天我还做了教学备考。第二天就生了小孩。

文革开始，江先生成了斗争对象过后，我就成了学资本主义苗子。在那段时间，江老先生的为人、做事对我影响非常大。虽然后来他没有让我读什么书了，后来就是加任务了。他给我做规划，希望我争取达到讲师水平。

我们开课的时候，我们那批60年代毕业留校的学生，我和另外一两个老师算是开课比较早的，65年开始上课，带了68届，69届，70届。教学方面我还是上了几个班，比如说供电公司的721大学，还有到狮子滩电站带实验。所有的基础课教师分配到某一个专业，我们就分配到电力，就称为电力大队。我们作为电力大队的一员跟着电力的老师到生产队给学生上课。那个时候去给学生上课，学生说我课讲得好，自己不这么觉得，一直到文革结束过后才开始专心的搞业务，那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

文革过后77级开始招生，我们这批人都是四十多的人了，那个时候才开始专心地搞业务工作，不管是教学，科研都是。但是以前打下的基础还是很重要。从77级上电路，78级上电磁场，本科我上到90级，硕士生博士生的课我上到98年我退休。给博士生上课是给我指导的学生上课，其他的没有。给博士生上的课是网络分析，当中88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带我的导师是北美很著名的一个滤波器专家。

当中做的教学工作，除了自己上课以外，就是参加江先生主编的电路原理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的编写。第一版编教材，编教材的人比较多，基本上是两个人配合一个老师。有些老师编正文，有些老师配习题。我和一个老师要编一些新内容，所以要查英文。第二版花的精力特别多，二版、三版就是江泽佳主编，周守昌和吴宁修订，把我的名字提前了的。另外，我自己上的两门课，特别是网络分析，开始没有这个课的，江先生说要开这个课。当时还有3到4个月的时间要开这门课，准备过程中，参考的一个是西交大的书，还有就是郭守仁的一本英文书，和一本皮卡尔的书。以88年西交大的那本书为主，先看大标题大概我要选哪几个，然后的话它涉及哪几章，这几章有好多页，我算过以后，每天大致要读三十页，不然赶不上那个上课时间，所以那一次是很辛苦的。当时觉得这个事情很难，但是家里人都很支持我。所以我熬夜都熬成习惯了，现在我早了都睡不着，不到十二点基本上睡不着觉，因为都已经习惯了。

网络分析开出来以后，88年到加拿大进修过后，回来开了网络综合和滤波器设计基础。这本书以我在加拿大的导师给我的资料为主，他的这本书出了第一版，第二版还没出，他给我寄了些资料，基本上根据他给的内容开了这门研究生的课程，后来研究生部一位老师支持我出了这本书，因为学生上课没有教材是不行的。研究生的课，我写英文的地方更多些，能都写英文的地方，我都写英文。到这本书真正出版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了，90年代初已经退了，但是在后来任务稍微轻一点过后，我综合了开这两门课的基本内容，编成了一本书。以前讲这门课的时候，每门课六十学时（网络分析、网络综合和滤波器设计），现在没有分析的部分了，只讲四十学时。现在可能四十学时，只晓得一些基础，讲一些基本的东西。江先生还是非常支持，我们在学术上可以完全和他是平等的，我们是可以和江老先生争论的，在学术问题上他是很平等的。

在这个科研方面，全系是在79年招了一个研究生，江先生带，我们学科就是80年开始招研究生，有一个电力的学生算在江先生名下，他是79年，叫胡利华。过后就是现在重庆邮电学院的院长属于80级研究生，然后81年研究生就是这一批77级重大本科毕业的学生。81级的研究生现在都走了，都到国外发展。杨浩后来读的研究生，比如说刘和平，何为。读研究生班又做论文。真正的81级我们理论电工学科，还有一个学生唐治德。81级的研究生现在不是在美国就是在加拿大，都是英文特别好的。

研究生班相当于是教育部特别委派我们办的，这个事情跟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各个学科的发展要有一个很好的带头人，他能够在国内有大的影响力是很重要的。我们开始接了编写电路教材的任务，文革以后建了一个理论电工师资培训班，委派一所高校，我们接了这个任务，全国的青年教师同行就在我们这儿学习，学习了大概有一学期，当时是有很大规模的。当时上课的就是江先生，周老师。过后教育部要办研究生班，我们也是争取在84、85办这个班，一届几十个人。实际上之前带研究生只有江先生和周先生两个人，办了研究生班以后，我们这批人都要赶鸭子上架当老师。本来研究生班教育部要求只要上课就行了，但是我们当时的要求是除了上课还要做论文，考虑到学生的发展，让学生有研究方向，有论文，说不定比现在有些硕士生还要搞的好得多，我后来看过有些硕士生答辩。我们60年代那批人就每个人带2到3个研究生班学生。

后来我们就从带研究生班开始，科研也就开始搞起来了。研究一个题目，理论的也好，实践的也好，研究一个题目要出一个结果，有一个东西出来，这是在8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工作，到后来申报到国家课题和找一些横向经费支持做了一些课题。当时能够找到1万，2万的经费都是很难得，而有了课题支撑之后就能真正出一些成果。当时连地方都没有，后来我们就在周老师的科研室里面分了一点地方，在实验大楼三楼那里。

后来，我的研究方向一个是人工神经网络，一个是有源滤波器，后来做过一个研究生课题叫做有源电力滤波器。有源滤波器和有源电力滤波器实际上是两回事，我们现在电力电子设备中用到的是有源滤波器，而有源电力滤波器是用在电力系统上的一种大功率滤波器，它必须和电子技术结合的一套东西，就是周雒维、刘和平他们现在做的东西。

实际上当时我们培养的年轻人，比如周雒维、刘和平、何为还有杨浩，都是我们理论电工专业培养出来的。

教研室一直叫电工原理教研室，没有叫过电路原理教研室。电工原理比较宽一点，包括电路、电磁场、电磁测量，起码是这三个。我那个时候是20人左右。我之后就是俞集辉老师在管事，大概他管事到后来就大合并了。因为电工原理教研室是一个很强的学科，这个学科在全国完全是排在前列的，后来就改成电工新技术。这个专业你说它是什么方向就说不清楚了，跟电有关的都是它的研究方向。但是说到对外联络就有些麻烦了，你没有自己的毕业生，我们这个学科没有自己的毕业生就跟外面的企业没有挂钩的关系。要找课题就比电力，电机难得多，比如说电力系统，它本身就和系统有联系。但是我们这个就不可能和电力系统有很密切的联系。本来你要做他的项目也可以做，比如研究一个软件完全弄得出来，但是你很难建立长期的联系。既要照顾到那边，又要考虑到我们这个学科，这个学科你要把它弄上去的话，确实有点难，我觉得现在哪个来管理这个学科都不太容易。而且现在的老师不可能像我们以前那样子来备课，但是现在可能还有那些以教学为主的老师，不是说就不搞科研，但教学上有更突出的成绩。学校也有教学为主的讲演比赛，8分钟的时间。如果我们老上课的人就可以刚刚把这句话讲完，8分钟到时间，这个确实不容易。就像那些国旗护卫队，走多少步，马上就是几分几秒。8分钟的课程准备好了，讲演的时候，将到某个地方提醒是六分钟了，所以我们听那个很有意思。讲演比赛的时候，有个老师讲到六分钟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讲助人为乐这些，因为你不能超时间，等他把这些讲完的时候，时间也所剩无几了。

评过正高职过后，每一年大家要一起备课，我们两三个系在一起，学校也有几个人参加，大家坐在一起。清一下有多少事，主要是多少经费，多少课题。有些教学为主的老师，说经费说不出多少，确实有点困难。你看我们学科跟外面很难建立联系，你去哪儿找得到经费呢，确实也比较恼火。当时备课的时候，我记得是工会主席、纪委书记这些在听。

我在重大几十年特别感谢的就是江老先生的指导和支持。前期给了许多指导，后来就是给了一些现在想想比较重的任务。比如说刚开始给77级上课的时候，当时文化革命以后，教材进行了修订，之前是学苏联的一套东西，包括符号、称呼等等，修改了之后全部学英美。称呼不同，还有很多类似的，而且当时书都没出来就上课。我手上拿着油印的资料分发给学生以后，马上就上。当时第一次上课就是我和彭老师两个人，彭老师上无线电系的课，我上电机系的课。当时很大的一个教室，4个班的学生坐在那儿，江先生从后门进来坐在最后一排听课。每堂课上完我都跑到学生宿舍去问学生懂不懂，吃晚饭的时候，端起饭碗就去学生宿舍了解情况了，因为我住得离学生宿舍不远。所以后来学生都跟我女儿很熟悉了。

所以江先生培养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培养一个人，就要必须严格要求他，用任务来压他。如果他不能承担的话，你就不要培养他。他不愿意承担任务，你去怎样要求他都是不可能的。总结来说，我一直没觉得自己课讲的多好，但是别人说我讲得好。我觉得就是一点，做事要认真，要么你就不要接任务，你要接就一定要做好。答应的事情就不能够食言。“认真做事，诚信做人”，随便你做什么事就是这八个字。只要坚持，没有那样事情是完不成的。我们之所以有一点点成果也就是一辈子做了一件事，我经常觉得自己知识面很窄，但是就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

当时生活条件很差，但是一个人在比较苦的时候不会觉得苦，事后想起来觉得当时好苦啊，比如说，当年住在那种筒子楼里，只有一个很小的厨房，没有厕所，没有浴室这些。我还住在顶楼上，大小便都装在罐罐里头，洗澡也没有地方。顶层没有装隔热的板子，顶上是瓦，所以外面有多热，里面就有多热，确实有些吃不消。而我任务最重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条件下，所以我很多病是那个时候落下的，像后来走不动路这些。当时中午过后就在地上泼水，到了下午地上就很热，因为上面没有挡阳光的东西，只是一些木条条和瓦。泼了水以后我就让我家里人下去，我就开着门在屋里处理工作（备课，改作业）。好几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屋里湿气很重，后来想想，就是那时落下病根了所以走不动路，跟当时过分透支过分熬夜还是有关系，当然自己也没有注意，没有想那么多。

后来我们看电影，潘虹演的《人到中年》，演知识分子如何苦，我跟别人的感想不一样，别人觉得演的很好，但我觉得我肯定比她演的好，因为她没有知识分子受苦这个感受。

我再说一点我们这个学科，我们这个学科文革前就是电工技术课，当时在电机系是三大铁门坎之一，高等数学，电工技术和电机学，这三个门槛哪个过不去你就不要想毕业，所以学生称为三大铁门坎。我们教研室文革前是一个很好很强的学科，文革当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文革过后，江先生在全国电工大学科（包括测量、微机）是负责人之一，所以接了一个又一个任务，开始确实很难，但是队伍就是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文革之前叫电工技术教研室，后来叫电工原理教研室，现在的电工技术系是把当时的五个教研室合并到一起组建的。

现在有些人出书，随便出一本书，一大堆小错误也是害人，别人有好的书你不用，就为了评职称就去出本书。实际上书要有用你才去出，没用的书就不要去出。西交大叫电路，我们叫电路原理，我们的书要求加深加宽的幅度比较大。西交大的教材比较浅，题目也比较浅。我们的教材，题目很复杂，不敢给学生布置，所以用我们教材的人始终赶不上西交大。但是就我们认识的一些国家教委的人他们评价说，我们这本书的质量要好的多。在整个过程当中，周老师确实起了很重要的支柱作用。包括下面我们这批人。当时我是教研室副主任，周老师是主任，我所承担的就是组织工作。我看我们现在有些学科之所以发展上不去就是这个原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

总体来说，我觉得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有一个带头的人，要有一个核心，还要有把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做事不要掣肘，你斗我，我斗你，事情是做不成的。

我讲我们这批青年教师是如何培养的，重大77级的留下来过后，基本上还是按照江先生他们留下的老规矩，让他们每个人选定各自的方向。后来重大开始招研究生，希望他们每个人都去读研究生。这些人里77级有何为、刘和平、杨浩，78级周雒维。这四个人确实是很不错的。开始他们几个都没有硕士学位的，然后从学位开始，每个上课的都指定一个人带。比如说，刘和平上课的时候，他的讲稿我就拿过来看，至少要看他一章的讲稿。讲课之前的试讲也不止一次，甚至讲到3次、4次、5次，试讲一次不行再讲第二次，反正当时我看刘和平讲稿至少看了一章。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就是老一批的人了，我们就分了工的，哪个负责哪个，一个对一个这样培养。只不过有些后来就没有留在我们教研室了，这个也挡不住，因为开设了新学科。原来培养的几个人去新的学科了，杨浩还在。杨浩在我们这边管那些新生，学科，还是很有成效的。

不是说当老师的，（所有东西）都搞得清楚的，有些东西他讲了几遍他并没有搞清楚，因为我后来听他们讲课，退休过后有个叫做督导组，看到一些东西。还有研究生论文也是，去答辩听那些东西，有些学生搞错了，他的师弟参照他的又搞错。我发现有个导师的学生，接连三个学生的答辩我都听了的。有一个涉及到滤波器的内容，有根曲线要变化几次，他只是变化了一次。第一个搞错，第二个（后一届）又搞错，下面一个也是那样子的，现在的一些事情没有我们那个时候要求那么严谨了。所以教师教书也是，也不见得他上课了，就把东西搞清楚了，说实在话。有些不负责任的更是这样，我们去听课，有些一堂课上45分钟，他上到30分钟，还有15分钟他没有内容说了。就是他想讲的讲完了，没有可说的了，是一个毕业的博士在讲课。所以这个职称，学位，都不能说明问题，说明问题的还是对工作责任心，他不负责任不管再高的学位都没有用的。博士上课我去听他讲课，我坐在后头。还有十五分钟没东西讲了。45分钟的课他上了30分钟，把自己瓶子里的水就倒完了。所以我觉得教学这个东西的话，关键看你对学生有没有那份爱心，对学生有没有那个责任感。你如果把这个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女在教育的话，那你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我恰好有一届学生，跟我女儿是同年级的，他们当我的学生，也是她的中学同学，就在我的课堂上听课，我觉得上去感觉都不一样。觉得假如他们是我自己的子女的话，我该怎样上这个课，要爱学生不要误人子弟，摸着良心来做事最重要。

希望我们电工新技术系继承和发扬江泽佳老师领导原来电机系和领导我们这个学科那个时候优良的学风、教风和管理工作的作风，希望能够始终把培养好学生的教学质量和教育质量放在第一位。在这个前提下，奋发向上，推动各项工作，教学科研各方面工作更上一个台阶，我的希望是这个。

这个教学质量非常重要。因为现在说不清楚，有些靠填表，靠申报材料，实实在在我们提高学生的教学质量和教育质量，始终把这个质量放在第一位。这个说起来是一句话，做起来很难。江先生他当系主任，管理行政这些也是很严的。所以我提了三个，教风、学风还有一个管理工作的作风，都有一个严肃认真和诚信的问题。你要求一个教师能够把教学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已经提了正高职的教授，教授要能够始终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这个不晓得有多少教授能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