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中情局局长比尔·伯恩斯与英国军情局局长理查德·摩尔
西方专家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认为，军情六处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对西方利益威胁的警告，只是揭露了帝国主义危险和反动的议程
本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英国秘密情报局(SIS)的负责人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原文已经上载到本号的知识星球），这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举动。比尔·伯恩斯(Bill Burns)和理查德·摩尔(Richard Moore)对美国领导的西方大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对国际秩序的威胁发出了警告。据他们说，这些威胁达到了冷战以来从未见过的程度。尽管这篇文章充满了咆哮和虚张声势，但它也是一篇非常有启发性的文章，它揭示了高度交织在一起的英美情报网络的本质和当前目标。事实上，它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目标和战略优先事项，非常值得注意。“特殊关系”
两人首先强调了各自组织之间高度珍视的关系是多么持久。它可以追溯到1947年中央情报局的成立，但早期的情报合作形式早在1909年就出现了。正如他们亲切地说的那样，这种伙伴关系是我们两国特殊关系的核心。我们没有比他更值得信任和尊敬的盟友了。”在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最近的反恐战争中，这两个情报机构都曾合作过，现在他们得出结论：“过去的挑战在当前正在加速，并因技术变革而更加复杂。今天，我们在一个有争议的国际体系中合作，我们两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系列威胁。”伯恩斯和摩尔告诉我们，CIA和SIS站在一起，共同抵制强硬的俄罗斯和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他们坚称，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能够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这样我们就能团结起来为乌克兰辩护。在很大程度上，感谢他们的努力，普京不会成功地摧毁乌克兰的主权和独立。在提出这些相当大胆的主张之后，他们认为，在乌克兰这样的冲突中，情报行动的需求越来越大。乌克兰正在展开的这场战争是“同类战争中首次将开源软件与尖端战场技术结合起来，利用商业和军事卫星图像、无人机技术、高低复杂的网络战、社交媒体、开源情报、无人驾驶的空中和海上交通工具以及信息行动以及人力情报和信号情报——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和规模。”这篇文章明确指出，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只是对抗俄罗斯影响力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破坏俄罗斯情报部门在欧洲各地发起的不计后果的破坏活动，以及它愤世嫉俗地利用技术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旨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们对俄罗斯的反应虽然广泛，但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尽管“反恐”仍然是他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的主要情报和地缘政治挑战，我们已经重组了我们的服务，以反映这一优先事项。”他们说，“在做出了这一重要的承认之后，这两位情报负责人并不像在俄罗斯问题上那样直言不讳，我们不禁想知道，他们的主要全球竞争对手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重组。”当谈到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和地区冲突的威胁时，伯恩斯和摩尔向我们保证，“SIS和CIA已经利用我们的情报渠道，努力推动克制和缓和局势……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令人遗憾但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没有在他们的光辉成就清单中包括他们为以色列提供的情报支持，使其能够在加沙和整个地区进行侵略，这已经被英国解密文件（相关文件已经上载到本号的知识星球）巧妙地记录下来。不过，毫无疑问，它们正确地指出了这两个机构的一个主要业务领域。文章明确指出，保持“技术优势对于确保我们的共享情报优势至关重要”，这涉及“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网络”。他们告诉我们，人工智能和云技术正被用来有效地驾驭浩瀚的数据海洋，并“确保我们在需要的时候仍然可以保密”。他们说，这种对最新技术的适应使他们能够“停止炸弹，结束暴力，并告知我们对手的意图”。这两位情报部门负责人以一份措辞恰当的声明结束了他们的信息，表明他们将不遗余力地推进全球竞争议程。他们警告我们，国际世界秩序——这个平衡的体系带来了相对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机会和繁荣——正以冷战以来我们从未见过的方式受到威胁。然而，成功打击这一风险是我们特殊关系的基础，我们都可以依靠他们“继续捍卫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共同决心”。在奥利弗·卡恩斯（Oliver Kearns）的《隐蔽的颜色线：西方情报的种族化政治》（Pluto Press 2023出版）中，奥利弗·卡恩斯认为“从业者用来衡量好坏情报的智力工具肯定是有偏见的，是由美国和英国帝国历史塑造的，并阻止我们理解情报如何使全球不平等和国家暴力显得合理和合法”(该书第1页)。对于那些在华盛顿和伦敦运营情报网络的人来说，他们帮助维护的全球秩序，无论它有多么剥削、暴力和破坏性，都等同于一种稳定和道德优越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相应地，有一种毫无疑问的假设认为，竞争对手或那些试图摆脱西方统治的国家在任何对抗中都是根本非理性的、纵容的和咄咄逼人的肇事者。伯恩斯和摩尔的文章完全支持卡恩斯在书中提出的观点。然而，有必要对英国《金融时报》那篇文章对西方情报机构自以为是的描述提出质疑。"负责任的治国方略"(Responsible Statecraft---一家美国智库)就CIA在乌克兰的角色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没有被视为一种挑衅?《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记录了十多年前，中情局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边境建立了多达12个秘密“前沿行动基地”（见本号往期文章：深度起底中情局在乌克兰的秘密情报活动！）。早在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前，中情局就在努力确保“乌克兰将在北约东翼扮演反俄前哨的角色”。2021年11月，英国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摩尔(Richard Moore)在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组织的一次活动上发表讲话，明确表示，他和华盛顿的同行们正准备就台湾问题与中国发生对抗，这种对抗很像乌克兰的局势。摩尔提出，西方的对手是非理性的、恶毒的，这是标准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领导人正在冒着对抗的风险，他们将为此承担责任。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北京相信自己对西方弱点的宣传，低估了华盛顿的决心。中国因过度自信而误判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伯恩斯和摩尔认为，美英之间的情报合作关系是“特殊关系的心脏”，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反动和危险的关系。这个问题目前如此公开地提出，也很能说明问题。中情局和军情六处之间珍贵的关系在美帝国主义决定性地取代英国帝国主义成为全球霸权的时刻得到了巩固。然而，今天，在高度动荡和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美国一度牢不可破的控制正在减弱。在全球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国的崛起)，美国的主要情报机构及其在英国的初级合作伙伴已在一定程度上走出阴影，让人们得以一窥它们将在维护美国领导的西方仍占主导地位但正在衰落的力量方面发挥的作用。我们已经在伊拉克、阿富汗、乌克兰和现在的加沙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可怕影响，我们应该把伯恩斯和摩尔的文章看作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一个非常危险的警告。作者：约翰•克拉克
1990年安大略反贫困联盟成立后，约翰·克拉克成为该组织的一名组织者，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参与动员遭受攻击的贫困社区。（相关文件已经上载到本号的知识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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