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党、国家、军队的各项工作中，有一项极为重要却又鲜为人知的工作，这就是密码通讯工作，也叫机要工作。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一向被称为无名英雄。
1915年1月31日，正值隆冬时节，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岭和村的一户贫农家里，又添了一个小男孩，取名李祖钟。李祖钟的父亲李书泰家境贫寒，但因祖祖辈辈不识字吃尽了苦头，便下决心改变门庭，再苦再累也要送儿子去读书。在他的苦撑下，李祖钟勉强念完了高小。
1929年秋，朱毛红军解放才溪以后，14岁的李祖钟便参加革命，先后任少共杭武县委巡视员、少共福建省委密写文书，并于1930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他工作勤奋，字又写得好，1931年东，中共苏区中央局调他到江西瑞金县叶坪，担任苏区少共中央局密写文书。
在一座两层楼房里，毛泽东住在楼上，李祖钟和其他机要人员住在楼下大厅里。李祖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就和蔼亲切地问他：“小鬼，哪里来的？上过几年学？”李祖钟答：“福建上杭县才溪乡人，高小毕业。”毛泽东认真地听着、微笑着，还摸摸他的头，称赞说：“你还能写写字啊！”毛泽东对才溪很熟悉，当李祖钟说他是才溪岭和人时，毛泽东说：“你那个村子我到过，有一个小庙，我在小庙休息过，吃过一顿午饭。”李祖钟告诉毛泽东，小庙就是仙师宫，自己家就在仙师宫的对面。毛泽东鼓励他要好好干。
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区少共中央局在一起办公，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是用密写通过红色交通线传递的。上海党中央的文件经密写，由交通送来后，通过药物处理，然后抄出文件送中央局领导同志阅看。从这时开始，李祖钟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非常重视红军建立不久的机要、电台工作。此后，苏区中央局和少共中央局分开办公，李祖钟被分配到苏区中央局。1933年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瑞金后，苏区中央局机关便成为党中央机关。李祖钟仍担任密写文书，并由共青团员成长为共产党员。他和周恩来编在同一个党小组。一次，他们一起散步，周恩来亲切地问李祖钟读了几年书，做什么工作，是哪里人。李祖钟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又问：“叫什么名字？”答：“叫李祖钟。”周恩来风趣地说：“不好，不好，你这么点年纪就想当别人的‘祖宗’，这不是占便宜吗？”李祖钟听后就把名字改为李志忠，后因重名多，又改为李质忠。这是李质忠在苏区红都时的一件趣事。
1934年，李质忠由苏区中央局调到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机要科当译电员，后来机要科科长发现他字写得好，就分配他抄写电报并刻蜡版。长征前夕，党中央准备对档案进行有组织、大规模转移以确保安全。李质忠等人负责对档案逐一清点，分类装箱，组织上设专门的担架连负责运送，同时派出专人武装跟随保护，避免丢失或意外发生，遇到危急情况还可协助就地销毁，防止泄密。长征开始后，担架连的同志一头挑的是自己的行李，一头挑的是档案，一担大约20公斤。
在险象环生的长征路上，我们党一方面要运筹帷幄保存住红军这支革命力量，一方面又要指挥全国其他地区的斗争，电台的作用十分重要。李质忠和机要科的三十多名同志不畏艰难，团结奋战，保证了电台联系的畅通和密码电报的及时处理。那时，机要工作的突出特点是时效性，不能延误，李质忠他们经常是边行军边工作，电报一来，立即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译出送首长。有时掉队了，为赶上部队，李质忠和战友们常常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晚上没有灯，他们就烧牛粪当灯照明；没有桌椅，他们就趴在地上用背包当桌子。
长征出发前，周恩来曾指示李质忠他们，所有的电报要抄两份，一份存档，一份送毛主席阅。因此，负责译电和抄报工作的李质忠任务很重。长征途中，李质忠除背自己的行李外，还要背一个装有电报稿和机要工作工具、字典等的小木箱。他后来说，做机要工作一辈子，感到最苦最累的就是在长征路上，那时战斗频繁，环境险恶，物资缺乏，电报量大，对人的意志力是极大的考验。饥饿、寒冷、疾病、伤痛、疲劳、雪山、草地随时威胁着每个红军战士的生命，尤其是饥饿，这是整个红军当时最大的困难，野菜野草都挖来吃了，所以能找到一点粮食是那时最大的幸福。
长征途中，因为机要工作的特殊性，电台和机要人员常常来不及吃饭，只好用杯子或布包上点饭，边走边吃。李质忠身上的包包、杯子不太整齐，常常叮叮当当地响。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指导员康克清看到李质忠这个模样就笑，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新兵”。后来，大家就叫开了，就连毛泽东也一直叫到北京中南海。其实，别看李质忠这身装扮，却保管着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全部电报，这可是党的头等珍贵的历史档案材料。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质忠便从一般科员升任了机要科科长。
来源：西藏先锋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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