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长城40年的长城之子：我们都是长城的子孙

董耀会，著名长城专家，中国长城学会首席专家、副会长，中国旅游协会长城分会会长，中央宣传部宣教局核心价值观特聘讲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教授。

深入挖掘

长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价值

记者：长城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发挥了什么作用？

董耀会：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长城代表着长城两边共存共生、融合发展的关系。我常用中国的“中”字，来解读长城。如果中间的一竖代表长城，两边就代表了相互依存、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多元利益平衡基础上的一体利益最大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

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长城在不同阶段的作用，理解其核心思想和文化的一脉相承。

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长城区域相互碰撞融合，这是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各民族血肉相连，唇齿相依，长城两边也早已成为多民族共同的家园，可以说，长城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长城见证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变迁，支撑着中华民族的代代相传。

长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我们今天弘扬长城文化就是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贡献。

记者：应该如何理解长城文化价值？

董耀会：长城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现在其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三个最基本的问题：

生死存亡是第一个基本问题。不能解决生死存亡，一切将无从谈起。长城作为我国古代一项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它的修筑，最初的动力也是解决生存问题，不仅是长城内的，还包括长城外的。几千年来，长城一直与生存息息相关，为民族发展、文化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构建文明秩序是第二个基本问题。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发展需要构建秩序，小到交通规则，大到国际规则。而长城构建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秩序，农耕民族在长城里面种地，游牧民族在长城外面放牧，二者通过长城成千上万的关口来进行贸易。历代统治政权通过修建长城，对农牧秩序进行控制和维系，实现长城区域的社会稳定。这样，就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社会进步。

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是第三个基本问题。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讲这种民族自豪感不言而喻。文明发展史的规律和经验证明，形成文明需要一定质量的继承。在古代社会，长城为构建起相对和谐的社会秩序提供了保障，修建长城对于保护以农耕政权为代表的中原文明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长城的保障，中华文明存续的时间和文明传承的质量，都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可以说，长城存在的价值，始终与人类面临的三大问题高度契合。所以我一再强调，长城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记者：如何看待长城留给我们的精神价值？

董耀会：目前对长城精神的解读，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团结统一、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保证。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史，也就是各民族共同推动国家统一，维护国家统一的发展史。作为爱国精神的团结统一，在长城区域尤为重要。

二是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坚韧不屈是勇于面对任何困难，不怕输更不服输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是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踏实肯干的精神。坚韧不屈、自强不息是中国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

三是守望和平、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中国文化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长城代表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美德，也包含着人类文明所共有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长城文化和精神是具有人类文明普遍性的。

记者：长城作为一种标志符号，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 

董耀会：在古代，长城是军事、国防的象征与标志。中国自古就有将军队或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比喻成“万里长城”的做法。从目前的文献记载来看，最早出现“万里长城”一词是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是将“万里长城”比喻成军队。明代长城的象征意义使用得更为广泛。《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朝开国大将徐达曾被朱元璋誉为“万里长城”。

近代以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受了深重的灾难，甚至濒临于亡国灭种的边缘。到抗战时，中国军队在河北、内蒙古等地的长城沿线，英勇抗击侵略者。这一时期，长城作为一个标志、一种语境，逐渐成为保家卫国意识觉醒的代表。

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上海华艺影片公司筹拍电影《关山万里》。其中主题歌《长城谣》，不仅唱出了中国人的悲痛，更唱出了中国人的反抗意志，“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由于“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电影《关山万里》未能如期拍摄，主题歌《长城谣》却在长城内外传唱开来。

在长城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的感召下，中华儿女经过长期的英勇斗争和流血牺牲，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

直到今天，“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仍是《义勇军进行曲》里极为雄壮的一句。长城所代表的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已经永远定格在国歌里，成为一种民族精神。

记者：您曾多次陪同来华访问的各国政要参观长城，您如何向他们介绍长城？

董耀会：1998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200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我都作为指派专家陪同参观长城。面对长城这一人类最伟大的古代防御工程时，两任美国总统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大的人力和物力来修筑长城？我给出的答案是：中国人修筑长城是为了和平。长城在古代是有备无患的代表。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不是为“打仗”而修建。修筑长城的人并不想打仗，只有渴望和平、不想打仗的民族，才会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修筑万里长城。对于这一观点，他们都十分赞同。

记者：和平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也是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语言。 

董耀会：是的。历史上，长城虽然是军事防御工程，但不是为打仗而修建的。这个观点，季羡林、侯仁之等老先生也一直在讲。在我看来，长城是守望和平的文化坐标。从古到今，中国人的文化追求都是不想打仗。中华文明奉行与人为善、与邻为伴的行为准则，不仅讲“和为贵”，还强调“和而不同”。

这样的思想境界反映到战争观中，就是对战争进行有效的控制，这也是长城防御体系产生的文化基础。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古代王朝政权才会不断地修筑长城。对战争尽量采取遏制的态度才是长城文化，即便对于战争，中华文化也是讲求以文武并用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类似“不战而胜”的想法，始终是兵家的最高追求。从春秋战国长城修筑之时起，便在顺应战争形势的同时注入了和平的思想理念。尤其是墨子以其卓越的军事智慧，将守和御两者有机结合，在其筑城理念中加入了国防战备思想，这对长城的修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守望和平的前提是要有备无患，长城的和平精神也是一种超越敌对关系的精神。历史在不断向前发展，对和平的追求永不会改变。深入挖掘长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价值，对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和而不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明秩序具有理论价值。

记者：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是什么？

董耀会：长城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建设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至关重要。建设国家文化公园，也是国家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保护、展示和传承方面。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其核心始终是长城遗存和长城文化。历经千百年风雨，长城文物本体保存程度不一，很多地段处于濒危状态。即便是保存较好的明长城，也面临这种情况。秦、汉、金长城等因自然风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只存在部分烽燧和城墙遗迹。

深秋时节，北京八达岭长城层林尽染。图据新华社

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目的，是在保护好、传承好的同时，讲好长城故事。但以长城现存的自然状态，有些地段是很难进行展示利用的。也就是说，具备较高文物保护价值的长城遗址，不一定具有很高的旅游体验价值。另外，因长城保护之艰巨，长城遗址旅游开发也受到很多客观制约。譬如，如何合理修订法律法规、创新机制政策，同时充分利用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多维度地提高遗址旅游的可行性和吸引力？这些层面，还需要我们继续思考。

经过这些年的走访调研，我有一个认识，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多元化推动当地文化资源和旅游业态相融合。长城文旅融合，有必要通过有效引导，让长城沿线的旅游目的地成为长城文化活动地，让游客能够在旅游中感悟到长城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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