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党史中的廉洁故事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教授，被北京女高师、中国大学等高校聘为教授后，每月能拿到 200 块银元以上的收入，完全能过非常富裕的生活。当时的他已是社会名流，威望很高，交友也广，但从不讲排场，常年过着艰苦生活。他把大部分收入用作党的活动经费，剩下的工资还要接济贫寒青年和有困难的同志，夫人赵纫兰因此常常为家里的柴米油盐发愁。 

 李大钊憎恨、反对旧社会的腐败堕落。对于如何抵御腐败，李大钊主张：“衣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销耗、精神宜俭其劳役，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李大钊担任北方国共两党的最高负责人，许多款项均经李大钊之手，但他却从未乱花一分一文，全部用在革命事业上，被捕后对自己经手款项的出处都作了详细说明。他牺牲后，就连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侵略中国所主办的报纸《顺天时报》都撰文说，“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宅室中“空无家俱，即有亦甚破烂”。

杨匏安，华南地区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与李大钊并称“南杨北李”，曾任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也当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

大革命时期，杨匏安每月领取国民党 300 块大洋薪俸，他将其大部分上交作为中共活动经费。大革命时期，找他办事的人很多，他给家人规定：不准收取任何人包括亲朋好友的钱财、礼物。 

1931 年 7 月，杨匏安因叛徒的出卖第四次被捕入狱。九块钱、一副眼镜，这是国民党当局从他身上搜到的全部物品，也是这位被国民党列为“秘字第一号令”通缉的“共产党首要”之一的全部财产。在狱中，他严词拒绝了蒋介石以及多位国民党要员的劝降，斩钉截铁地表示：“死可以，变节不行！”他自知必死无疑，曾给家属带出仅有的一张便条：“近日有南京旧识去劝过我，我不为所动。家人千万不能接受那些人的钱与物。”杨匏安牺牲之后，他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均成为中共党员，矢志不移忠于革命、忠于中国共产党。

方志敏读书期间学费没有着落，是靠亲戚和乡邻借贷交付的。其投身革命后，家被烧被劫十余次，亲戚时有周济。他在家乡从事革命运动，亲友们见他当了官，有了权，就向他要钱。他对亲友们说：“我管的钱是有数百万，但都是公家的钱，一个铜板都动不得。”大革命时期，方志敏担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要职，直接掌管全省农运经费，可从来不滥用一毫一厘。

闽浙赣苏区建立后，方志敏担任苏维埃主席，身居高位，经手处理的钱达几百万。他却从没有私用一分钱，有时竟到“不通人情”的地步，苏维埃政府有时背着他给他的父母一点额外照顾，方志敏发现后，总是毫无例外地亲自上门，严肃制止。

方志敏对家人和亲友要求严格，公私分明，对自己同样严格要求，以安于清贫为乐，从不追求一点个人的享乐，从不考虑置办个人的财产，始终做到严以用权，公私分明，严守苏维埃的各项纪律。 

毛泽民是红色财经的奠基人，1931 年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毛泽民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始终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常说：“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他从不搞特殊，就连他的兄长、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前来视察时，他也绝对不用公费招待，有时仅是一杯白开水而已。 

有一次，方志敏的胞弟、中共黎川中心县委书记方志纯，招待省委检查工作的领导吃了-碗米粉肉，到财务报账时，毛泽民坚决不同意，并严肃指出：“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更要带头艰苦奋斗，不应该用公款招待。”他对方志纯说：“志纯同志，这笔钱要从你自己的伙食费中报销！” 

在毛泽民的率先垂范和严格要求下，苏区国家银行从未发生过贪污盗窃和行贿受贿案件。可见，当年的苏维埃政府被称为历史上空前廉洁奉公的政府，是言之不虚的。

1935 年 6 月，红军克服千难万险翻越夹金山时，一名瘦弱的老红军紧紧裹着单薄破旧的军衣，倚靠一棵枯树坐着，身上落满了雪，失去了生命。一名指挥员发现这名老红军，吼道：“快把军需处长给我找来，他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这个兵没领到御寒衣？我要罢军需处长的官，他不配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四周无人回应，也无人走开。警卫员俯在指挥员耳畔悄声说：“首长，这位冻僵的，就是军需处长……整个队伍缺的，只有他那一套棉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眼里涌满泪水，立即脱帽致敬，周围所有人也一样，面对这尊低矮却无比高大的“雪雕”，一只只右手五指并拢，举向帽檐，表示深切哀悼、由衷敬意。

管被装的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一点，这位军需处长把棉衣让给了战友，为了别人能走出雪山，他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山上。  

1935 年的宁都突围战中，时任中央执行委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打游击时负伤，满身是血，不省人事，战友将他推入死人堆中，拿起他的驳壳枪和证件想把敌人引开，却不幸牺牲。当时，昏迷的刘启耀深夜被寒风冻醒，拼命找到原来藏身的山洞，取出掩埋在乱石中褡裢包裹里的党的经费——13 根金条和一些银元首饰。伤愈后，他和游击队失去了联系，他化妆成乞丐想往湖南方向追赶西移的主力红军，但湘赣边境敌人岗哨林立，盘查甚严，他只好隐姓埋名，在遂川、万安、泰和一带漂泊流浪，喝溪水讨饭吃，躺破庙里休息，吃尽了苦头，身体非常虛弱甚至饿晕在路边，都未曾动用公款分文。

1937 年 1 月，成立江西临时省委，刘启耀当选为临时省委主席。正当大家为今后的活动经费发愁时，刘启耀撩开他的破衣烂衫，将那包金银拿了出来。会上的同志都惊呆了，谁也不会想到，瘦骨嶙峋、疾病缠身的刘启耀多年来竟然一直背着金条乞讨！  

1928 年，邝任农投身于粤赣边的农民暴动洪流中，后来他所在队伍编入红 35 军，他被任命为军需处长。“

饿了后方不能饿前方，我们少吃一顿就可以省出一顿来供给大前方”，红军筹集粮食困难，于是他带头与后勤部队的战士把口粮压减，他带领的后勤保障部，虽守着粮仓，但每个人却面黄肌瘦，尤其是他，饿得皮包骨头。

红三军团过草地时，邝任农负责为部队筹粮。为使部队有粮吃，他把自己的“最后救命粮”也分给部队，以至于来到草地边缘时，他的米袋一无所有。 

邝任农因为几日没吃饭，病倒了，同志们感到非常心痛，拿来了他们缴获的火腿，结果遭到了他的一顿痛骂：“我们的坚持是为了什么，为了革命的最终胜利，三顿五顿不吃算不了什么，有多少战士曾经牺牲在前方战场，我现在还死不了，还能坚持。”最后，他让战士把缴获的火腿送到了前线部队。

张云逸，192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 年在广西右江领导武装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七军建立之初是由张云逸的弟弟张逸秋任经理处长，一次张云逸偶然了解到，和他一起出生入死干革命的弟弟在理财上存在错误。他回到军部立即召开会议，责成张逸秋做出深刻检讨。他还对同志们说：“张逸秋违反了党的纪律，有缺点错误，大家要坚决给予揭发、批评。否则，发展下去，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尤其他是我的弟弟，会造成很坏的影响。”会后，张云逸撤销了张逸秋经理处长的职务并调离军部。张云逸对弟弟进行多次教育，张逸秋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在后来的战斗生涯中，他成长为忠诚的革命战士，并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张云逸之子张光东回忆父亲，三年困难时期，他带头吃粗粮，并在每个房间里贴上亲笔写的“节约用电，节约用水”的纸条。张云逸常对子女说：“钱能养人，钱也能害人，用得当可为人民做好事，用得不当会使人成为腐化堕落分子。”  

1941年 3月，中共重庆地下党成员肖林接受中共中央委派从事经商活动，为党筹集工作经费。1941年 4月，一家经营土纱、食糖、植物油等土特产商品的恒源字号商行在江津县城开张，肖林出任经理。到了 1944年，商行扩大发展为大生公司，经营业务也增加了许多种类，这期间只要南方局下达指令，需要提钱，肖林夫妇总是绝对地保证满足。抗战胜利后，肖林继续开展商业经营，为党筹集经费，被称为“地下党的秘密金库”。到解放战争结束，商业经营奉命中止时，肖林把全部资金约合黄金 12万两，固定资产折价达 1000万美元，全部向党组织移交。

与金钱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肖林，最后却只向党组织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我想留下三块小银元，作为那么多年，我们两口子从事党的地下经济工作的纪念。经组织批准，肖林夫妇留下了三块银元作为特殊的纪念。

1948 年 3 月，我党进步刊物《挺进报》引起重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特务们根据中获得的重要线索，抓获重庆地下党成员任达哉，其成为《挺进报》事件中的第一个叛徒。由于他的叛变先后有 135 人被捕，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受到重创。之后，连同三次武装斗争失败被捕的革命同志，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 300 多名烈士都倒在敌人枪下，只有十几名革命者趁敌人不备，冒死冲出白公馆后获救。 

 被关押期间，狱中共产党员思考最多、最深的问题就是重庆地下党组织惨痛经历中的教训。经过被捕党员集体讨论完善，最终形成了“狱中八条”：1.防止领导成员腐化；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5.切勿轻视敌人；6.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7.严格进行整党整风；8.惩办叛徒、特务。

 狱中八条的背后，是共产党人面对信仰的无悔选择，也是被捕优秀共产党员总结所经历的忠诚与背叛之后得出的深刻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