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年度经济人口数据，202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34.9万亿元，同比增长5.0%。
同时，最新人口数据出炉。
2024年末，全国人口为14.08亿人，比上年末减少139万人。其中，全年出生人口954万人，较去年增长52万人口，出现了阶段性的止跌反弹。
人口出生形势连续7年走低，为何2024年会出现反弹？前瞻经济学人产业观察组认为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第一，2024年是补偿性生育之年，有望承接疫情时期被抑制的部分婚育需求。
我们知道，十月怀胎，从备孕到生育一般需要一整年时间，从而导致出生人口与备孕年份出现错位。由于疫情影响，许多人将结婚及备孕计划推迟到2023年下半年乃至2024年，这将体现在2024年的出生人口中。
实际上，2023年结婚人数已经出现了阶段性的止跌反弹。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768.2万对，同比增加84.7万对。
结婚人数有所回升，对生育也会带来一定正面支撑。
第二，2024年再逢龙年，受儒家文化影响，龙年一般都是生育大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象征着祥瑞、尊贵和力量，被赋予了极高的象征意义，视为吉兆和大富大贵。再加上家长们“望子成龙”，龙年一般都是生育大年。
上一个龙年——2012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达到14.57‰，全年出生人口1973万人，是本世纪以来最高的一年，甚至超过了后来全面放开二孩乃至三孩的年份。
但是，无论是“龙年效应”还是“补偿性生育”都是短暂影响因素，只会带来一两年生育形势的波动。而第三个影响因素，却是在人口形势之变的大背景下，最有可能帮助稳步提振生育率的举措。
第三，辅助生殖纳入医保，托举一切“想生但不能生”的生育需求。
我国出生率下滑，除了民众生育意愿下降之外，还受另外两大因素影响：一是不孕不育率持续上升；二是初婚初育年龄的不断提升。
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篇研究论文显示，2007-2010年间，我国不孕不育发病率已从11.9%升至15.5%，到了2020年，这一发病率将接近18%。从基数来看，中国不孕不育夫妻在2020年达到了5050万。
另外，与10年前相比，中国人的初婚年龄正从24.65岁推迟至28.67岁。生育年龄的推迟、多胎政策的开放，让高育龄女性（35-44岁）从2000年的35.2%提升至2020年的39%，并预计将在2030年进一步提高至48%。
而不孕率也随着年龄的上升而增加，其中40-44岁年龄段的女性不孕率达到64%。
不孕不育患者与高育龄女性一起，成为了辅助生殖消费的主力人群。然而，高昂的辅助生殖费用，却让大量患者望而却步。
辅助生殖手段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人工受精、体外受精和配子移植，其中体外受精（IVF），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试管婴儿”，以妊娠率最高的优点，最受患者欢迎。
但即使是最便宜的一代试管，每个周期在公立医院，也要3万元左右。如果是有家族遗传病史情况的三代试管，每个周期最少要10万以上。加之大部分人并非一次就能成功，进一步加重了治疗负担。
为了解决“想生而不能生”的难题，2022年北京率先将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甲类报销，随后多个省市相继跟进。国家医保局在2025新年献词中称，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市及兵团全部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
据了解，每个辅助生殖周期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后，节省约1/2到2/3的费用。
以广西为例，参保人员在不设基金起付标准的情况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分别为70%、50%。
假设小A在三甲医院进行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IVF，第一代试管婴儿）治疗。
纳入医保前，她将要花费取卵术2400元、胚胎培养4200元、胚胎移植2300元，合计8900元；纳入医保后，如果她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按照70%的报销比例，上述3项费用分别只需要支付720元、1260元、690元，合计2670元，节省了6230元。
如果A女士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按照50%的报销比例，上述3项费用分别只需要支付1200元、2100元、1150元，合计4450元，节省了4450元。
这笔账，不管怎么算，都是诚意满满，这是真真正正做到了解决“不敢生，不能生”的问题。
永不落幕的朝阳产业
辅助生殖纳入医保有望彻底引爆该市场。
据统计，2023年我国辅助生殖行业的市场规模已达到558.44亿元，显示出较快的增长势头。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的渗透率仍然较低，2023年仅为9.20%，远低于美国的33%。在医保政策的催化，有望刺激巨大的市场潜力。
按市场测算，政策出台后5年翻倍，保守估计到2028年中国辅助生殖市场规模将突破千亿。
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实际上，以辅助生殖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被称为“永不落幕的朝阳产业”，是高科技行业“皇冠上的明珠”，更是厚植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
尤其是，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以及民众对于健康意识的提升，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性变得前所未有。2018年生物医药产业被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十四五时期生物医药产业成为各地区重点布局对象，2023年全国医药制造规上企业营业收入为2.95万亿元，到2029年预计将达到5.4万亿元，一大超级产业正在浮出水面。
从全国来看，生物医药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
趋势一：生产制造向山东和江苏等地倾斜。
山东和江苏是我国生物医药总产值最高的两个省份，二者的总和基本占到全国生物医药产值的1/3以上，相对于北京、上海等地，这两个地区在研发水平和人才资源上虽不占优势，但位于这两省的生物医药企业主要是应用已经成熟的技术进行大规模生产活动，以高市场占有率来赢得利润。
趋势二：长三角、环渤海地区是生物医药产业核心。
生物医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研发周期长的发展特点，促使产业发展必须实现三大集聚：向园区集聚、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向专业智力密集区集聚。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以长三角、环渤海为核心，珠三角、东北等中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产业空间格局。但在研发和临床环节仍进一步集聚于北京、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科研院所集中和创新能力较强的省市。
趋势三：热点区域将持续涌现。
珠三角地区医药流通体系发达，毗邻港澳，对外辐射能力强，民营资本比较活跃。其中，深圳市生命科学研究及生物信息安全领域研发水平有望得到较快提高，成为中国在基因技术、生命信息学专项领域的研发中心。其他地区如山西太厦、福建厦门、甘肃兰州等城市，或依托原材料等资源优势，或拥有一批龙头骨干医药企业和实力园区，将成为带动区域生物医药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不过在AI时代，生物医药技术未来最大的机会要跟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尤其创新药，人工智能与医药的深度融合，可以打破药物研发“高投入、长周期”的困境，赋能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发展、各环节运行。
可以说，未来哪座城市能在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产业上占据上风，哪座城市就将乘风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