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画派的主将,石鲁
文化
2024-11-08 17:47
北京
石鲁(1919-1982))原名冯亚珩,四川省仁寿县人。1938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投奔延安,开始以画笔为宣传工具献身革命,因仰慕石涛和鲁迅,易名石鲁。曾任西北美协副主席、《西北画报》社社长、中国美协第一届理事、第二、三届常务理事、中国美协陕西分会主席、中国书协陕西分会主席。石鲁是长安画派的主将,因其经历富于传奇,而被认为是当代画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耀眼、最有个性的一代大家。石鲁早年学习中国传统绘画,进入创作期以后,艺术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40年代和50年代,以比较写实的通俗人物故事画宣传社会革命,代表作有木刻版画《打倒封建》和彩墨画《长城内外》。第二阶段60年代,一方面以叙事、抒情、象征手法结合的巨幅历史画《转战陕北》取得了突破,另一方面以《南泥湾途中》等一批新山水画成为“长安画派”最有影响力的画家。第三阶段70年代,他以花鸟大写意为主,创作了一批极具个性化的诗、书、画、印,具有强烈的主观表现性,以强力提按的用笔和激烈抒情的品格构成了对传统书画的变革,成为书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艺术家。石鲁,因慕石涛和鲁迅,易名石鲁。长安画派领军人物,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上最具反传统色彩的一代大师。石鲁(原名冯亚珩),祖籍江西景德镇,其高祖迁四川,贩药售棉成为巨商,遂家仁寿县文公镇,成为当地第一大粮户。建冯家大庄园,藏书十余万册。石鲁少时,家庭文化氛围颇佳,这使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但石鲁一直具有抗争精神,反抗私塾先生,反抗家庭。
转战南北“石鲁先生的巨幅代表作《转战陕北》,就挂在国博的中央大厅,和董希文先生《开国大典》位置并列,这是50年代石鲁为国博专门画的一幅作品,也是中国革命艺术的一个顶峰。”国家博物馆原馆长吕章申先生在8月25日“石鲁艺术研究中心”的聘任仪式上谈起石鲁名作《转战陕北》的故事。“造反派”曾把他当作“苏修特务”抓进监狱,严刑拷打。可是刚押回西安,他看见赵望云便说:“望云,我们搞国画创新才刚开了个头,被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不要泄气,再干起来!”“不经沧海难为水,再上高山更一峰!”言志之诗,字字千斤。他们心领神会的暗示,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创新,要重整旗鼓,振兴长安画派。在卒然临头的日子里,他心里依然想着中国画的创新。
石鲁自评诗
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
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
人谓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
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
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
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放牧
石鲁后期在书画上的印章常常是“冯门九子”,意在表明自己的身世。石鲁生于四川仁寿一大户人家,家藏万册,颇受家庭文化氛围影响。15岁的石鲁在东方美专学习国画、素描、色彩、写生等课程。此时的石鲁发现石涛、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画家与自己心性十分接近。他极善于学前人,如石涛、八大山人、龚贤、虚谷,乃至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妙处皆不露痕迹,不忘自家本位。从他的小画中可以看出大格局来,对笔墨的敏感也展现充分。嘉陵江风光
统观石鲁的艺术历程,其脉络比较清晰。20岁时,石鲁从天府之国转向黄土高原。此前石鲁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画抒情写意的艺术观,以及在当时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论。到了延安后,石鲁的艺术方向发生变化,坚持从事速写练习和连环画、插图、版画创作。进入50年代后,石鲁恢复了中断10年的中国画创作,从美术普及回归艺术创作,此后不久的石鲁便渐渐舍弃了“水墨+素描”的写实体系。在这17年中,他由反映生活和大自然的客观真实,逐渐转向突出主观的情感和宏观的表现,从工谨的、小写意的手法跨向纵笔写意的阶段。以《转战陕北》等一批精品为标志,形成了人物、山水画的第一个高峰期,把现代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创作观念引领到一个新的层次。石鲁同赵望云等一批长安画家,在黄土高原上扬起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1961年的“西安美协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影响甚大,始被誉为“长安画派”,与傅抱石为核心的“江苏画派”(又称“新金陵画派”)筑立于当代中国画史,从而改变了现代中国画史上地域性画派的重心。就艺术探索而言,石鲁的成就主要在60年代前期。他从现实生活出发去改造形式、革新技法,而不是依照成法去套生活。重视独创和构思的惨淡经营,又能抓住生活中获得的直观印象。这些,构成了那一时期的真正现实主义的特色。观石鲁的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题材均有涉足。就其人物画而言,石鲁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天人合一”观。其中从侧面表现历史的《转战陕北》,将人物与陕北高原塑为一个整体,最具代表性。1959年,石鲁创作的《转战陕北》,奠定了他在美术界的地位。他画了别人从未画过的题材——黄土高原。画上没有一棵树,一棵草,全是黄土,但他表现得好,令人耳目一新。最后他总结,石鲁填补了画史上一个空白。石鲁的花鸟画创作晚于人物和山水。60年代初,花鸟画虽不多,却颇富新意。70年代初,石鲁突然发现了花鸟画这个便于以比兴之法抒写情意的利器,以主观意识的高扬、内在冲动的爆发、金石力度的强化和笔路的狂放诡奇为主要特征,区别于60年代花鸟画,成为石鲁后期狂放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1975年后,石鲁所作多花鸟作品,用笔与以前的圆润不同,多作三角形用笔,更概况,更抽象。从笔墨两方面来说,石鲁的墨色用得极好,他画的一幅小兔子的墨色,其透明处甚至不比虚谷的差。不过,他的用笔就不行了,很少能有耐看如齐白石、黄宾虹那样的线在他画中出现。花鸟作品有人直言,石鲁用笔很少有耐看的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问题出在他的书法上。石鲁的书法不仅生硬,而且还显得蛮横,这种气魄当然是了不得的,可是与中国书法的价值取向相去万里。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推崇的“狂”、“乱”、“怪”等,在石鲁的画中表现最为充分,而中国传统画中的优雅与平淡,却不见了一点影子,且晚年的画中有一种“玄虚感”。花鸟作品受时代环境的影响,石鲁受到强大的压抑,得了精神分裂症,因而正式创作生涯不过十几年。如石鲁在一些作品的花木、墨色中加入了很多的文字符号,看上去一团热闹,很让人激动,细看却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那绝不是他无意加上去的。当然,归根结底,石鲁有学问,但不太深;对传统有所知,但不够深入。陈传席总结,作为画家,石鲁有第一流的素质,第二流的才情,但因其基础不够雄厚,认识传统不够精深,囿于时代影响,中断了他的发展。因而,他没有达到他应该达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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