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7日凌晨3点左右，我刚刚吃完宵夜回到家，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来的人自称是司法局的，要向父亲汇报工作。

怎么大半夜来家里汇报工作？他不知道我爸爸不在家吗？当时我就很怀疑，会不会是父亲平时处理案子得罪的人来报复？我让妈妈赶紧拨打110。警察来了，但被训斥走了，“091专案组的你们也敢管”，后来我才知道说这话的人是郭维国，091专案组的牵头人。

当时我和妈妈还不知道父亲已经被控制，也根本未意识到他会出事。事后得知这一天的凌晨1点，他在北京被抓获。

一下进来七八个人，并亮出搜查证，这时我已明白肯定是父亲出事了，但已不准我再接触任何可以与外界取得联系的东西。

搜查持续到中午，我和母亲被分开带走。我被带到沙坪坝公安分局，开始接受审讯，一直到晚上10点。随后被转移到北碚看守所，并在那里被羁押十个月。

当时我感到很意外，原以为我的事情很简单，没有想到会被关那么久。

那年11月，专案组有人跟我说了实话，“你父亲的案子没有结束，你是肯定出不去的。他案子什么时候结束了，就会放你出去”。那之后，从2010年1月初一直到5月下旬，一直没有人提审我，也没有人来看我。

他们叫我给父母写信，说在里面还是很苦的，以此给父母施加压力。我没有写，希望父亲实事求是，他如果真犯了什么罪，叫他自己坦白就好了。

看守所里的人也怕出事，我被提审的时候他们在门外安排一个警察，只要我在里面大叫，立马进来，把我带出去，说你们提审归提审，但不要乱来，出了事我们要负责的，虽然你们是091的，但还是要按章程办事，不要乱来。

我尝试去问看守所的主管，这人对我还是不错的，像我这样不判刑得关多久？他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几个月不来见，也不提审，很少见。但在文革的时候，关几年也很常见。”我当时就傻了。他还说，“你父亲的案子影响很大，如果搞个一两年，你在看守所待一两年也比较正常，我也不想骗你，反正你自己要做好心理准备”。他还提醒我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对父亲很不利。

在里面每天不知道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关多久，就是那时候我学会了抽烟，因为不能让自己垮了。

5月21日，重庆高院二审判我父亲维持一审死刑判决。没几天专案组的人就来找我，说“你的案子大概调查清楚了，犯罪不是很严重”；6月2号又来告诉我，你犯罪过于轻微，不予以起诉。我就出来了。

出来后完全一片迷茫，我家的房子和全部财产已经被没收，我只能住表弟那里，他是一名基层警察。我一出看守所的门，表弟派出所的人就在外面等着了，到表弟家里发现还坐着四五个街道办的，管户籍的民警和街道办的一个人，和我拍了一张合影，说这个也是任务之一。刚出来的两三个月，大概两三天接到一个电话，过节的时候他们还送腊肉过来。

我出来的时候，表弟被要求签了一份保证书，保证我不上诉、不上访、不去北京，如果违反这些，表弟会受到处罚。

《南方周末》那篇专访见报后（2011年2月1日），第二天，刚好是除夕，专案组的人就找到我，让我在某论坛发帖说《南方周末》是在乱写。我拒绝，他们就用我的电脑我的身份证注册账号发帖，并告诉我以后必须市委宣传部同意的媒体才能接受采访，而且不准单独接受。

我想去成都一个朋友那里。专案组为这件事情，每天打电话来，最后他们直接说出了我朋友的名字、工作地点。我害怕了，怕给朋友惹麻烦。出来的时候，给的说法是微罪不诉。他们告诉我，“我们是看你父亲的面子就算了，但你出去以后一定要老实一点”。我要去趟成都他们都如临大敌，就怕我从成都坐火车去北京。

家里一下发生这么大变故，刚出来的那段时间，我还是很沮丧的，家这么就没了，父亲被判了死刑，母亲被判8年。说实话，当时还是很伤痛的。想过离开重庆，但是当时他们是不允许。后来我就想逃避也不是办法，必须得留下来，把很多事情要说清楚。

说我父亲完全没问题，无罪，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他有罪但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虽然功过不相抵，但我父亲毕竟以前做出这么多贡献，我当时觉得应该会区别对待。可一夜之间，整个舆论就让人感觉文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仅是重庆，整个中国，包括世界，突然一下都知道我父亲的名字，还没有开庭审判，舆论已经将他至于死地了。

我父亲曾强烈要求见中纪委，被告知不行，说他只是刑事案件。当时专案组对我父亲提了一些要求，想让他说出一些专案组想知道的东西，但父亲没有说。

7月7号，父亲被执行死刑。专案组的人提前一天通知我和大姑去见父亲，我还特意问是不是死刑复核下来了？他们说没有。

我还以为是他们开恩，完全不知道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但父亲可能感觉到了，早晨6点多，我们就到了法院。父亲起得很早，因为他那天还接受了中央某报的采访。当时感觉父亲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睿智，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很疲惫了。

只有客厅大的屋子里，最少有20个人，有专门负责拍照的，专门负责录像的，父亲两边还坐着两个武警，我们旁边站了两个警察。就这样大概谈了15分钟，他们规定的时间。

开始两三分钟并没有说话，心里还是很激动的，还是我大姑提醒，“文强，洪洪（文伽昊小名），你们快点说吧，时间就只有这么一点了”。我父亲请示他旁边一个人，说“我能不能抱一下娃儿”，两个武警站开，父亲抱了我，就说“洪洪，你出去以后不要仇恨社会，不要自己放弃生活”，他还说“要相信政府、相信党，时间会证明这一切的”。

他可能还是有一点感觉了，说“娃儿，给我磕三个头吧”，我就哭着给他磕了三个头，之后警察就把我们带走了。当时我是还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

当天下午就通知我去拿火化证，要我去火葬场领骨灰。说实话，当时有一点接受不了，感觉天塌了，有点崩溃了，来得太突然了。我都没有好好跟父亲告别，当时我还想会有机会再见。

从看守所出来以后，别说找工作了，说句不好听的话，打电话找其他人说话，都可能把别人牵连进去。2010年，我想去一个朋友那里上班，朋友很害怕受牵连，就说你刚出来，先把身体养好，我可以给你发工资，但就别来上班了。当时就面临到很多这样的问题。现在好多了，但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很多人还是害怕。

我这三年全靠亲戚、朋友，基本都在家里宅着，或者找朋友打牌什么。

也会常常想父亲，过年我都要去父亲骨灰存放的地方，他的骨灰还放在火葬场。对父亲的事情，作为儿子，有一些不甘，当我了解了那么多东西后，感觉父亲还是很不值。

以前没有跟父亲更多交流，还是有一点难过。自己以前也干了一些不争气的事情，让父亲比较难过，还是心里惭愧，而且父亲已经这样了，想补偿都没机会了。

父亲对我一直很严厉，我们以前没有很好地交流过。现在想想其实我父亲是很好的，还是很崇拜他的，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就是草根，自己一步一步走上来的，爷爷是个农民。父亲在的时候，我也没想过利用我父亲手中的权力，自己去赚大钱。2009年，我28岁，依赖性比较强，父亲走后，可能很多人认为我不适应这样的生活。其实就个人生活上没有太大区别，更多是对父亲的怀念，并不是对生活的不适。

只有等我母亲出来，照顾好她，父亲临终前跟我说，母亲出来以后要把她照顾好。我母亲当时没有办法说了很多违心的东西，拿我去威胁，当时没办法，要被迫做出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而且没有选择的余地，对父亲的死他感觉很内疚。我们开导她，其实结局都一样，现在母亲比才进去的时候好多了，自己也看开了一点。

出事以前，父母常说我还没有完全长大，自己都没有很明确的目标，也没有什么大的理想，也没有做什么。话又说回来了，假如我懂得多，可能现在还没出来，说不定我也会被判不知多少年。我身边一个朋友就因为成熟比较早，受到他父亲牵连，进去了。人生就是这样，说不清楚。

刚出来的时候，我很悲观。以前不是一直说依法治国嘛，电视上也说法治在进步，直到自己亲身经历，才感觉到这个过程是那么难，重庆当时的情况下，人就是法，要么服从法，要么被打倒。这一年又看到了希望，应该还是相信党的，我父亲那句话真得说对了，他说“时间会证明这一切”。当时我想的是10年有没有机会，两年就证明了。

现在，我首先想把自己的权益追回来，我的衣服、裤子、鞋子、电脑都没有还我，今年还了我十几张银行卡，最多的一张卡里剩下600块钱。当时并没有说要没收我的个人财产，就算不还，也应该有个说法，这些东西哪里去了？

还没有女朋友，以前接触过几个姑娘，说实话以前真要是成了，也把别人害了，说不定连她的家人一起都害了。找对象，我一定会先把家庭跟她们说清楚。当然现在我自己的事情还没处理好，还没有心思想这些，万一在这过程中遇到一些阻力，我也不愿意让别人跟我一起承受这些，对别人也不公平。

来源：国生常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