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既有文化基础理论的思考，又有重大文化实践问题的解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观点，它的提出既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化基础理论的突破，又意味着以原创性的文化理论带动重大社会实践与文化实践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次思想解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但“‘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从文化理论角度，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系列文化观点不仅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问题，亦从更深层次上明示了一般文化特别是一般民族文化的意义、价值与存在方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民族传统文化问题，并有大量论述。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讲中就明确提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们更多从经济决定作用角度论述文化问题，未能清楚说明文化本体逻辑问题。用恩格斯致梅林信中的话说，就是“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当代西方文化人类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德国文化人类学家弗罗贝尼乌斯提出了“文化心灵”的说法，认为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心灵或精神；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提出了“心灵觉醒”的观点，认为文化是心灵觉醒的结果，觉醒后世界是逻辑、科学与理解的世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则认为文化是特定民族“认知与情感地图”和“集体良知的母体”。尽管这些学者的思想都有一定唯心主义成分，但批判吸收这些思想对深化文化问题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思想十分深刻，既揭示了文化有机整体的性质与特点，又科学指出了文化对社会与人生（包括生活方式）发展的积极意义。尽管特定民族文化特别是有重要历史影响的民族文化具有一定的跨越时空和超越国界的精神价值，但由于形成后就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与特点，因而随着社会发展它们自然需要不断丰富、发展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指出了文化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人们一般认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位居社会上层，对经济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只有间接的反作用。事实上，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事实上，文化产生后会下沉于人类社会每个领域，并与相关实践发生交互作用。凡是人类实践领域都会打上文化烙印。对于这里的交互作用，恩格斯在晚年通信中曾一再强调。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论述作为生产力重要要素的生产工具的历史作用时，就鲜明指出了文化上的发明与发现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存在既是散布式的，又是聚合式的。说它是散布式的，是因为文化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说它是聚合式的，是因为特定社会的文化总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并最终表现出一定有机整体性特征。对于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内在关系，文化人类学家把它们划分为四种形式，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与观念文化，并认为其中的观念文化规定并影响着其他三种文化形式的存在与发展。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一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若深究，局限就表现出来了。文化人类学家所理解的物质文化往往是指物化后的文化，不包括离社会物质很近的经济文化与技术文化，而像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等形式根本未能列于其中。其实，像经济文化、技术文化以及政治文化等对观念文化乃至整个文化存在也是有较大影响的。文化正是在不同文化形式彼此相互作用中存在并变化与发展的。当然，包括种种具体文化形式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存在与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受到经济发展的决定与制约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特定社会文化独特的发展规律与特点。在人们还没有清楚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把握唯物史观之前，特定民族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与社会发展意义上的文化是相对一致的。人们既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指导生活，也用它指导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从而保持特定民族与国家在总体上文化的和谐与整体性。但从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任何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想要通过修修补补或内在完善来适应新社会的发展已变得不可能。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及以后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文化上的质变，任何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都不能顺应新社会的发展要求。因此，此时就应该用适应新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发展意义上的文化改造与创新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虽然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往往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但它毕竟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并与封建社会等长期并存，必然带有不少糟粕与落后的东西，因而需要对它进行改造与创新。
特定社会之所以会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共存与共融情况，这是由两种不同类型文化互补性决定的。社会发展意义上的文化虽然具有先进性，但它不能产生民族性并维护民族的稳定与发展，而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虽然能维系与巩固民族性，但它又不能指导新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就当代中国而言，这两种不同类型文化的融合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并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一个结合”的要义是重点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以物质性特点表现出来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二个结合”只有建立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之上，才能既保证文化的合理建设与健康发展，又保证为社会各领域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而促进社会繁荣与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二个结合”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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