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强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是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人才培养主阵地。本期聚焦探讨如何充分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作出高等教育的贡献。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支撑作用及效能提升路径◎摘 要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主体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组成部分，要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作出的系统部署，发挥基础研究优势，支持原始创新；塑造创新文化，引领创新变革；培养创新人才，筑牢创新基石；优化组织机制，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建设创新网络，构筑区域创新高地。
◎关键词 国家创新体系；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创新文化；创新人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并特别要求“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主体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组成部分，应明确自身的创新使命，在加强基础研究、塑造创新文化、培养创新人才、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区域创新集群发展等方面充分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创新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根据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通过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提升利润的经济形态。高校尤其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创新活动形成密不可分的联系，源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这一时期，各国军事竞争白热化，政治、军事、科学和产业界之间的联合不断加强，逐渐形成了“产业—科学”制度，高校科研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安全、民族认同相联系，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一批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崛起都得益于美国联邦政府战时的军事科研投入。冷战结束后，随着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发展重心从军事竞争转向全球贸易，创新更加成为技术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手段，高校科研也从关注军事竞争转向倡导创新创业精神，促进经济竞争、消费和贸易。这一时期创新价值观的底层逻辑是通过顺应市场环境、发现和满足客户需求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研究型大学因其在开展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上的独特优势逐渐成为“市场引擎”，这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便是斯坦福大学。该校以创新创业扬名，在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区域创新网络建设、创新文化引领等方面的实践和办学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认可。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大学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演进，高等教育的创新价值观变得愈发多元，并不断更迭和发展。不同的价值导向也会产生不同的创新实践，比如，随着全球范围内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高校学者越来越依赖于市场行为来获取资源，如申请竞争性科研经费、技术转让、与企业签订横向科研合同等，学术的功利主义导向明显。再如，在地缘政治剧变的今天，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被各国视为“创新竞赛”的核心力量，国家力量介入大学创新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日益增加。此外，一部分创新活动所潜藏的加剧贫富分化、破坏生态平衡以及削弱人类自我意识等系列隐患逐渐显现，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可持续发展等价值理念背道而驰。因此，有学者提出了“有意义的创新”“负责任的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等新型创新理念。在我国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创新活动首先要以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同时在创新的全流程中将科技思维、人文思维和哲学思维统一，实现从关注短期利益和内部效率转变为关注长期收益和外部社会福利，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推动原始创新、塑造引领创新文化、培养创新人才、促进知识流动四个方面。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基础研究的主要力量，为原始创新提供源头动力。世界科技史和教育史清晰地表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是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重要基石。从科学发展与技术、产业发展关系的历史演进来看，科学革命是技术革命乃至产业革命的动力来源，且科学与技术、产业的关系已不再是单向度的线性关系，而是互相促进、循环迭代、交叉融合的非线性关系。今天基础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再局限于不带任何功利性的纯粹价值理性，其工具理性和应用价值日益突出。长期来看，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将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活动中占更大比例。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创新文化培育和引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程，每一次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大学在思想文化和精神价值上的创新性引领。高校培育的创新文化通过大学师生的实践活动融入更广阔的社会中，促进了社会观念的更新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例如，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将自由、开放、敢为人先的创新创业精神带到硅谷，塑造了硅谷鼓励冒险、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形成了“大学—区域”协同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承担着其他创新主体所不具备的人才培养功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具有深厚广博的学术积淀、富有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大学文化、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开放的科研平台与国际合作交流平台，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主体力量。在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背景下，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更要把培养战略科学家和基础研究后备人才作为关键任务。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促进知识流动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高校科研系统是具有高度开放性的网络，开放共享的学术文化、灵活多样的组织形态、扁平的管理模式为知识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高效流动提供了基础，促进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也使得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得以提升。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需要高等教育充分发挥自身在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功能优势。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明晰自身的创新使命，积极开展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塑造创新文化、培养创新人才、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区域创新集群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当充分发挥其知识生产的核心优势：第一，面向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深入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力求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和前沿引领，解决“卡脖子”问题。应用基础研究是指直接面向应用研究中当前或未来可预见的挑战提供基础知识和理论支持的基础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导向，强调应用牵引、突破瓶颈，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凝练科学问题，集中支持，聚焦突破，弄通“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强化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的探索。第二，打破学科壁垒，促进知识的有效流通与整合。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构建更加灵活的科研组织体系，以研究中心或项目驱动的方式组合和调配研究人员，推动创新资源的跨学科整合；要继续优化学科布局，重视交叉学科的发展，为新知识、新方法、新思想的诞生创造有利条件。第三，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日益增高的背景下，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还需积极发挥国际交流的桥梁作用，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积极推动在华国际科技组织设立，成为连接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第四，着力完善激励制度，实施分类评价体系。一方面，明确将“有组织科研”纳入评价考核的“增量”；另一方面，也要更加科学地对长周期、具有原始创新和突破意义的研究工作进行评价，创造更加宽松的评价环境。大学不仅要传承和传播人类数千年文明遗留下来的文化精华，更要返本开新，创造引领时代的新思想和新文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引领的创新文化应当将科技思维、人文思维和哲学思维统一，在文化意义上关注人的发展、关注长期收益和外部社会福利、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相对于其他创新主体而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更有优势塑造和传播这种创新文化，其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学术精神，敏锐的时代精神，永恒的自由精神，提升人性、教化社会、泽被人类的道德精神是孕育创新文化的肥沃土壤。大学的准公共品属性也决定了其必将服务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关注人与社会的长远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当发展的创新文化包括奋发向前、敢于拼搏、勇于面对失败的创业精神；将创业实践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将学术使命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科学家精神；关注有个性的全面发展的育人精神；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开放、共享的国际科技交流理念以及致力于社会公平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创新使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根本使命。应重点发展拔尖创新人才的以下素质：具备能够支撑创新活动开展的知识结构，包括广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精深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思考与合作研究的创新能力；具备创新思维，包括创变思维、复合思维和技术思维等；具备敢于拼搏、敢于接受失败的创新精神；具有爱国、创新、求实、奉献的科学家精神；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服务全人类福祉的社会责任感。在培养过程中，一方面要尊重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鼓励个性化发展，以人类福祉为引领发展个人志趣；优化课程体系，培育具备扎实专业知识与跨学科研究能力的人才。另一方面要融合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加强价值引领，将理想信念教育贯穿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应加强科技伦理教育，帮助学生养成可持续的科技伦理观。当前，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研究型大学开始重视“科技伦理”课程的开设，如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开设了“人工智能的伦理与治理”课程，清华大学开设“科技伦理”课程。面向未来，应持续优化和完善相关课程，打造与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实践深度融合的科技伦理课程体系。高校科学研究的成果在进入市场之后才能转化为有应用价值的创新技术。为加速大学与企业之间的知识、信息、技术流动，大学应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目前促进成果转化的组织形态包括校办企业、技术转让、参与科研委托项目、校企共建实验室、科技园等，但转化效率尚不理想，仍然存在科研成果与现实需求脱节、缺乏成果转化中介组织、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高校应优化组织机制，为科研成果转化提供平台和制度支持。此种组织机制之特性在于打破传统高校的组织界限，促进高校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双向互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融合。高校应该紧扣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求，继续在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技术转移、联合实验室建设、校地合作研究院建设、异地科研机构拓展、成果转化资金筹措等方面展开更多探索与实践，以多元化的方式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进入21世纪以来，大学、产业部门、研究机构、金融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诸多创新主体开始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集聚形成创新集群，带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与经济发展。创新集群内有扁平化的协同创新网络，整合区域内的创新资源，信息、资源、技术、人员在创新集群内高效共享与交换。研究型大学是区域创新的知识核心，是创新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内外诸多以研究型大学为核心的创新集群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如美国以硅谷和斯坦福大学所在区域为核心的圣何塞集群、德国以海德堡大学为核心的海德堡创新集群、法国以巴黎萨克雷大学等高校为核心的巴黎萨克雷大学集群、中国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为核心的北京中关村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继续发挥其在区域创新集群中的核心作用。首先，发挥自身在创新集群中的文化引领作用，以大学精神和思想文化辐射提升社会文明，传播可持续创新文化。其次，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发挥知识溢出功能的同时，应不断加强开放性，推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促进创新集群内部各要素之间和创新集群内外部之间的知识、信息、技术流通。最后，应在坚持党领导的基本原则下，给予大学更加充分的自主权。以此，高校能够更加灵活地参与区域创新发展；能够进一步优化创新活动的利益分配，提升创新绩效；能够更加自由灵活地进行资源配置，拥有更多的创新活力。【作者：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请点击上方图中二维码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官方微信公众号欢迎订阅2024年《中国高等教育》，请点击下方二维码订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