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百年前的正月，北平城里还沉浸在一股浓浓的春节节日氛围中。一场隐秘的征途悄然启动。
1933年2月5日夜（正月十一），立春第二天，一批国宝级文物从紫禁城神武门广场起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又觊觎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为安全考虑，故宫博物院牵头组织本院所藏的部分文物和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1.9万余箱，分批南迁：文物被运离北平，先至上海、南京，后又分南、中、北三路，水陆并进向西南大后方疏散。文物先后分别辗转至贵州安顺、四川重庆、陕西汉中，最终转移至四川的巴县（现属重庆）、乐山和峨眉临时库房存放。自此，一场历时20余载、横跨10余省市、行程数万里的文物南迁行动开始。过程历经艰难曲折，但相关文物几乎无一损毁、遗失，基本完整保存。故宫人以文弱之躯扛起了保存文化血脉的重任，在战火纷飞中实现了世界文明史上规模庞大的一次文物安全迁徙奇迹。
南迁文物属于国宝级珍品。其中包括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颜真卿《祭侄文稿》、赵孟頫《鹊华秋色图》等在内的精品书画9000余幅，此外有瓷器、铜器、玉器、文献，《文渊阁四库全书》各种善本、刻本，以及每只重约一吨、上面镌刻着几百个神秘文字的国内最古老的先秦石刻“岐阳石鼓”等等。护送这些文物一同离开北平、走完全程“南迁”路的，还有几十位故宫人。其中包括马衡、庄尚严、那志良等近10位故宫专家，还有一大批工人、眷属。仅文物打包一项工作，就用了半年。在历史的大剪影背后，当时负责南迁的故宫人是如何具体操作南迁的每一个细节的？如何对文物精心盘点、造册、封箱……以保证文物在漫长的路途上不遭闪失？在文物守护之外，他们过着怎样的日常生活？92年前的除夕，在过年的氛围当中，想到将要守护国宝南迁的故宫人，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历史学家的记载和书写，往往并不触及这些层面。也因为有这样的空白，留给作家动用文学、小说手段，给予充分表现的空间。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2025年1月，作家祝勇的最新作品——两卷本60万字长篇小说《国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小说透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聚散流徙，讲述其因故宫文物南迁而波澜飘摇的家族史，以小见大，以家映国，从烟火日常的民间立场见证磅礴沧桑的近代中国。丰赡的细节还原历史现场，一代故宫人的守藏之心提笔于纸上。近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到祝勇本人。
从纪录片到非虚构说不透
“一部小说在心里呼之欲出”再现故宫文物南迁
无穷时间里包含着无穷的物，可见的物或者消失的物。其中又蕴含着不能历数的思绪、情感。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故宫是一个写不尽的宝藏。近些年来，身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专注深耕故宫题材，从文学的角度书写故宫，已出版包括《故宫建筑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在内的数十部故宫系列著作，被誉为用文学建造了一个“纸上的故宫”。就在2025年1月，与《国宝》几乎同时，祝勇的另外两本新书《在故宫寻找宋徽宗》《在故宫解密〈清明上河图〉》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随着书写故宫的深入，祝勇与故宫一段特殊的历史相遇了——故宫文物南迁。2020年，为纪念紫禁城肇建600周年，故宫博物院95周年，故宫博物院出品了六集纪录片《故宫文物南迁》，由故宫研究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牵头。身为该所所长的祝勇主力参与其中。因为筹备拍故宫南迁主题的纪录片，祝勇南迁线路走了个遍，沿途考察。此外祝勇还采访了当时参与南迁的那一代故宫人的后辈。比如老一代故宫人庄尚严的公子庄灵。了解越多，祝勇越是发现，这段历史有太多难以尽述之处。为此，祝勇又写出一本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202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纵然如此，他还是觉得有很多话没说出来。“非虚构作品的主要任务，是对故宫文物南迁作一个大而整全的脉络叙述，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挖掘人物的情感。故宫南迁的很多细节栩栩如生，在我心里呼之欲出，我觉得不写小说都不行了。”长篇小说《国宝》由此诞生。祝勇采访故宫文物南迁功臣、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马衡先生之孙马思猛（祝勇提供图片）从诗意纵横大散文到细腻铺陈小说
带读者回到92年前除夕
故宫文物南迁牵涉人、事、物众多，细节纷纭，要用一个小说作品去呈现，并不容易。作者需要从中找到一个故事主线、人物主角。当时参与文物南迁的学者、知识分子、工友比较多，《国宝》选择重点塑造一个叫那文松的故宫人。小说围绕主人公那文松护送石鼓等故宫文物南迁展开，从他个人的家庭悲欢离合映射出整个文物南迁历史。当时文物从北京到了上海、南京，又继续撤退至大西南，分为北、中、南三条路线。《国宝》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文松负责护送文物撤退走的是北线，属于三条线中的重点：沿陇海铁路西行，先存宝鸡，后穿越秦蜀古道，迁于汉中、成都、峨眉各处。小说不是历史，但却是历史的重构，也是文化记忆的唤醒。它以虚构的力量，划开岁月的迷雾。艺术的精神光芒，照亮了人类抵御遗忘和追求美好的勇气。小说中，在文物即将南迁动身之前，那文松与家人在一起共度除夕。一家人围着炉火守岁、聊天，饮酒。家人“兴致都很高，似乎在推杯换盏之间轻轻抹去了国家的伤痛。年轻的那文松不会想到，眼前的一切都会被时间带走，直到自己去世，再也没能和岳父、岳母、妻子，还有妻子腹中的孩子共度过春节，只有那晚的灯火，在时光的暗河里一直斑驳闪亮，一有机会，它的光线就会从他内心的缝隙里钻出来，洇染成片。梅家人在这个小院里生活了三代，迎来过无数个春夏秋冬，但那文松与岳父、岳母、妻子共度的春节只有这一个。属于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就又仓促地结束了。很多年后，每当那文松忆起民国二十二年北平的春节，都觉得那么遥远、恍惚，好像做了一场梦。”小说不是故事会。卓越的小说更是艺术品。在《国宝》中，在塑造人物、推动故事情节的同时，还不时穿插着一些艺术史、诗歌史方面以及对自然的描绘，文笔韵致动人。比如当文物动身南迁的日子里，祝勇这样描述北平冬天里的大雪，“那么恢宏、浩荡，合乎这座北方帝都的气质，不像南方的雪，那么微小、轻盈、柔媚、婉约。”故宫南迁路线的目的地在四川，在《国宝》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写到四川。蜀地的风光地理，人文特色、性格特点也多被着墨。如今常住成都的祝勇说，“遇到困难的时候，川人的幽默达观，是一剂良药。我也希望能在小说人物身上给予充分体现。”![]()
祝勇采访故宫文物南迁后人梁金生先生（祝勇提供图片）从大散文的诗意纵横到小说的细腻铺陈，祝勇做到了自然的转换腾挪，也让《国宝》既有足够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带读者触摸人物真实生命和历史的鲜活质地，又有足够的文学叙事让作品充满艺术性。比如当写道南迁的车子走过黄河北岸的风陵渡，这里是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隔河相望，就是潼关。行笔至此，祝勇这样描述，“潼关是连接西北、华北、中原的咽喉要道，是陕西的东大门，也是由华北、中原进入陕西的大门。它北邻黄河，南靠秦岭，西邻华山，东接崤函通道——一条东起洛阳、西至潼关，蜿蜒数百里的羊肠小道，杜甫《石壕吏》写‘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这‘石壕村’就是崤函古道上的一个村庄。古道周围山连山，峰连峰，山高路狭，谷深崖绝，中通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往来仅容一车一马，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地，所以元代文学家张养浩写下一则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初稿30万字删掉一半重写
重读《四世同堂》《白鹿原》获启发
作为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兴起的“新散文运动”的一员大将，祝勇在散文领域内深耕多年。从“布老虎丛书”到故宫系列书写，“祝勇散文”已成为当代文学一个不容忽视的标牌。从《故宫文物南迁》到《国宝》，祝勇做到了从散文到小说，从史海钩沉到文学虚构，对祝勇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跨越。祝勇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坦言，自己摸索了较长一段时间。《国宝》光是开头都开了好几个。2021年开始动笔写，第一稿写了30万字，发给几个朋友看看，有人直言说不太好。祝勇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回到家我咔嚓就先删了一半，然后在剩下的基础上开始改。不知道改了多少遍，到第二稿才写得比较顺一些。”一番探索下来，祝勇也逐渐体悟到，写小说不像写散文，思考到什么，直接就写出来了。写小说得把自己的思考渗透笔下的主人公的言行举止当中。一个杯子，街上的一声吆喝，物价多少，当时从北京到南京路上需要走多久，这些知识储备都是不动声色。祝勇还特别提到，写真实历史题材的小说，不能写得太全太满太传奇。那样像编故事。废掉的第一稿就犯了这样的毛病。“还是要回到日常生活，回到个人的身上，历史的背景跟日常生活互相渗透，历史和人物要落地，有血脉感。而且写散文写惯的人，得注意自己不能写着写着，直接跳到前台去了。散文里面，作者是显出来的。小说里，作者是隐身的。”《国宝》动笔之前乃至写作中间，祝勇常常拿出《四世同堂》《白鹿原》重读，收获不小，“老舍先生就是以一个家庭的故事为核心，勾连出相关人物，然后来反映8年抗战期间北平的历史。陈忠实写《白鹿原》也是这样，将大历史渗透到书中人物的日常生活细节中。” 对于如何生动塑造一个虚构的人物，祝勇又从作家、编剧刘恒写电影的例子获得不小的启发，“当一个人物的素材细节不够的时候，可以照着一个自己熟悉的人物的日常状态去写。比如刘恒就照着他的邻居写过一个著名人物的生活细节。”在《国宝》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那文松在护送文物翻秦岭过程中，路上车翻了，文物没遭到损失。但那文松的一根手指头被石头割伤了。当时在荒郊野外，也没有什么医疗条件，就没顾得上去料理。等到成都以后，这根手指头已经肿得像红萝卜一样了，感染严重到需要截肢才行。祝勇说，这是一个真事儿，发生在参与故宫文物南迁的一个工友。他把这件事写在那文松身上。那文松是个文人，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医院住院期间，那日松目睹在抗日战争中受重伤的人，反思到自己并没有特别多的理由去抱怨，他的心灵境界也得到提升。多年来用文学的方式讲述故宫的故事，祝勇也感慨道，与学术研究多从物的层面、历史的角度去考证文物不同，文学最终聚焦的是文物背后的人。这两者没有高下之分，只是视角、分工的不同。最好的状态是互相启发。“比如说看一件青铜器，文学工作者在了解学者的相关考证之后，还试图动用想象力，去感受并描述青铜器背后的心跳、呼吸，以及它与日常生活方式的连接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