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位于长江中游的松滋河南岸，在湖南澧县复兴镇界湖村与湖北公安县章庄铺镇同心村的联结处。熟悉界溪桥的人都知道，它因一条跨越松滋河长约十米的桥得名，桥南有一片名播湘鄂、繁华千年的长约三百米街区。界溪桥，沐浴过秦风汉雨，聆听过古驿道的车辚马萧，它是楚文化进入湖湘的首站，湘楚文化和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加强对帝国的控制与管理，仅用两年时间便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遍布全国的驿道网。《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自此，一条连接大江南北的通道——涔阳古道应运而生。涔阳古道北起界溪桥，南至兰江驿（今澧县县城），界溪桥是其重要节点。此后，界溪桥更是成为两条古官道的必经站点。据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湖南疆域驿传总纂》载，常德全境共有三条驿道，其中两条经过界溪桥，一条起自北京皇华驿（清代出京第一驿），沿河北、河南、湖北公安入湖南，经界溪桥向西南至贵州玉屏；一条起自湖南善化（今长沙）县，经界溪桥往湖北公安县孙黄驿。如果说涔阳古道的出现，让界溪桥从乡野通往世界，由寥落渐入繁华，那么，进入宋代，界溪桥便迎来了满满人气和袅袅烟火。宋代商业繁荣、手工业兴盛，文学艺术和哲学蓬勃发展，社会结构和模式显著变化，城镇人口率达20%以上，至北宋宣和六年人口规模已达到1.3亿。随着人口红利的到来和经济文化南移战略的实施，处于南北通道要塞的界溪桥成为直接受益者，常住人口明显增加，人流、车马流、手工业技术流急剧上升，逐渐成为湘鄂边地的重要商肆所在，鼎盛时期，仅界溪桥街区的常住人口就逾千人。从宋末战争到元末烽火，大量蒙古族人从北方故地向南迁徙，进一步壮大了劳动力队伍，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南北文化交融。在近千年之后的今天，仍有一支部姓蒙古家族后裔生活在这里。经历宋元的繁荣，涔阳古道已经成为中国南方的重要交通枢纽，界溪桥更是涔阳古道与长江洞庭水道交汇的关键站点。明洪武15年（公元1382年），涔阳古道增设驿站，澧县顺林驿至公安县孙黄驿一线得到完善，界溪桥随之提档升级，路面宽度由平常的1、2米间拓宽到3、4米间。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朝廷下令将湖广省拆分为湖南省和湖北省，除学政设置、科举考试仍在湖北武昌（清雍正二年之后彻底分开），其它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完全分治。界溪桥作为两省结合部，“桥头堡”的作用地位开始凸现。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两名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来到这里传教纳徒，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芬兰牧师在这里设立基督教办事机构，界溪桥进入世界的视野，以湘楚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碰撞，这在中国南方地区是最早的。阅尽世事沧桑的界溪桥，见证过中国历史长河中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也留下过百姓苍生艰难跋涉的步履。宋辽金元时期的中原移民、明初的大槐树移民、清末太平军和湘军的征战队伍、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保家卫国的抗日将士、摧枯拉朽的南下解放大军，等等，都从界溪桥走过。封建社会被贬谪南荒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王翰、秦观，等等，都是界溪桥的匆匆过客。透过历史的烟云，可以发现，界溪桥还是蕴含着宗教文化、工匠文化、饮食文化、市井文化、神秘文化，为中华文化大厦注入过生动构件的文化地标。像松滋河秋后的流水一样，民国后期，界溪桥的热闹景致开始退去，“文革”后期几近落寞。界溪桥，像一位完成战斗的士兵，解甲归静！如今的界溪桥，已由当年的木桥、石拱桥、青砖桥，重建为水泥桥，桥下的乌篷船已不见踪影。界溪桥的街区，只剩下十来户人家，千年瓦砾、残破的青石板、古民居遗址随处裸现，近乎一片废墟。行走在千年沧桑的界溪桥，我不禁想起晚唐诗人杜牧“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还有宋代诗人张昪“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的诗句，心中涌起一阵惆怅。回首岁月深处走来的界溪桥，中西文化的碰撞共生、南北文化的交融发展、依水而居的生存法则、涔阳古道的联通穿越，等等，是它像长明灯火千年不熄的关键，反过来，也正是这些要素的缺失，“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时代结束，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出现，界溪桥便成了今天的模样。历史的演进总是饱含辩证法。我相信，此衰落一定是彼兴盛的开始，就如《圣经》里的那句话：当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一定会为你开启一扇窗。也许，今天的界溪桥，是以另一种方式去承担它新的使命，标示它接续的存在。主要考据：
1、《常德市志》，应国斌总纂，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1版；
2、《常德地区交通志》，常德地区交通局编，湖南出版社1992年8月1版；
3、《澧县志》，澧县方志办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1版；
4、《湖南乡镇简志》（常德市卷），湖南省方志委、常德市方志委编纂，方志出版社2017年12月1版。
5、《湖南省志·公路交通志》，湖南省方志委编纂，湖南出版社1996年3月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