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笔法演变的若干问题”40年后,这一次,他又重磅开讲“书法的当代处境”!

文化   2024-12-06 21:44   湖北  


邱振中最新讲座:

书法的当代处境(之一) 

书法的语境

书法理论与观念的当代進展


来源: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



讲座题目


书法的当代处境


第一讲书法的语境

书法理论与观念的当代進展


   主  讲  人   


邱振中


   学 术 主 持   


丘挺


   活 动 主 办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


   活 动 协 办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讲  座  提  要



11月4日


书法的语境

书法理论与观念的当代進展


书法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强势的书法史观,其中包括对历史、审美、功能、创作和才能的种种认识,它们深深地嵌入汉字使用者的潜意识中,成为左右书法发展的重要因素。

讲座剖析书法观念的由来,介绍当代书法理论的进展,提出重新审视书法史的方法和原则,同时对书法领域的种种现实问题做出解释。

对艺术观念的反思成为作品获得意义的保证。今天,不论是书法还是其他门类的创作,技术上的纯熟屡见不鲜,但有意义的作品很少。







讲座内容回顾




2024年11月4日晚18:30,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邱振中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开展讲座《书法的当代处境》之“书法的语境:理念与观念的推进”,讲座由中国画学院院长丘挺主持。 



丘挺院长在开场白中提到,当代学术研究对论证过程的严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书法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协同探索,邱振中教授的知识架构、学术背景,以及他对经典作品的深刻解读,正进一步拓宽了书法研究在当代的边界,邱教授在中国当代书论研究和实践中扮演了重要的先行者角色,书法形态学已成为当代形态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正式讲座中,邱振中教授从“书法观念”这一概念入手,强调观念不仅是个人的看法或想法,更是统领具体实践的整体思想。他展示了一幅从西晋到明代七位代表性书法家作品中典型笔画的演变图,通过细致剖析这些笔法的变化,揭示了中国书法形态的发展轨迹。这张图不仅展现了笔法的复杂性,更从独特的角度构建了半部书法史,折射出书法史观的形成过程。



笔法的变迁


邱振中教授指出,书法史观的形成超越了简单的技法传承,它深植于文化、历史和传统的理解之中。这种研究方式需要长期积累和深刻思考,远远超出技艺层面的学习。他鼓励听众从历史视角审视书法的变化,通过理论的深入研究提升对书法的认知。


书法观念的形成往往从社会的潜移默化影响开始。例如,家长从小强调书法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个人形象的体现,这种观念逐渐根植于大众心中,成为时代书法观的一部分。此外,书法观念还受到书籍、教育以及个人经历的影响。这种观念形成的过程缓慢而深远,往往是在潜意识中完成的。邱教授以当代书法创作的批评为例,指出许多人认为当代书法家仅追求形式而缺乏文化,但这一观点本身常包含深刻的社会偏见,这些偏见实际上反映了潜意识中对书法观念的限制。


邱教授提醒听众反思,面对书法学习的困境时,是否仅将问题归结于努力不足或技巧欠佳,而未能意识到书法观念上的局限性。书法观念在不断发展,每个时代都会对书法产生新的理解,因此,对书法观念持续的质疑和感悟尤为重要。



邱振中  待考文字系列·No.9  68cm×68cm  纸本水墨  1988


谈到个人创作,邱教授以个人作品《待考文字系列》为例,该系列作品首次展出于1988年中国美术馆,其灵感来源于古文字学中尚未解读的“待考文字”。这些文字大多取材于先秦货币上的符号,形状奇特且充满未知,为创作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度。这些文字没有语义束缚,可根据构图需求自由排列,赋予作品出人意料的表现力和原创性。


每次观念的更新都会挑战现有体系,而这种突破往往推动书法世界的进步。优秀的书法作品不仅要保有传统核心元素,还需包含传统中未曾涉足的创新内容,这样的作品才能进入真正的艺术史。邱教授引用席勒写给歌德的一封信,提及席勒在身体欠佳时仍准备进行一次“精神革命”。这一点深深打动了邱教授,艺术家应时刻准备迎接自我的突破与质变。邱教授以自身经历为例,回忆研究生阶段,每两年便有一次更新与突破,是他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动力。


书法观是世界观、艺术观的延伸,与人生观息息相关。优秀的书法创作需要通过深刻的思考与质变,才能超越技术层面,迈向更高的艺术境界。他鼓励在座听众,以持续的努力和深入的反思推动书法的发展,将个人创作融入更宏大的历史视野中。



邱振中教授以理论研究为切入,探讨了书法史与书法理论研究的关系。一位理论家若对苏轼书法中的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被广泛认可的结论,这一结论将成为书法史中描述苏轼的重要部分。这表明,书法理论研究与书法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邱教授进一步介绍了他的笔法演变研究,他将所有笔法归纳为三种基本运动——平动、提按和转动。这三种基本运动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书法中所有复杂的笔法,以此总结出笔法演变史,为书法史提供了新的诠释维度。


邱教授特别强调,书法史与书法理论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融的。例如,当书法史开始重视笔法的作用,并将笔法演变融入书法发展的整体脉络时,笔法研究便成为书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交融关系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体现,也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邱教授主要从事书法理论研究,但他也涉足书法史领域,曾撰写关于八大山人书法问题及20世纪书法史的论文。他指出,书法理论、书法史及书法批评密切相关。例如,在评价某位书法家的作品时,人们往往会将其创作与历史上的书法人物联系起来,这种分析需要依赖于深厚的书法史与书法理论基础。


在谈到现代书法理论的发展时,邱教授回顾了宗白华和熊秉明的先驱性贡献。宗白华在其《美学三书》中撰写了关于书法的专题论文,开创了从美学角度研究书法的范式。熊秉明则通过在法国教授书法的经历深入思考书法的本质,并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撰写了《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为现代书法理论奠定了系统性的框架。他还提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刘若愚撰写的《中国文学理论》,虽然书名与熊秉明著述略有相似,两者在阐述结构和研究方法上展现了显著差异。这些学术成果不仅丰富了现代书法理论的内涵,也为后来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借鉴。



邱教授进一步分享了他个人的研究历程。他提到,2011年在斯坦福大学讲学期间,他回顾了自己三十年的研究成果,并展示了一张包含其思考脉络的图表。这张图表清晰地展示了他对书法多个层面的探讨,包括视觉、心理、社会、语言和哲学等。他指出,书法理论的构建需要以视觉层面为起点,逐步拓展到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斯坦福讲座所介绍的研究内容(2011)


在书法理论的具体构建上,邱教授强调了图形分析与图形展示的重要性。他指出,虽然许多人认为他的研究集中于图形分析,但这仅仅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涉及如何通过借助其他学科的成果,对书法进行现代阐释,并从中构建全新的理论框架。


邱教授提到,利用西方人文理论进行研究时,常会遇到不适用的情况,因为这些理论大多基于西方文化背景,而中国书法有其独特的文化根基。这种情况促使他思考如何从中国的文化现象中发展出适用的理论框架。


西方美术史在20世纪通过结合人文学科的成就,发展成为一门引人入胜的学科,对艺术作品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这为中国书法的现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邱教授希望通过持续的理论研究,推动书法在当代艺术与人文学术中占据重要地位。


现代书法理论研究需要跨越语言结构、社会学、哲学和心理学等多个领域。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为书法理论带来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研究的难度。邱教授在日本讲学期间曾反思书法理论研究的处境,尽管书论研究的成果在其他学科中难以被重视,甚至在书法领域内也未必受到广泛关注,但他坚信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与艺术价值。书法理论的进展或许不会立刻显现,但终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讨论现代书法理论的性质时,邱教授强调,理论的本质是“发明”而非“总结”。传统观念中,理论通常被视为对既有知识的总结,但在现代学术中,理论更多是新发现和新建构的产物。他以字结构理论为例,说明这一理论经历了多年的构思与完善,从起初的十个概念精简为四个主要部分。这一过程不仅是经验的总结,更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发明过程。现代书法理论的构建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例如,字体从篆书演化到隶书的过程中,原有技巧并未被完全抛弃,而是通过不断的调整与发展形成了新的风格。不同字体间的结构技巧存在着有机联系,这种逻辑性是传统书法理论中鲜少被系统阐述的。

 

此外,邱教授引用艺术学中的“合情推理”概念,指出艺术理论的论证方式不同于数学的严密逻辑推导,而是通过合理、合情的推理得出结论。书法理论的证明同样需要建立在合理性和说服力之上。理论家需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才能推动书法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在谈到书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邱教授指出,理论不仅是艺术创作的指导工具,更能改变艺术家对书法的理解与认知。他强调,笔法、章法和字结构等理论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虽然字结构理论的影响需要时间才能显现,但章法理论已经对书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这些理论,艺术家可以在创作中找到更加具体和可操作的方法。

 

书法理论研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既需要深刻的学术思考,也需要长期的积累。理论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启发艺术家的直觉、经验和想象力,为他们提供一个更高的视角去审视艺术。好的理论必须具有创新性和深刻性,同时能够对传统观念提出挑战。

理论家和实践者在思维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实践者倾向于依靠经验完成创作,而理论家则需要通过系统的训练和逻辑推导来揭示实践背后的原理。这种研究性质注定了它更多是理论家的任务,因为它涉及对书法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抽象总结。


新学生开始训练时对结构的把握




学生训练了1-2年后的临写




邱教授提到,中国书法的笔法最初来源于“摆动”,这是基于手腕自然构造的运动。这种摆动导致了隶书中常见的“飘尾”现象,而这一现象并非如传统文字学所解释的“为弥补简化后的审美损失”,而是源于书写的方便性和连贯性。邱教授通过教学实践证明,当学生正确理解这一理论后,笔法表现明显更加流畅和自然。这一案例说明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邱教授强调,这种进步不仅仅依赖学生的个人天赋或教师的教学能力,更是书法观念转变和理论支持的结果。在课堂上,学生通过理解笔法运动的原理,能够更准确地运用笔法,达成较高水平的实践表现。因此,理论指导可以帮助书法家更深入地理解笔法和章法背后的原理,从而提升创作的高度。


王铎的奇异连接


邱教授提出,书法理论的价值在于其“成长性”,即从现有思想中衍生出新的见解的能力。他以王铎书法作品为例,分析其中被称为“奇异连接”的字间联系手法。这种手法不仅在王铎的创作中有所体现,还可以追溯到商周甲骨文中,这反映了汉字结构中的某种潜在“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是刻意模仿的结果,而是书法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偶然发现和运用。这种现象说明,毛笔书写的运动范围虽然有限,但其限制恰恰为书法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和创造空间。


这种运动范围的限制并不是束缚,而是一种内在特性,使得书法家在不同时代对汉字结构的理解和创作形成了某种共鸣和一致性。这也表明书法理论不仅是对历史现象的总结,更是为当代创作提供灵感和方向的工具。



邱教授通过生动的比喻探讨了书法创作的空间问题。他将书法的发展比喻为一个操场,起初只有少数杰出的书法家如颜真卿、张旭等人,他们在宽阔的操场上尽情施展才华。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书法家进入这个“操场”,不断扩展创作的边界。直到某一时刻,操场已经被挤满,所有可能性几乎都被前人探索殆尽。此时,后来的书法家面对已被充分发展的艺术形式,要想实现突破变得异常困难。


古典诗歌也有同样的困境,引用学者王力在《汉语诗律学》中的观点,指出唐代五言诗的语法关系几乎被完全开发,后来的诗人即使才华横溢,也难以超越前人。邱教授认为,书法在经过千年的发展后,也正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如何在这种“满员”的局限中找到创新的突破口,成为每一位书法家需要面对的核心挑战。

 

在谈及书法理论与艺术批评的关系时,邱振中教授强调,理论不仅是对艺术现象的总结,更是对艺术作品意义的深入挖掘。艺术批评应超越简单的感受层面,不仅表达情感反应,还要分析作品的细节,探索其艺术史价值以及哲学和社会学意义。

 

意义揭示的四个层次


邱振中教授提出艺术批评的四个层次:感受、提出问题、艺术史考量,以及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他指出,这四个层次是逐步递进的,不能随意跳跃。例如,一些文章试图直接对作品进行哲学或文化学层面的阐释,但缺乏对作品艺术史意义的考察,这样的讨论往往显得空洞而缺乏深度。他呼吁批评者在评价作品时,应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逐步分析揭示作品的深层次意义。

 

第一个层次是感受,这是对作品最直接的反应,也是许多批评的起点,但往往也停留于此,例如简单地描述作品“气象森严”或“富有现代感”。他指出,这种泛泛而谈的描述虽然可以传递直观印象,但缺乏深度和意义。

 

真正深入的批评需要通过对线条、构图、整体气质的细致分析,揭示作品在艺术史中的位置,以及它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或表现形式上的创新。王铎作品中的“奇异连接”手法,不仅是一种表现形式的探索,更是艺术史中的一次独特贡献。书法理论与艺术批评的使命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并为书法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提供理论支撑。面对书法创作空间逐渐“满员”的现状,艺术家需要在理论的指导下找到突破口,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新的创造。与此同时,理论家和批评家的任务是深入探索艺术的意义,为艺术史的延续和发展贡献新的视角和方法。


第二层次是提出问题。在批评中发现问题是迈向深层次讨论的关键。邱教授提到他在学生时期曾被同学提出的问题所激发,这种思维的碰撞让他意识到新问题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第三层次是艺术史考量。批评者需要将作品置于艺术史的背景中,分析其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创新,以及它在艺术史中的位置与意义。邱教授指出,这种考量是作品获得深远意义的基础。

 

第四层次是哲学和社会学意义。这一层次需要建立在前三个层次的扎实研究之上。如果缺乏对作品具体形式和历史语境的理解,直接进入哲学或社会学讨论,往往会导致分析空洞而缺乏说服力。



邱教授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判断艺术理论的优劣,他提出六个评判标准。


第一,对现象的把握。评论者需要对作品的细节有全面而深刻的理解,这是一切批评和理论构建的前提。


第二,逻辑性。理论的论述需要条理清晰、合乎逻辑,每一个结论都需要建立在合理的推理之上。


第三,方法的使用。理论需要展现创新的方法论,打破传统框架,提出新的研究路径。


第四,研究的创新性。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出新问题,或者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提供全新的见解。邱教授回忆起学生时期的经历,他在同学提出的新问题中发现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这种对创新的追求贯穿了他的职业生涯。


第五,基础理论的重要性。邱教授强调,基础理论是学术研究的支柱,例如书法中的笔法、章法和字结构研究,这些内容决定了整个书法体系的完整性和深度。


第六,与现代思想的结合。当代艺术理论的研究必须与现代学科保持紧密联系。书法理论研究应与心理学、哲学等现代学科的最新成果结合,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艺术家和评论家需要通过比较方法,将作品置于同时代及全球范围的语境中进行分析。只有通过这种比较,才能真正揭示作品的价值与意义。




讲座的最后,邱教授还分享了他对艺术批评使命的思考。他认为,艺术批评的真正价值在于揭示作品的深层次意义,而不仅仅是对表面形式的简单评价。批评应当通过理论基础和逐步的分析,帮助我们理解作品在艺术史中的位置、对文化的贡献,以及其哲学和社会学上的意义。邱教授提到他在书法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他在文章《感觉的陈述》中讨论了中国书法理论中如何表述感受的问题,并分析了这一表述方式在历史上的演变及其对当代艺术批评的影响。这类研究属于书法基础理论的范畴,为理解中国书法的历史地位和艺术特性提供了重要支持。此外,邱教授在《艺术的泛化》一文中借用生物学中的“泛化”概念,探讨艺术在某一历史阶段的广泛传播,例如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在中国艺术史上,书法的泛化程度远高于其他艺术形式。这篇文章从多个角度探讨了书法的独特地位,并提出了艺术与感受表达、艺术与文化修养之间的重要问题。



丘挺教授总结,邱振中教授通过个人的深入研究与系统的表达,为艺术史研究者和艺术创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启发。他指出,艺术研究不仅涉及价值判断,还需要对美学和理论的深刻把握。通过本次演讲,邱振中教授展现了对艺术批评、艺术史和艺术实践的广阔视野及细腻思考,让人获益良多。








讲座现场












嘉宾介绍


主讲人:邱振中



     邱振中,1947年生于南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与绘画比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馆展览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致力于书法理论、艺术创作、诗歌创作。著有《书法的形态与阐释》《神居何所》《“人书俱老”:观念与机制》《书写性与图形生成》《笔法、章法、字结构:书法形态研究》《书法》《我的书写史》《中国书法:167个练习》与随笔集《此乃堂也》、诗集《状态-Ⅳ》等。

     主要个展有《最初的四个系列》(北京,1989)、《邱振中作品展》(1997,奈良)、《从西厢记到马蒂斯——邱振中水墨作品展》(香港,2012)、《邱振中:起点与生成》(北京,2015)、《语·默——邱振中:书写中的诗与哲学》(北京,2018)等。参加德国国立现代美术馆《生活在此时——29位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家》(2001)、布鲁塞尔皇家美术馆《再序兰亭》(2010)、第六十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2024)等国内外多种重要展览。

     作品涉及书法、文字作品、水墨、装置与雕塑等。

     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教育奖、艺术奖)、第十届上海文学奖(诗歌奖)、韩国“全北世界书艺双年展”金奖(2013)。 

     曾应邀赴斯坦福大学讲学(2011),于国家图书馆作《中国书法》系列讲座(2018),于复旦大学作《书法与中国文化理论》系列讲座(2019 \ 2024)。





嘉宾介绍


学术主持:丘挺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学院院长。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中国画语言的探索与理论研究,注重各艺术门类的比较研究,尤其在水墨探索中与不同文化“对话”中寻找传统的开放边界。作品被波士顿美术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等单位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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