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核心定性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的价值既在于获取精确、真实的数据，又在于帮助青年学者提升积极性、增进研究技能、扩大社交网络。近年来，国际学术界越发关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经济条件、健康情况以及职业发展阶段的田野调查者在合作中面临的挑战，致力于深入了解他们的实际经历。这有助于提出改进建议，促进建设性对话，最终达到优化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田野调查工作、推动科学知识创新与普及的目的。
美国耶鲁大学文理学院人类学助理教授、耶鲁皮博迪自然历史博物馆助理馆员杰西卡·汤普森（Jessica Thompson）一直致力于提升田野调查的包容性和推动田野调查成果的传播。汤普森曾多次带领上百人的国际团队在马拉维组织田野调查，搜集并分析有关早期人类活动的证据。围绕田野调查对学术研究和现实世界的积极影响、田野调查后勤管理的复杂性、田野调查者对当地社区和周遭环境的伦理责任，以及如何克服不同背景和条件的学者参与田野调查的障碍等话题，本报记者近日对汤普森进行了专访。
直接体验田野调查让世界更美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田野调查对现实世界产生的积极影响？
汤普森：倘若每个人都能接触一些人类学乃至略微涉足田野调查，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探索我们共有的人性，能让公众更好地认识到地球上不同文化中多样而合理的生活之道，亲身参与田野调查则能进一步加深这种认识。这是因为在田野调查中收获的直观体验和感受，远比书本上的文字更加鲜活、真切。
对于那些未必继续走学术路线的青年来说，参与田野调查同样能带来丰富收获。我曾带领100多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在非洲国家马拉维开展田野调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并未从事人类学相关工作。然而，根据我收到的反馈，这段经历在多个层面上对他们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即使他们后来进入了其他行业，也依然保持着一份全球责任感。
田野调查不仅对学术研究有益，而且给当地社区带来积极影响。尽管研究资金紧张，调查所涉及的地区仍能从中获得一些资源上的支持和帮助。例如，我参与的项目雇用了许多当地居民参与挖掘和实验室工作，项目团队为他们提供工作推荐信，并教授可转移的技能、分享研究发现。鉴于田野调查资金的不稳定性，我致力于给合作社区带来更持久、更有意义的影响，比如修缮当地文化中心，向公共阅览室捐赠教科书。
田野调查还可以吸引公众关注和资金支持，这些对于提升人类学的认知度至关重要。田野调查能够使人们广泛关注栖息地破坏或文化遗址损毁等问题，但是田野调查者也必须谨慎，避免为新的破坏或剥削形式创造机会。田野调查及其后续保护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是田野调查者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田野调查在识别和解决超出课题范围的问题方面所能发挥的最重要作用，就是人类学家的“大使”身份。他们是连接需要帮助的地区与全球社群的纽带，利用自己对当地情况的深入了解，促进了那些原本难以形成的联系。
推动田野调查范式标准化和实践专业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田野调查作为一种工作和研究方法，在实践操作方面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为何值得国际学术界关注？
汤普森：田野调查通常在“不受控制”的环境中进行，这些地方往往位于监管严格的校园或其他机构之外。虽然，田野调查有时也发生在人们熟悉的社区或公园里，但是当人们谈论田野调查时，往往会联想到那些偏远地区。这种类型的田野调查通常需要更多考虑后勤保障问题。北美体系中的人类学四大分支的田野调查方法各不相同。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或语言人类学家往往独自或与少数团队成员合作，进行为期数月甚至数年的研究。相比之下，考古人类学家的团队规模可能从几个人到几十个人不等，他们的田野调查时间可能只有几天、几周，最多也不过几个月。
作为研究人类起源的体质人类学家和考古人类学家，我经常在国际化的环境中带领由学生、合作者和社区成员组成的大型田野调查项目团队。团队成员来自多个不同国家，这种多元文化背景既给团队管理带来挑战，也带来了收获。在田野作业中，我们共同生活、共同进餐，长时间相处，形成了与日常学术工作截然不同的社交环境。然而，由于开展田野调查的地点和周遭环境千差万别，要制定一套普遍适用的田野调查范式非常困难。国际学术界目前就参与或领导田野调查并没有统一的资格要求，不过人们可以通过田野调查班或实践课程获得一些资格认证。在过去，田野调查者通过非正式和非结构化的学习途径获得规划项目工作和应对挑战的经验，特别是可以作为实习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项目、积累经验。
近10年来，学术界的权力结构问题逐渐受到关注。尽管骚扰和欺凌等现象在常规学术环境中也会出现，但田野调查的特殊条件，如生活设施简陋、地点偏远和监管缺失，可能加剧上述问题。学生尤其容易受影响，不良的田野调查经历可能对他们的职业道路和心理健康造成伤害。有人类受试者伦理审查委员会要求田野调查牵头人遵循“不造成伤害”的国际原则来证明他们的方法论，从而保护田野调查开展地区的社区和环境。最近，学术界已经开始将这种保护扩展到研究团队成员。越来越多的个体、组织和机构正在努力使田野调查更加专业化，以确保所有参与者的安全和福祉。
后勤保障是高质量田野调查的基石
《中国社会科学报》：造成田野调查后勤问题的因素有哪些？为何需要消除对不同背景和条件学者的参与门槛及障碍？
汤普森：田野调查的项目负责人不仅要完成明确的研究目标，还要确保团队成员的安全和福祉。规划和执行田野调查往往既耗时又费力，特别是对于大型国际团队的负责人来说，组织协调任务尤为繁重。这常常迫使他们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无法完成学术任务，要么牺牲个人的工作生活平衡。因此，田野调查的项目负责人需要得到制度支持，让更多学者能够更公平、更全面、更高效地参与田野调查。
在田野调查中，权力结构和政治游戏无处不在。团队负责人需要时刻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虽然处理人际冲突不是学者的专长，但在田野调查中，制定应对冲突的策略必不可少。田野调查者学习急救、越野驾驶和荒野求生等实用技能，对提升团队安全感大有裨益，尽管这需要额外投入时间和金钱。
田野调查本身有一定风险，这些风险可能会因为资金有限、团队缺乏经验或项目负责人任务繁重而加剧。项目负责人可能认为凡事都必须亲力亲为，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将任务外包。田野调查资源不足可能导致的设备维护不当和设施安全问题，以及突发情况的应对措施等，都值得国际学术界多加探讨。
现场教学通常是田野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培训本地人成为团队一员之外，许多队员是处于学术生涯不同阶段的学生。他们不仅要学习如何进行田野调查，而且要学习如何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协作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由此可见，吸引更多不同背景的学生参与田野调查能够惠及整个学术界。遗憾的是，在北美，广泛运用田野调查的学科往往只能吸引相对单一的受训者群体。他们一般是能够抽出时间进行无薪田野调查的人，是没有重大抚养责任或残障问题的人。因此，尽可能降低参与田野调查的门槛应成为国际学术界优先事项。
加强田野调查者的社会责任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田野调查者应遵循哪些伦理准则？他们对当地社区和周遭环境应承担哪些责任？
汤普森：早期，人类学界误以为研究者能完全沉浸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仅作为中立的参与者或观察者。但实际上，任何新的利益相关者或活动的出现，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来干扰，即便是生态或地质研究性质的田野调查也不例外。因此，田野调查者应更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工作将如何对当地的人和环境产生影响。但是很多时候，研究人员的优先事项往往与当地社区、政府官员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现实需求严重不匹配。
田野调查者可能认为，将外部资源引入田野调查开展地区以获取和分享知识总是有益的，实际上当地人可能更关心眼前问题。例如，在马拉维北部发现的化石沉积层因发掘出“马拉维龙”化石而出名。虽然这种恐龙成为马拉维的骄傲，但它的发现与发现地的社区发展需求脱节。普及恐龙知识的价值通常在发达、富裕的地区才能得到充分体现，而发现地附近的居民对这些史前巨兽知之甚少。他们原本希望研究人员能帮助当地建造桥梁和学校，或者通过发展旅游业来增加地方收入。
开展田野调查时，我始终牢记保持中立。尽管我的研究课题是马拉维乡村的古老历史，但我们的研究总是与当地社区紧密相连。居民对田野调查充满好奇，并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有着学术研究之外的目的。否则，为何会有这么多外国人不惜成本远道而来，只是为了四处看看和挖坑呢？在马拉维，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也基于非洲在历史上遭受的殖民剥削。如今，世界上依然存在较贫困地区的资源被大肆开采以供富裕地区使用的情况。多年的田野调查经验让我深刻认识到，大多数人只是希望他们的观点得到尊重，他们的担忧被认真对待。其实，田野调查者只需简单询问社区居民的需求，不再一味地提出要求或假设所有人的需求与自己相同，很多重要对话便会自然展开，也能顺利地找到折中的问题解决方法。
尽管田野调查对社区的影响相对被动或中立，当地居民从中获得的通常远不及学者，但是，田野调查者却期望当地个体和组织成为重点调查地区的长期守护者。无论田野调查的对象是自然资源还是文化遗产，只有让当地利益相关者从中获得更明确的长期利益，才能建立起给予信任和互利的友好关系，实现对重点调查地区的长久保护，这意味着投入更多资金和资源。田野调查者或许无法每一次都提供桥梁或学校等基础设施，但可以通过广泛传播研究成果为当地社区作贡献。如果田野调查的目的是获取知识，那么我们有责任确保当地社区、政府和广大公众可以公开、便利地获得这些知识。
我认为，与公众沟通和共享研究成果应成为田野调查的必要环节，并应在学术界得到相应认可。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面临着求职和获取终身教职的压力，这使得他们除了寻求科研资金和发表论文外，鲜有动力去做其他有益的事情。如果研究者选择在公益学术和社区服务上投入更多时间，那么学术写作时间必然会减少。由于更具“提取性”的田野调查策略（更注重快速获取信息和数据的研究方法）通常更高效，也能更快出成果，整个学术体系倾向于奖励在地方层面投入最少的学者。要想让田野调查帮助更多学者成长为负责任的全球公民，田野调查者的归属机构就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并提供更多类型的投资、专业化培训、后勤管理支持与劳动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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