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黄道亮同志，您好！听说您的大学梦费了不少周折，直至1990年才被当时的闽江职业大学（简称“闽江大学”或“闽大”）录取，成为福建省第一位无双臂大学生。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黄道亮：您说得没错。闽大的经历对于我来说，不亚于一次重生，这种感情一生难忘。1978年前，我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学生。那时，父母疼爱、哥哥姐姐照顾，我的世界相当美好。可这一切伴随着我9岁那年冬天的来临而变得面目全非。

在一次事故中，我不幸触碰高压电。醒来时，双臂已经烧焦，撕心裂肺的疼，令我痛不欲生。家人第一时间将我送往福州市闽清县医院，不久转到福州总院。由于双臂受损严重，只得做了截肢手术。

对于一个年仅9岁的儿童来说，失去双臂就意味着失去了所有的欢乐。在医院待了大半年，我回家了，可原来的一切都回不去了。曾经那个整天给大家带来欢声笑语的道亮不知去哪儿了，我开始变得寡言少语，更不愿意去理睬别人。

这时，是我饱经沧桑的父亲，把我扶上了新的生命之路。他不仅无微不至地照料我的生活起居，还不断从单位里借来报纸杂志，耐心地向我介绍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人是如何与命运抗争的。渐渐地，我受到了启迪，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所遭受的一切，萌生了新的念头：一定要振作起来，要继续努力学习，彻底改变眼前的一切。

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尽快学习用脚写字。在此之前，我只知道脚是用来走路、跑步、爬山的，从来没有想到过脚还可以用来写字。大家都知道，脚并不像手那样听使唤，当我第一次用脚趾夹起一支铅笔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的别扭。夹起的笔常常掉下，再夹起又掉下。经过上千次的反复尝试，我终于夹住了。当我颤抖着脚歪歪斜斜地在白纸上写出“学习”两个大大的字时，围在旁边的全家人都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用脚写字，最大的困难就是脚趾之间无法自由地张开再合拢，即使夹住了笔，却怎么也使不上劲。落在纸上的笔画总是歪来斜去的，全无规则。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我在加大每天写字量的同时，很快就想出一个锻炼的方法，那就是把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垂在一支铅笔下面，然后坐在椅子上，举着脚，用脚趾使劲夹住铅笔，目的是不让它滑落。一次又一次地练习，我的脚趾皮慢慢磨破了，双腿酸得发抖，但我并没有停下来。半年后，我的字由大变小，由东倒西歪到还算整齐。终于，我又能去上学了。

在失去双臂一年后，我重新迈进了校门，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虽然起步艰难，但我并没有气馁，老师和同学们也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我时常感叹，命运的不幸与社会的温暖融入了我童年的血液，使我产生了一个最为深切的愿望，那就是我决不做命运的奴隶，我不想成为家庭的负担，不想成为社会的包袱，我要坚强地站起来，顽强地学习，学习，再学习，用残缺的身体创造一个完整的人生！在这种执着信念的支持下，在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关心帮助下，我顺利地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习。

高中时，闽清县民政局负责人听说了我的情况，出于照顾我的缘故，想让我毕业后去闽清县光荣院工作。但在我的心里，一直珍藏着一个梦想，那就是上大学，继续深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下定决心，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高中的学习，比起小学、初中要繁重得多。尽管我学会了用脚写字，却不能写得和正常人一样好、一样快。每天仅仅为完成作业，我就必须付出成倍的时间和精力。

炎热的夏天，当我弯着腰，用脚写字时，汗水常常顺着我的小腿流到作业本上。更糟糕的是，在深夜，我受过电击的身体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痒，而我又无法用手去抓，更不愿吵醒熟睡的父母来帮忙，只好咬牙忍受着那一阵阵像被蚊虫叮咬过似的奇痒。在冬天，为了正常地进行学习，我不能穿鞋，不能穿袜，赤裸的双脚通常被冻得通红，脚趾头就像一根根小红萝卜，有时甚至裂开渗出血丝。

高中三年，我不但放弃了所有周末和节假日，就连睡觉的时间也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我不断鼓励自己，要以十倍、百倍的努力去争取与健全人一样的成功。

1988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成绩出来后，虽然不是太理想，但分数也已达到大专线。可能是由于身体的原因，最后没有一所学校录取我。

1989年，我回去复读了一年，继续参加高考。成绩比上一年要好了很多，但最终还是没有一所大学愿意录取我。

1990年，我第三次参加高考，但前两年高考未被录取的阴影一点儿都没有散去。

第三次参加高考后的那段日子，可以说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期，我生怕这一次又像前两年一样。我记得当时自己一个人坐车去了福州，先是去找一个在福州大学读书的同学，他正好没在，于是我心灰意冷地在福州仓前公园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又去福建师范大学找了另一个同学，这一待好像有十来天。

那时，爸妈很着急，跑到福州来找我，向老乡打听，听说我在同学那里，才放心地回到闽清。回到家里后，父母便开始想方设法向上级反映争取，毕竟1990年国家对残疾人上大学的政策有所调整。父亲将写好的申请报告通过他人，转交给了时任福建省委政法委书记袁启彤（当时我们一直认为他还是闽大校长，后来才知道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已兼任闽大校长）。

改变我命运的机会终于来了！在习校长和省市领导的关心协调下，我被闽大破格录取了，成为全省第一位无双臂的大学生。

采访组：当拿到闽大录取通知书时，您是什么样的心情？有没有担心过入学后自己如何适应大学生活？

黄道亮：“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拿到闽大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整个人犹如焕发新的生命。按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踏上高铁，开始奔跑了”。不过冷静下来后，自己就开始担心入学以后的生活怎么办，老师和同学会怎么待你，等等。

由于生活料理不方便，自己又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到福州来，问题肯定会越来越多。然而所有的担心在入学后都不是问题，因为学校早已替我考虑周全了。说到这里，我真心感谢闽大，感谢习近平校长，感谢孙芳仲书记，感谢刘建萍、林友华等老师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大学生活。

采访组：刘建萍老师，您好！黄道亮同学作为一名特殊学生就读闽大，当时学校方面作了哪些安排？

刘建萍：我记得黄道亮同学是推迟了近一个月才入学报到，成为闽大1990级中文秘书专业的一员。学校领导和老师早早就为他的到来安排好了一切，时任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芳仲还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门研究他入学后的安排，并且每次在学校碰到黄道亮时，孙书记都会不由得拍一下他的肩膀，和蔼地询问：“道亮，最近怎么样？适应不适应，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的？”

作为班主任，我已经提前了解到他的具体情况，得知刚好班上有几个闽清的老乡，他们都愿意帮忙照顾黄道亮的生活起居。我还特意交代班干部和其他同学要照顾他，尽可能帮助他。当时，他租住在校外的民房里，为了让他省点儿钱，我把家里闲置的一个木架床给了他。第一年，他和高中的一个同学罗暹（当时就读福州大学）租住在外面的出租屋里，罗暹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从第二年起，我们班的刘杰、刘守强开始负责他的生活起居。后来，刘杰和刘守强都被学校表彰了，其中，刘杰还被评为“福州市学雷锋积极分子”。开学后，我们得知黄道亮同学一直想安装义肢，便发动班上的同学捐款，具体捐款数额忘记了。

开学不久，我听黄道亮同学讲过这样一件事情：那天他第一次到教室上课，刚一坐下，就看到桌面上放着一张贺卡，上面写着“欢迎黄道亮新同学”，心里顿时感受到这个班集体的无限温暖。说实话，这张贺卡对他而言相当重要，因为在走进教室前，他还是怕怕的，不知道同学们会如何对待他，是否会歧视他，等等。后来得知，这张贺卡是当时的班长召集全体班委特意制作的，目的是让黄道亮同学能尽快融入这个班集体。

采访组：林友华老师，您好！听说您是黄道亮同学的入党介绍人，能否谈谈党组织培养黄道亮同学入党的情况？

林友华：1990年秋，新生刚入学，我就注意到学校来了一位无臂的大学生，他叫黄道亮。当时，我主要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久后兼任校学生党支部书记。我特别关注这个学生，经常找他聊天，询问他对课程内容的一些看法，了解他的心理和思想情况，顺便谈谈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模范性。黄道亮同学能顺利完成三年的学业，除了他和家人的艰苦努力，还要归功于闽大团结互助的精神文化。同学们默默地帮助他、照顾他，三年来都是如此，实在是难能可贵。

在学期间，黄道亮同学虽然身体残疾，但成绩总体来说处于中上水平，有些课程学习还比较靠前。在思想上，他积极要求上进，与同学关系也很好。

在大二第一学期与他的一次交谈中，我问道：“道亮，有没有想过申请入党？”

他立马答道：“想过，不过就怕自己不够格。”

我说：“不够格，更要努力争取。”

旋即，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作为学生党支部书记的我，与他见面交流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了。他非常懂得感恩，尤其是知道自己这样的大学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比其他同学更努力，更用心，更要求上进。

那时候，我每个月要求他递交一份思想汇报，时常了解他的思想和学习情况。一来是能够及时掌握他的思想和心理动态，二来是督促他加把劲好好地学习专业理论知识。

1993年5月，黄道亮同学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为之骄傲的事情。

黄道亮：林友华老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入学后不久，他就注意到我，也很关心我的思想和心理状况。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支部指定林友华老师作为我的入党联系人。他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时常监督我，每个月要求我递交一份思想汇报。大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学校党委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并且在1993年5月1日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由于我没有双臂，手握不起来，所以在宣誓前非常紧张。林友华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担心，跟我说“面向党旗、挺胸站直”。

应该说，上大学对于我来说如同是一次重生，入党则是我人生的一次升华。从此，我想到的是更多的责任和更多的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一直伴随着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知道习校长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作为他的学生，我觉得更应该把严格遵守党规党纪作为己任，要比其他人遵守得更好更到位。

采访组：黄道亮同志，能不能谈谈当时毕业找工作的情况和后来在单位工作的情况？

黄道亮：1993年毕业时，学校领导和老师挺为我的就业着急的，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帮助我。按照当时的规定，自己是闽清生源，最后要回去，不过不清楚县里到底是什么态度，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录用。后来，听说闽清县领导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反复考虑把我安排在哪个岗位更合适，最后决定把我安排在县残联工作。我先后从事过残疾人就业、信访、办公室、宣传文体等工作。2006年被县委提拔为县残联党支部副书记，后来还被任命为县残联副理事长。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委托税务机关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之前，县残联开展此项工作都是采取上门征收、催缴的方式。每年我和同事都要一家单位一家单位地上门宣传国家政策，推荐残疾人就业，收取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每年都要走上近两百家单位，一个单位至少要去两三次，多的要跑十几次。此外，我还主动联系一些效益好、信誉度高的福利企业，推荐残疾人就业。几年来，经我介绍就业的残疾人就有23名。

在负责办公室和宣传工作中，我用脚写材料、编写简报，还积极向报刊、电视、广播和各级简报投稿，通报全县残疾人工作的开展情况，讲述残疾人的疾苦与无奈，宣传残疾人的自强与自立，让社会各界更多了解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其间累计发表宣传报道58篇。2002年，我被省残联评选为“宣传工作先进个人”。2007年5月20日，在第十七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我还协同《梅城报》记者采访了四名优秀残疾人代表，并配发编者按在《梅城报》刊登专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工作之余，我经常与残疾人谈心、交朋友，激励他们奋发图强，并为残疾人朋友的切身利益奔走呼号。2003年，我考入福建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班深造。两年半后，我以优异的成绩取得本科学历，并被评为优秀学员。

※ 闽江职业大学1993届毕业生黄道亮的毕业证书（复印件）。

采访组：听说您毕业后曾与习近平同志有过面对面的接触，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黄道亮：1997年5月18日是全国助残日。这一天，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省委副书记习近平等领导，在福州接见了福建省出席全国“自强与助残”表彰大会的代表和残疾人代表，并进行座谈。很荣幸，我作为残疾人代表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与海德里盲人学校夏荣强校长等向省领导汇报了个人的成长经历。

那时，我已经在闽清县残联上班三年多了，既是残疾人工作者又是残疾人，我以特殊的身份，满怀感恩，投身到为残疾人服务的工作中。座谈会前两天，我接到福建省残联的通知，要求每位参加座谈会的代表用5分钟时间脱稿汇报自己学习、工作的情况。说实话，当时我还是有点儿紧张，连夜修改、完善自己的稿子并熟记在心。

5月18日上午，我们准时来到一个圆桌会议室坐下，与熟悉的残疾同仁打过招呼后，便静静地坐着。当省领导进场时，我又惊又喜，没想到今天面对的是这么大的领导，更没有想到还有我大学的校长——习近平。此时此刻，习校长签章的毕业证书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情异常激动。

我是第二个汇报的。第一次离省领导这么近，心里难免有点儿忐忑，但我还是饱含深情地向大家介绍了我成长中的艰辛、学校和同学们的关爱以及工作中的收获，并且特别介绍了自己在闽大三年的幸福时光。当说到“1990年，我被闽大破格录取，成为福建省第一位无双臂的大学生”时，我把满怀感激的目光投向习校长，而此时，我发现习校长也正含笑注视着我，还微微点了一下头。那笑容、那目光是那么的亲切、和蔼，令我终生难忘。

座谈会结束后，福建省残联领导邀请省领导和大家合影留念。我清晰地记得，那时一直想走上前，对习校长说“感谢学校当年破格录取了我，给了我无比珍贵的大学生活，让我获得新的生命”。但由于年轻、羞涩，加之领导都在交谈着，我一直躲在后面不敢前行，错过了当面表达的机会。不过，二十多年来，我把这句感激的话一直深埋心中，化作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化作了对工作的担当，化作了对残疾人事业的奉献，化作了对母校和习校长永远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