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毛主席已是耄耋之年，而对于身后之事自然也就多了几分担忧。在与邓小平的一次攀谈之间，他也询问起了军队的问题。
彼时的解放军内部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国际局势的紧张——包括不限于抗美援朝战争、中苏关系恶化、对印自卫反击战等，这些也导致了各大军区的负责人鲜有调动。而这就难免导致形成关系网，司令员独霸一方，尾大不掉，工作上更是缺乏创造性，遑论还有特殊时期的原因导致缺乏训练。
怎么办？
邓小平何等人物，自然也是心知肚明。面对毛主席的询问，他将面前的茶杯与毛主席的茶杯进行了对换，言外之意不言而喻。
很快年底的会议上，入京开会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就突然接到了调任的军令，并且被中央要求10天内完成交接。
而在调任的八大司令员之中，福州军区司令员和兰州军区司令员被安排对调。是以原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担任司令员。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韩先楚在开展工作期间旋即和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发生了很大矛盾，这也导致北京方面只好派人协调。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坦白讲对于从东南对台前线调任西北，韩先楚无疑是有意见的。为此，毛主席甚至还亲自劝说韩先楚。
韩先楚也到底是一员良将，明白其中道理，而就在赴任兰州之后，他也迅速的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这也让他很快发现了兰州军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一如个别步兵营、步兵连训练上消息备怠，态度敷衍，考核问题重重；又如部队饮用水水质比较差，达不到国家标准；还有就是受累于时势，政治运动过于频繁导致一些人主次不分，本质工作不管，却把心思放在了批斗与革命上。
韩先楚认为这些问题十分严重，必须尽快改变。虽然兰州军区在西北地区，但这些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于是韩先楚决定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大整改，严抓作风和纪律。但时任兰州军区政委的冼恒汉将军却认为此事值得商榷，至少不能完全按照韩先楚的想法去办，否则会出问题。
冼恒汉政委是开国中将，也是一位老革命。1911年出生的他，18岁就参加了白色起义，20岁入党。
随后他历任湘赣独立第三师连指导员、51团政委等职务。抗日战争期间，历任120师教导团担任政委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西北野战军一纵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第一野战军第1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长期留在西北工作，主持了剿匪行动，稳定了西北的局势，因此他在兰州军区威望很高，可以说是大西北部队里的“常青树”。
相较于韩先楚的从严治军，他认为部队应该松弛有度，适当即可。
围绕供水问题，他则直言西北地区长期干旱少雨，不像福州的水资源那么充足，西北的水质一直比较差是现实问题，也不太可能达到国家标准。
至于会议和批斗活动太多，导致日常作训减少的问题，则和北方的政治环境有关，是没有办法的事。
司令员与政委的矛盾，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贯穿了我党武装反抗的几十年。
最后因为意见相左韩先楚与冼恒汉之间也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为此冼恒汉为了顾全大局，决定主动申请调离兰州军区，将兰州军区的军政大权全交给韩先楚一人裁决。
而中央军委得知后，认为必须出面协调，于是派遣总政部副主任徐立清将军到兰州军区，同两人进行沟通。最终在徐立清的努力下，双方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既加强兰州军区的战备，也能兼顾当地的客观困难情况，冼恒汉也留在兰州军区继续担任政委，没有离开。
其实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提出不同意见才能避免错误。及时解决问题，如果真的没人敢提意见了，反而真的要出大问题。
1977年6月，冼恒汉将军被中共中央免去职务，1981年特赦恢复自由，1985年离职修养，1991年去世。
至于韩先楚将军，则直至1980年才因身体原因离开兰州军区，1986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