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与融合促使宋代瓷业大发展
——浅析市场经济视角下的宋瓷
摘 要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朝代，宋代的陶瓷业也是非常的兴旺发达，涌现出了“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和八大民窑系，取得了至今还为人称道、为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本文试着从市场经济的视角下，浅析宋代瓷业在皇室贡瓷和官窑之间、民窑与民窑之间的相互竞争、模仿、超越和兼并及衰退等多形式的关系，从而得出正是这种大环境下的竞争与融合促使了宋代陶瓷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形成的论断。
关键词：宋代经济，官窑，民窑，竞争，融合
目 录
一、宋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二、宋代陶瓷业的兴起和发展
三、宋代五大名窑及八大民窑系概述
四、宋代陶瓷业各民窑系之间的竞争和融合
五、结论与展望
引言：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经东汉至三国两晋南北代再由隋代的统一及过渡，到唐五代时期，迎来了中国古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逐渐形成了北方以邢窑窑系为主的青、白色瓷窑群和南方以越窑窑系为主的青、黑色瓷窑群，出现了“南青北白”的局面，
北方白瓷窑系在向南方青瓷窑系的传统优势地位发起挑战的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地区窑口的发展，如南方浙江的瓯窑和婺州窑，湖南的长沙窑、岳州窑，福建的同安窑、将乐窑，江西的洪州窑、四川的邛崃窑等，北方则同时有河北的邢窑、曲阳窑、井陉窑，河南的巩县窑、安徽的寿州窑、陕西铜川的耀州窑等，
在陶瓷釉色品种上，除了占大部分青釉和白釉以外，还有黑釉、黄釉、三彩釉、花釉、胶胎绞釉等新品种出现，颇有“百花齐放”的趋势，这都为宋代瓷器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从公元907年唐代灭亡到公元979年北汉灭亡期间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动乱局势，促进了南北方各地区各窑系窑口之间制瓷匠人和工人的流动，客观上来讲，也为宋代时期的瓷器产销业的繁荣昌盛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一、宋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一）、宋代的建立、统一与稳定
1、宋代的和平建国与统一
宋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朝代，它的朝代和政权的更替并没有经历过战乱，而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开创。建隆元年(960年)正月，赵匡胤被“黄袍加身”，从后周恭帝手中接管了政权。改国号为宋，是为宋太祖，仍都开封，史称北宋。
宋没有遭遇过像历史上大多数的政权和朝代更替的战乱过程，一场战乱的避免，保留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等，对宋代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初，中原地区和南方基本统一，五代十国以来分立的局面正式宣告结束，至此宋代基本完成了历史意义上的全国统一大业。
宋太祖赵匡胤画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北宋早期的政治改革和社会稳定
北宋时期统治者建国及统一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逐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和政策。把政治、军事和财政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具体包括职官、军事、科学、法律、科举、经济、财政、税收等方面。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加强了朝廷的中央集权、基本上消除了藩镇叛乱的隐患，更大程度上保证了国家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为发展社会经济、提高生产力及创造更多的财政税收等提供了先决条件和有利保障。
（二）、宋代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形成
宋代经济的发展概述：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曾指出:“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多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１]”历史教授杨渭生先生也认为:“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是座顶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领先地位”，宋代经济的发展概述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生产的发展：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推广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提高了灌溉效率，水稻的种植非常普遍。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２]，如在1956年4月间，苏北治淮文物工作組在扬州东北六公里的凤凰河工地发现了四件宋代的铁农具。其中一件是铁犁铧长29.8、宽22.7、厚0.8厘米，土锈很重，刃边均钢质，有光泽，背面有安装犁柄的痕迹。
一件是四齿铁粑，长17.8、两端齿距18.1厘米，手柄处还算完整。另两件是铁锄，大小各一，大的一件长18.3、刃宽19.1厘米，小的一件长15、刃宽13厘米左右，均比較完整[３]。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及四川诸路，茶园十分普遍。仅在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输送政府专卖机构的茶叶，每年就达一千四五百万斤。茶叶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是国内外市场上的重要商品。
四川雅安毛家山宋墓出土铁农具
2、宋代佃农地位的变化：北宋时期，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逐渐减弱，由于宋代政府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加速，农民不再世代依附于某一地主，于是封建隶属关系也就比较松弛了。佃农社会地位和对土地及地主的依附关系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佃农的人身自由和创造空间，客观上为宋代商品经济如手工业、制瓷业等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3、宋代手工业生产的进步：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其中尤其以制瓷业的成就突出，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
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南宋制瓷业的规模宏大，有的窑址堆积面达二十亩，高二十米。景德镇是著名制瓷中心，产品远销各地。浙江龙泉所产传统青瓷，仍为当时上品。其他如造纸、造船、印刷、制茶以及火器制造等业，也都相当发达。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４]。
4、宋代的商业发展：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 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５]。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宋代商业税首次超过农业税。都城开封有商业行300余个，行业众多，分工细化。
北宋四川地区出现的最早的纸币——交子
5、 宋代的贸易兴盛：由于两宋政府大力奖励海外贸易，在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加上当时造船业的进步，指南针的使用，使海上交通极为便利。北宋时，海外贸易之盛，远远超过前代。早在971年(开宝四年)，就设置市舶司于广州。
以后，北宋政府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秀州的华亭县(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
南宋沉船“南海一号”船舱瓷器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6、手工业工匠身份地位的变化：北宋时期，在官私手工业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变化。私营作坊使用雇佣工匠，他们领取钱米作为雇值，雇值多少因不同时期、不同部门而异。官营作坊役使的工匠，有从军队调来仍隶名军籍的军匠，也有从民间雇募来的和雇匠。
此外还有一种当行差充的工匠，称"当行"或"鳞差"，这种当行工匠在北宋只作为辅助之用，他们和唐代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无偿服役，而是付给一定的“雇值”。有的生产部门如铸钱作坊，还出现了类似计件给雇值的方式。这些情况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缚已经有所松弛，商品化和市场化的体现和趋势明显[６]。
（三）宋代户口的激增和城市、市镇的发展
1、宋代的人口数量：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为突出的一个朝代，南方生产繁盛，农业、手工业以及科学技术都居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粮食生产的发达，就成为了大量人口出现的物质基础。北宋至徽宗年间，全国人口达到8100万，都城开封人口超过100万，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另外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还有洛阳、杭州、扬州、成都、广州、福州、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
2、宋代城市和市镇的发展：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和“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东京汴梁作为北宋都城是最繁华的城市，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汴梁城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唐代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小城镇和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
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繁荣。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７]。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
宋 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二、宋代陶瓷业的兴起和发展
承上所述，宋代时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激增和城市、市镇的形成以及海外贸易的兴盛，同时宋代政府鼓励人民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这不仅促进了宋代商品贸易的发展，也给宋代的商业化道路提供了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着整个宋代走入繁荣时期。
这些因素都客观上促进了宋代制瓷业的发展，而宋代陶瓷业兴起的更直接原因则是由于人口的激增和陶瓷商品相对其他替代材料的自身优越性导致的对陶瓷商品需求的供不应求。宋代初期，陶瓷窑址的设立一般原则都是以临近当时的大城市为主，如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洛阳，南宋时期的临安、扬州、苏州，沿海地区的福州、泉州、广州等，这些城市与集镇既是陶瓷制品的消化市场，也是瓷器贸易流通的集散地[８]。
宋代中后期随着国内和外贸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各地区各窑系窑场之间的相互竞争和融合，延伸出数量更多、规模不一、分布更广泛的各类制瓷窑口。两宋时期，瓷业之“窑口”达到昌盛阶段。如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之《中国陶瓷史》说：1949年以来，陶瓷考古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分布于我国170多个县市，其中分布有宋窑的就有130多县，占总数的近80%[９]。两宋时期陶瓷业的兴起和发展，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促进因素和表现形式。
宋辽时期窑系分布图
1、两宋时期皇室、官宦和士大夫等权贵阶层的祭祀、礼仪、生活用瓷需求对制瓷业的促进作用，后文将有详细阐述。2、两宋时期高度繁荣的社会文化自上而下的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深层影响，也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
如宋徽宗时期对于道教信仰的追求延伸到对皇室用瓷的审美标准并由此引发的自上而下的仿效。还有其他文化形式如绘画、诗词等文学形式在瓷器纹饰装饰内容中的广泛应用，如磁州窑瓷器的各类绘画诗词等。
3、基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瓷器的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所引发的竞争与融合、模仿与超越、探索与创新等前提下的制瓷业自身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如各窑口不断的探索新的产品品种、装饰工艺、釉料种类以及改进窑炉结构、烧窑燃料、烧制方法等，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规模和销售规模等。
我们熟知的有河北的磁州窑采用煤炭代替柴禾作为烧瓷原料，提高了窑炉温度，定窑开创性的创造了“芒口覆烧”的叠烧工艺等，就大大节约了窑炉空间、提高了产品出品率。南方各窑口则广泛使用“龙窑”烧制，大的龙窑长达五六十米，一窑可以烧制几千上万件瓷器。
南平市水吉镇宋代建阳窑龙窑遗址
三、宋代五大名窑及八大民窑系概述
（一）、宋代五大名窑概述
在两宋时期的皇室统治从公元960到1279年的319年时间里，皇室用瓷似乎从未间断过，自唐代至元代，皇室用瓷多为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历代皇室统治阶级使用，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
北宋时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年--983年)，泒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两宋时期的皇室贡瓷体系，后人多认为与两宋时期的“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有密切联系，类似我们从相关的史料也能查到有关记载，如南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道:“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油（釉），唯供御捡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
同时期的叶寘在《坦斋笔衡》中也有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烧青瓷，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还有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也有体现:“古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瓷。”目前的古陶瓷学术界普遍的观点还是承袭旧制，多数认为“宋代五大名窑”中依然是“汝窑为魁”。汝窑是兴盛于北宋的民间窑场。
宋 汝窑天青釉弦纹樽 故宫博物院藏
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的一个民间窑场，因在宋徽宗期间曾作为皇室贡瓷而闻名。定窑则是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的一处民间窑场，北宋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制瓷技术有许多创造和进步。北宋中后期，定窑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被宋代政府选为宫廷用瓷，使其身价大增，产品风靡一时。
钧窑和哥窑则分别是在北宋和南宋时期也曾被选为皇室贡瓷。汝窑、定窑、哥窑和钧窑从性质上讲，都是属于“官监民烧”的贡瓷体系，而官窑则是皇室直接设立和控制的窑场。关于官窑 ，最重要也最常被学者们引述的文献材料是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所引南宋人叶寘《坦斋笔衡》的记载，录文如下:
“宋叶寘《坦斋笔衡》云 ……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
《负暄杂录》与《坦斋笔衡》所说大致相同 , 只是改称“袭徽宗遗制” ,而关于时代则记为 “宣政间”[１０]。从这两条有关宋代的文献中我们知道 , 宋代曾先后建有三处官窑 ,即北宋官窑、南宋先建的修内司官窑和后建的郊坛下官窑。
南宋官窑 郊坛下官窑遗址龙窑
（二）、宋代八大民窑系概述
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知名窑口在当时对整个社会的陶瓷产销业有了极大的拉动和促进作用，这与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风气是分不开的。宋代自北宋初期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和“文人治国”的政治体制制度以来，皇室体系就成为了整个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核心，皇室对贡瓷的审美取向则将自上而下的影响到整个陶瓷产业链，对提供贡瓷的窑口的影响力就由此产生并极度扩大。
因此“汝官、哥、钧、定”五大知名窑口中除官窑以为的四大民窑，在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销售市场的同时，其他周边窑口也都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争相模仿和超越，生产出具有和“贡瓷”同类特征的瓷器产品以供应市场满足需求。
陶瓷生产作为产量巨大的手工业生产系统，它因胎土、釉色、造型、工艺、装饰等差异而逐渐形成的产地特色，俗称“窑口”。从唐代开始，在文献中开始出现“越窑”“邢窑”等窑口名称，而同样具备相似特征和内在关联性的多个不同地域瓷业，则称之为“窑系”，
宋瓷主体可分为八大窑系：分别为北方的定窑系、耀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的龙泉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饶州窑系）、建窑窑系、吉州窑系以及涉及南北宋的官窑系。在八大窑系中，相关窑口至少有数百个以上。两宋时代，不仅窑口众多，而且名窑辈出，各擅其能[１１]。
宋 磁州窑白地黑花花卉纹梅瓶 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陶瓷业八大民窑瓷系中的不同窑系甚至同一窑系的不同窑口，都发育出自己相对独特的工艺体系，这也客观的反映出了每个窑系窑口在应对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出来的兼蓄并进、融汇创新机制，具体表现在诸如印花、刻花、划花、塑花、嵌花、绞花、镂花、绘花，在书法、绘画、诗词、印章、铭刻及釉装饰等各方面都创造出至高的水平。
并且宋瓷在功能造型上也已经驾轻驭熟，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系列，大致可分日用系、茶饮系、宗教系、观赏系、文房系、玩赏系、礼仪系、丧葬系等，每个功能系的具体造型及其装饰图案和技法又是千姿百态，花样翻新，极具匠心。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造型塑造能力面前，瓷器全面进入了人们的创作、生活、信仰、审美、典仪、交友、风俗、经济诸领域，是中华文明在两宋时代进入高峰期的又一实证[１２]。
前人总结说汝窑施釉润如堆脂，定窑印花工整严谨，邢窑着色淡雅素静，钧窑色变灿烂如云，耀窑刻花犀利潇洒，磁窑黑白对比鲜明，湖田窑釉碧如天水，越窑色如千峰揽翠，龙泉独擅青梅滴翠，哥窑断纹曲折奇丽，建窑黑彩变幻莫测，契丹瓷追求民族造型，西夏瓷讲求厚实朴茂，女真瓷追慕宋人风韵等等。
其实，宋代几乎各个窑系或窑口的实际工艺内容比今人所总结者要丰富百倍，难以摹状，她犹如两宋时期的书画词章一般美不胜收，展现了中国不同地域的民众各具风情和特色的文化创造力、审美力和文化表现力，是中华文明大格局内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与多样性文化能够彼此互动滋养但又坚守各自特色持续发展的生动写照[１３]。
宋 哥窑葵花洗 故宫博物院藏
四、宋代陶瓷业各民窑系之间的竞争和融合
（一）、北方瓷窑系之间的竞争与融合关系
宋代八大民窑瓷系中，位于长江以北的瓷窑系分别有耀州窑系、定窑系、钧窑系和磁州窑系，以下分别从各个窑系予以阐述。
1、耀州窑及耀州窑系诸窑：耀州窑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在内。创烧于唐代，兼烧黑釉、青釉、白釉瓷器。五代未迄宋初受浙江余姚越窑的影响创烧刻花青瓷，故耀窑青瓷有“越器”之称，刻花以犀利洒脱闻名，除刻花外兼烧印花青瓷。
耀州窑产品以民用为主，由于具有独特地方风格，产品质量在北方民用青瓷之中，属于上乘。曾被地方官吏所选中，以常年例贡形式，烧造贡瓷供北宋宫廷使用。宋代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卷三有：“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中也有关于耀州贡瓷的记载。两书所记耀州窑贡瓷的时间是在神宗元丰（1078-1085年）到徽宗崇宁（1102-1106年）之间的三十年[１４]。
正因为耀州窑生产的瓷器产品质量上乘、刻花精美得到北宋皇室青睐，树立了北方青瓷的标杆和榜样，但同时期的南方越窑系青瓷产品远不能补充和满足北方市场因耀州窑贡瓷影响所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周边窑口的就近仿烧就成了必然，这也是当时的市场经济由于市场需求关系导致的必然结果。
据相关古陶瓷研究专家如故宫博物院的冯先铭等的考证，北宋中期或稍晚时期，仿烧耀窑青瓷的有窑口有河南省境内的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钧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广东省内的广州西村窑和广西省内的的永福窑等，形成了一个与越窑面貌、风格相似但又明显有别的北方青瓷窑系[１５]。
同时耀州窑青瓷器也参与了两宋时期繁荣的海上贸易，大量的耀州窑青瓷精品随海上贸易外销到海外国家和地区，同样也可能是由于耀州窑深处北方内陆、外销成本高昂、运输不便等市场成本因素，这或是导致拥有近海和贸易港口之先天便利条件的广州西村窑与广西永福窑大量仿烧耀窑青瓷风格同类瓷器并广泛满足于海外贸易需求的直接原因。
广州是宋代重要商港，当时在这里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进出口有关事宜，丝、茶、瓷是对外输出重要商品。宋代著名的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瓷器都经过这里转运往东南亚、西亚、东非地区。在这些地区不少国家的古城遗址和海岸港口地带，出土不少我国宋代瓷器。
宋 耀州窑青釉人形执壶 故宫博物院藏
宋时耀州窑瓷器的影响非常广泛，尤其是当时的瓷业大省河南省境内就有多家不同窑口仿烧。河南省的临汝县窑场宋时烧瓷分两部分：一部分烧宫廷用瓷，就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汝窑；一部分烧民间用瓷，为便于区别，今称为临汝窑。临汝县共发现窑址十一处，其中烧耀州窑系印花刻花青瓷的有三处，其余八处烧钧窑系青瓷[１６]。
其他仿烧窑口还有位于今河南省宜阳县的宜阳窑、今河南省宝丰县的宝丰窑、今河南省新安县的城关窑、今河南省禹州的钧台窑、今河南省内乡县的大窑店窑（宋时称邓窑）等，由此可见，在两宋时期，在高度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对外贸易的拉动下，民间的制瓷业表现的非常活跃，耀州窑系各窑口互相模仿、彼此借鉴、创新超越，窑口之间的制瓷工匠、制釉技师和绘画、刻花等技术工人之间的交流和流动频繁，制瓷的生产和工艺不断得到改进和提高，
如耀州窑系各窑口大部分都是早期的精美手工刻花装饰发展到中后期的大批量的精美陶模印花装饰，印花工艺的使用和推广，极大的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既保证了产品精美的质量又提高了产品的性价比和市场的销售竞争力。这都是各窑口之间相互竞争相互融合吸收的结果，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市场经济规律中的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
宋 汝窑天青釉瓷盘 故宫博物院藏
2、定窑及定窑系诸窑：定窑是宋代名窑之一，宋人笔记屡有称述。定窑始烧于唐，它烧白瓷是受临近的邢窑影响，当时邢窑盛名满天下，定窑及其他瓷窑相继仿烧是很自然的事，但后来定盛而邢衰，至宋时人们只知有定而不知有邢了。而定窑系诸窑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工整雅素的印花定窑瓷器确是陶瓷艺术中的珍品。
定窑在北宋时期也曾因为出色的产品质量和装饰工艺被皇室选用作为贡瓷进贡给皇室使用，因此定窑系精美白瓷器在当时也被广为追捧和使用，关于这点，我们从南宋人叶寘的《垣斋笔衡》所云“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
可以看出，宋代皇室是从一开始使用定窑到继而转向使用汝州青瓷窑系产品。其他从考古发掘出土及传世的定窑白瓷有关如“尚食局”、“尚药局”、“官”、“奉华”等刻款现象，也足以佐证定窑曾作为贡瓷的论断。
北宋 定窑白釉莲纹金装长颈瓶 1969年定州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
宋代定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定窑及类定窑系诸窑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瓷器的装饰技法及装饰风格和开创性的“覆烧”烧制方法上面。定窑系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与印花三种，划花装饰南北方瓷窑大都采用，是宋代早期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
北宋早期，定窑和耀州窑首先吸取了越窑系的浮雕刻花技术。刻花装饰兴起之后，又盛行刻花与篦划纹结合的装饰。而定窑系的印花装饰则是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后期，纹饰多在盘碗的里部。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密而不乱。这些都是它的特点。定窑印花瓷器在宋代印花白瓷中最有代表性，对南北瓷窑均有较大的影响。定窑除以白瓷驰名之外，还烧黑釉、酱釉和绿釉器。
宋 定窑白釉莲纹金装长颈瓶 定州博物馆藏
覆烧是宋代制瓷业烧制瓷器的装烧方法之一，是把盘碗之类器皿反过来烧，因此称为覆烧，是河北曲阳定窑首先创造的。这种烧法对北方及江南地区青白瓷窑有很大影响。在使用覆烧法以前，定窑使用匣钵装烧，即一件匣钵装烧一件器物；改用覆烧方法后，用多层垫圈组合的匣钵取代普通匣钵，每一垫圈的高度只占普通匣钵高度的五分之一，因此用同样的窑炉，耗用同样的燃料，烧一次窑比用普通匣钵产量为高，大大的节约了窑位、提高了产品的生产率。
定窑作为当时北方河北地区规模甚大的民窑窑场，“覆烧”方式的创造，使得窑场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同时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也跟着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定窑的大宗产品如盘碗碟等日用器皿的产量更是大为增加。在相对固定的烧制成本下，生产数量的增加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则意味着单位成本的降低，同时也意味着市场销售价格的降低和同类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瓷业贩售商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行为中，总是青睐于性价比高且价廉物美的商品，因此在市场销售中处于竞争劣势的周边瓷窑则积极的学习和吸收定窑白瓷的优越之处，改善和提高烧制工艺以提高产量和降低成本、扩大销售。这就是覆烧方法为什么能够得到普遍推广的主要原因。南宋时期，江西景德镇窑及其周边地区的几十家以烧制青白瓷为主的窑口，皆普遍采用定窑首创的覆烧法生产大量的盘碗碟杯盏等日用器皿，即我们现今所称的“南定”青白瓷器。
定窑支圈覆烧法
定窑系白瓷其他同类诸窑口还有山西的平定窑，平定窑地距离河北的邢窑、定窑较近，也以烧制白瓷为主，造型、胎釉及装饰技法烧制工艺等有很多共同之处。山西境内另外还有盂县窑、阳城窑、霍州窑、介休窑，其中又以介休窑的烧制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介休窑创烧于北宋初期，历金、元、明、清数代，烧瓷达近千年之久,在北方瓷窑中是比较少见的。
介休窑除烧白瓷为主外还兼烧黑釉、褐釉及白釉下褐彩瓷，装饰有印花、刻花、釉下彩绘和镂雕等多种技法[１７]。宋金时期，河北省范围内受定窑影响以烧白瓷为主的窑口还有临城窑、井陉窑、龙泉务窑及隆化窑和磁州窑，河南省地区则有当阳裕窑、登封窑等，这些窑口烧制的白瓷，显然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受了定窑的影响，包括胎、釉和装饰工艺技法等，都能看到明显的定窑白瓷的风格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纳入一个相似特征的定窑系予以探讨。
3、钧窑及钧窑系诸窑：钧窑作为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有着其不同于其他窑系的独特之处。钧窑的窑址在今天的河南省禹州市，窑址遍及县内各地，已经发现的大小窑址达一百多处，历来为中原地区重要的产瓷区。
而禹州城内的古钧台所发现的宋代窑址出土标本足以证明古钧台窑址就是北宋晚期烧制官窑宫廷用器的瓷窑，烧制的钧瓷产品全部为宫廷陈设用瓷，技艺精湛，质量上乘。钧窑和前文所述的耀州窑、定窑一样，都具有官监民烧的“贡瓷官窑”性质的时代背景，因此钧窑在北宋晚期是其鼎盛时期，现今的古陶瓷学术界大多认为宋代的钧窑很可能来源于唐代时期的“鲁山窑花瓷”，钧窑瓷器在北宋初期就已蓓蕾初放，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爱。
尤其在北宋中晚期，钧瓷铜红釉稳定、成熟的烧成及其复杂的窑变机理，形成钧瓷红紫相映、绚丽多姿、窑变神奇、艳丽绝伦的艺术风格，一别与当时流行单调的青色和白色、黑色等单色釉品类瓷器，开创性的创造出五彩斑斓、色彩艳丽的多彩色釉瓷器，为其它窑口的产品所不及[１８]。
这也是钧窑在北宋晚期被朝廷选用作为贡瓷官窑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在宋代的中央集权制统治的社会背景下，皇室对钧窑瓷器的认可和选用，则是直接推动钧窑瓷器在民间广为流行和导致钧窑窑系形成的直接原因之一。而另外的原因则可能与钧窑瓷器自身的特点和优越性相关。
钧窑瓷器成功的关键在于其打破了北宋以来延续上百年的强调“素雅、内敛、极简”和崇尚自然的审美取向的束缚和限制，用其红黄蓝白绿紫等五彩斑斓的窑变釉色展示出一个活泼开朗、丰富多彩的彩瓷世界，也将宋人的审美取向带入了一个多彩的境界之中，这种标新立异的装饰工艺瓷器一经皇室青睐后就迅速的被自上而下的各阶层人民喜欢和购买。
市场销售的火爆以及瓷器贩卖商人的积极参与和推动，直接导致了社会上对钧窑瓷器的巨大需求，市场的供不应求直接刺激和拉动了周边各地窑场参与竞争的积极性，导致各地窑口争相效仿和力求超越，从而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钧窑瓷诸窑系。
宋 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托 故宫博物院藏
钧窑系的逐渐形成，相对与上文所述的耀州窑及定窑系的形成要晚，但其延续时间却比耀州窑系和定窑要长，且影响面更为宽广深厚。自北宋晚期至金代及南宋时期，今河南省范围内的临汝、郏县、宝丰、河南西部的新安、宜阳，河南北部的辉县、淇县、鹤壁、林县、安阳，还有河北省的磁县、山西省的浑源县、内蒙古的包头以及浙江省的金华也都发现了北宋至金代时期的钧窑窑址，其中以河南新安县发现的窑址最多，超过了一百多处。钧窑系瓷窑的产品未见在长江以南地区的宋金时期墓葬出土，表明宋金时期钧窑瓷系的主要流通区域还是在北方地区。
宋金时期钧窑窑口分布图
钧窑系各窑口之间的竞争与融合关系，表现在产品上，则主要是体现在瓷器器形、品种和釉色表现力方面的竞争，因钧窑瓷器主要是依靠釉面的色彩表现力取胜，且钧窑瓷器多数使用的是乳浊型的石灰釉，釉面肥厚，高温下会有垂流现象，釉面的遮盖力强，因此多数钧窑系窑口不太注重瓷器胎质的选用和提炼，多数窑口钧瓷的胎质粗糙、淘洗不精，有得甚至还接近陶土，尤其是到了元代，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增大，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元代时期的民窑钧瓷产品，盘碗碟罐杯盏等日用器物多数外底露胎，施釉不到底，胎体笨重、品质粗俗。实际也能反映出到元代时期随着钧窑瓷器的日益普及，市场的销售价格和销售利润也在急剧下降，钧瓷的市场地位和市场竞争力降低，各地窑厂为降低成本而往往忽略对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也是市场经济规则在商品生产规律中的客观反映。
4、磁州窑及磁州窑系诸窑：磁州窑系是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这个窑系的相关窑场广泛分布于今河南省、河北省、山西三省，而以河南为多。如果说耀州窑及“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五大名窑是因为有了皇室的青睐而师出有名的话，则磁州窑则是完全土生土长的民间窑系。不难想象，在宋时瓷窑林立、名窑辈出的瓷业产销大环境中，磁州窑系在不但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支撑并且还是被当时的皇室统治者及士大夫阶层所摒弃，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兼容并蓄、融汇创新而开拓出一片市场出来。磁州窑主要是以生产销售面向宋时广大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用瓷类产品，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产品审美个性率真、形式繁多、纹饰热烈、装饰多样、风格不羁，因与当时宋时统治阶层所推崇的清净自然的审美情趣极为反差，而被当时的统治阶层所鄙视和摈弃，宋代的文献资料中也鲜有记载。磁州窑系瓷器的显著特征是其白釉画花、剔刻花、印花及釉下彩绘、珍珠地划花等多种装饰工艺结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磁州窑系各窑场非常善于学习、借鉴和吸收其他窑系的特长之处，如学习借鉴耀州窑的剔刻花和印花工艺、定窑的白瓷生产和覆烧工艺、钧窑的窑变釉装饰工艺等，都有在磁州窑系各窑口中仿烧生产，同时磁州窑系又充分发挥出自己独特的一面，一方面，磁州窑大量使用化妆土工艺遮盖胎质缺陷提高釉面白度，并改善燃料，用煤炭代替柴木烧窑，提高了窑炉温度。另一方面，磁州窑还积极探索形成自己风格的特色产品，如宋金时期，磁州窑系生产的瓷枕产品独树一帜，瓷枕产品将器型审美、绘画、书法、民俗谚语、名言警句等贴近百姓生活而又喜闻乐见的素材融入产品设计和制作之中，生产出大量价廉物美的瓷枕产品供应市场。在北方的陶瓷市场中取得了一席之地。更有别于其他窑系的是，磁州窑系各窑场在宋金时期，就有了很强的“品牌意识”，懂得在产品生产中突出自己窑口或作坊的名称，藉以提高顾客对窑口的识别度和美誉度。其中又以瓷枕类产品为多，已经发现的磁州窑枕署有“张家造”、“赵家造”、“张家枕”、“张家大枕”、“王家枕”、“李家枕”、“王氏寿明”等等标记，其中以“张家造”署款最多。
宋 磁州窑白釉黑彩婴系纹枕 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磁州窑产品及装饰风格最贴近百姓生活、反映了民间生活情趣和审美喜好，因此深受平民百姓的喜爱，产品畅销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同时期仿烧的窑口众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河南修武县的当阳裕窑、河南鹤壁的鹤壁集窑、河南禹州的扒村窑、河南登封的曲河窑、登封窑，山西省的介休窑以及江西省的吉州窑，
值的注意的是，在北宋靖康之难之后，北方河北河南地区的瓷业受战乱破坏，磁州窑系的部分瓷窑主及工匠、技术人员等陆续南迁至安徽、浙江及江西一带继续从事瓷业烧制，吉州窑烧制的白地釉下彩绘装饰风格的瓷器，显然是受到了磁州窑系的影响。而吉州窑的釉下彩绘对后期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也有较大的影响，元后期青花瓷器中的蓝地白花画法可以看出借鉴于吉州窑。
宋金 磁州窑瓷枕“张家造”印款拓片
（二）、南方瓷窑系之间的竞争与融合关系
1、景德镇青白瓷窑及诸窑系：江西景德镇窑在两宋时期是重要瓷窑之一，源于景德镇先天优越的制瓷条件，景德镇境内有着大量优质的制瓷原料高岭土以及充足的森林植被供应烧瓷燃料，另外环绕景德镇的水系也提供了便捷的水上交通运输条件。
北宋至南宋时期，景德镇未受北方战事影响，靖康之难以后，随着宋皇室的南迁，北方大量的官宦权贵、士大夫阶层及豪强地主富商达贵等也随之南迁，给以南宋都城临安为中心的南宋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因素。
北宋晚期，北方窑业受战争影响，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一些北方窑业内的窑场主、工艺匠人和技术人员等也陆续南迁进而大量涌入景德镇，带来了充足的资本、技术、创新力和劳动力资源，客观上促进了景德镇窑制瓷业的进一步发展。
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8年)，宋真宗赐年号“景德”赐予了这个小镇，从此它的声名大噪。景德镇青白瓷的出现，可以说是景德镇“弃仿创新”的结果。这里出产的青白釉瓷(影青瓷)，为全国诸多青白瓷之魁。
宋 景德镇窑青白釉倒流壶 故宫博物院藏
景德镇窑系主要以产销青白瓷为主，青白瓷是宋代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素有“假玉器”和“佳者莹、缜如玉”的美誉。青白瓷的釉色介于微青与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泛青，因此称之为青白瓷，一般又习惯称之为“影青”瓷。
青白瓷的胎质大多采用景德镇的优质高岭土原料精细提炼而成，出产的青白瓷产品胎质轻薄透光、声音清脆、釉色莹润，抚之轻巧雅致，观之晶莹剔透，相对与北方窑业所产的青瓷、白瓷及深色釉瓷器产品的胎体厚重、器型笨拙粗俗等缺点，景德镇窑系所出产的青白瓷产品凭借其产品自身的优越性，迅速赢得了市场中大部分富农、小地主、商人及大中小城市居民消费群体的认可和喜爱。
两宋时期景德镇窑系出产的青白瓷销售范围非常广泛，历年来考古发掘宋墓中出土有青白瓷数量较多的有江西、江苏、辽宁三省，此外还有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陕西、四川、吉林、内蒙等地区都有出土，可以看出，有些地区距离景德镇路途非常遥远，但青白瓷仍能够经过长途运输到达各地，尤其是近些年四川发现的宋代窖藏出土的青白瓷很多，也反映出这类青白瓷产品流通到四川地区是非常多的[１９]。
从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推测当时景德镇窑系生产的青白瓷市场销售的宏观场面以及当时人对青白瓷产品的认可程度，也反映出景德镇窑青白瓷器在整个陶瓷产品品类中的市场主导地位以及市场竞争力的高低。
同时，景德镇窑系青白瓷还广泛地参与两宋时期的海外贸易，景德镇因地处江西北部，与浙江、福建等沿海城市相距不远，境内又有发达的昌江水系，对外可通过昌江水系到达鄱阳湖水系再转到广东及福建沿海重要外贸港口，对内也可从鄱阳湖水系转入长江水系及大运河水系输送到北方各主要城市，因此可以推断，景德镇发达便利的水运系统也是推动景德镇窑系青白瓷产品畅销全国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
宋 景德镇窑 青白釉印花蟠螭纹洗 故宫博物院藏
两宋时期景德镇窑业的发达同样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窑口的竞相仿烧及跟进参与到市场销售，相对规模比较大的窑口有江西抚州的白舍窑、江西吉安的永和镇窑、广东潮州的潮安窑、福建的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福建永春窑、福建安溪窑、福建同安窑、将乐窑及南安窑。
福建省除以上窑口外，近些年还陆续在浦城、崇安、政和、光泽、建瓯、建宁、莆田、连江、闽清、闽侯、仙游及漳浦等12个县内发现宋元时期的青白瓷窑址18处。南宋时期的海外贸易也对景德镇窑系的市场竞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南宋时期，对外贸易港口多达二十多个，主要有广州港、泉州港、明州港（今宁波）等，朝廷还在贸易港口增设市舶司，加强海外贸易的管理和规范。
并在市舶司所在的港口，设有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的“番坊”和用于番货交易的“番市”。与南宋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增至60个以上，海上贸易范围从南洋、西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２０]。
进口商品以原材料与初级制品为主，如：香料，烟丝、珠宝等。出口商品则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如：茶叶、丝织品、瓷器等，海外贸易可谓生机勃勃。广东潮州窑、以及福建的德化窑、泉州碗乡窑等窑口所产的青白瓷，则大多以供应海外市场的销售为主，同时，海外进口商品如香料等产品在南宋时期中层社会阶层尤其是妇女消费群体中的应用非常广泛，景德镇窑系随之生产出了各种式样精美的香料盒、熏香炉等产品配合香料的使用，取得了很好的市场销售效果。
宋代海上贸易交通路线图
景德镇窑系各窑口之间的竞争与融合关系，则主要侧重在南方各地窑口之间的互相联系，与北方的磁州窑系不同的是，两宋时期在北方窑口中少有仿烧景德镇窑系青白瓷产品非常成功且规模甚大的窑口，究其原因，一则可能是与北方窑口相对不具备景德镇窑的优质陶土原料，亦或是仿烧成本太高、市场不接受等原因。
但景德镇窑系却广泛吸收和融合了北方各大窑系的优秀之处，如北方定窑的印花工艺和覆烧工艺，在景德镇窑系各窑口中被广泛的采用。北方汝窑、官窑系青瓷窑口的一些精美器型和釉色，在北宋时期的景德镇窑系中也都有吸收应用。
景德镇窑系各窑口在销售市场方面的竞争之中，景德镇窑处于明显的主导地位，大量供应国内市场及部分海外市场，广东、福建沿海城市的临近窑口则凭借其性价比高和地域临近港口的优势，大力拓展海外贸易市场，其产品在胎质、釉色及装饰技法和工艺上则基本同景德镇窑的大部分产品类似。
2、龙泉窑及诸窑系：龙泉窑属于南方的青瓷系统，北宋时期，龙泉窑受周边越窑、婺州窑及瓯窑的影响，烧制与三窑特征相似的青瓷。南宋建都临安后，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转移，客观上促进了临近都城临安的龙泉窑的发展，到南宋中后期，除在今龙泉县境内有众多的窑场之外，还有临近的庆元县、遂昌县云和县等，都有众多的龙泉青瓷窑场发现。
在宋代民窑各大窑系中，龙泉窑系兴起是最晚的，但是由于有海外贸易的支持，龙泉窑系也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窑场众多的窑系。据浙江省文管会的调查，在龙泉县境内发现的青瓷窑址有大窑、金村、溪口、梧桐口、小白岸、大白岸等23处，其中以大窑和金村两地窑址最多，质量也最精。南宋时期大窑附近的窑址发展到48处，比北宋时期成倍的增长[２１]。
龙泉窑青瓷在早期主要是借鉴和吸收了越窑、婺窑及瓯窑的工艺特点，在器型装饰和釉色方面都与三窑相似。到南宋中期，龙泉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器型造型淳朴、釉色沉稳青翠，尤其是龙泉窑青瓷中著名的粉青色釉、梅子青色釉的烧制成功，更是创造了我国青瓷工艺的历史高峰。
到南宋晚期龙泉窑系窑业得到大发展，对浙江、江西、福建境内的同类窑业产生了影响，周边窑口也都有仿烧龙泉窑系青瓷风格的产品，从而逐步形成烧制龙泉风格的青瓷窑系，龙泉窑系青瓷产品畅销南北各地，并远销东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
宋 龙泉窑青釉凤耳瓶 故宫博物馆藏
从龙泉窑系诸窑口的竞争与融合关系来看，龙泉窑在北宋早期多受越窑系窑口的影响，到南宋初期，越窑系青瓷窑口开始衰退，龙泉窑系青瓷开始兴起。龙泉窑系青瓷在继承和发扬越窑系青瓷的优势特点之外，还注重吸收北方各大窑系的优秀制瓷工艺，如耀州窑的精美剔刻花工艺和印花工艺、磁州窑系的彩绘工艺在龙泉窑青瓷中也有青釉点褐彩纹的装饰，应用最多的则为刻划花工艺，表现波浪、蕉叶、团花、缠枝花、流云、婴戏等纹样，还有塑贴纹饰。
龙泉窑还同时吸收借鉴了南宋官窑和哥窑的工艺特点，大量仿烧了一些类似南宋官窑和哥窑瓷器，如琮式瓶、贯耳壶、三足弦纹炉等仿商周青铜器型的瓷器，龙泉窑的黑胎仿官窑器仿同时期的南宋官窑产品，惟妙惟肖，很受当时权贵阶层人士的喜爱。龙泉窑仿哥窑瓷器的“金丝铁线”纹也是非常相似，直到至今，许多陶瓷研究学者还不能很清晰的加以区分。
南宋中后期以浙江龙泉为中心的福建、浙江的其他仿烧窑系，则主要是以兼烧和小规模烧制为主，无论是在胎质、釉色和装饰方法及风格方面都极力效仿，但终究不得其要领，少有仿烧的特别精致的产品，大多的是一些胎质粗糙、釉色不正的产品，但可能因其有相应的成本低等优势，也能保持其长时间的持续经营。尤其是到元代，龙泉窑系持续发展，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早期才结束，前后延续了七八百年的烧制历史，足以显示其旺盛的市场生命力。
宋 龙泉窑仿官窑弦纹瓶 故宫博物院藏
3、建阳窑、吉州窑及相关黑瓷窑系：黑釉瓷的生产自唐代以来，南北方各大瓷窑都有生产，产品类型包括盘、碗、碟、罐、瓶、炉、杯盏等生活日用器。到宋代时期，黑釉瓷的烧制则更加普遍，如北方的耀州窑系、磁州窑系、定窑系等窑系的众多窑口都烧制黑釉瓷，尤其是北方的磁州窑系更为广泛，如山西省的介休窑、大同窑、怀仁窑等，山东淄博的淄村窑、河南禹州的扒村窑、河北的磁州窑等。
南方窑系中，则以位于福建南平的建阳窑系和位于江西吉安的吉州窑为代表，生产规模也是最大的两个窑场。宋代时期的建阳窑黑釉瓷，古籍中常称为“乌泥建”、”黑建”、或“紫建”，在日本称为“天目瓷”。其始烧于五代末北宋初，鼎盛时期为南宋时期。黑釉瓷分为青黑釉、灰黑釉、灰白釉等多个种类。
建窑烧制的黑釉瓷产品，摆脱了同时期北方窑系生产的传统的单纯黑色釉阶段，创烧出丰富多彩、变化万千又富有装饰效果的黑釉瓷产品，品种包括兔毫釉、油滴釉、鹧鸪斑、曜变釉、结晶冰花纹釉、芝麻花釉、龟裂纹釉、酱褐釉等由高温窑变产生的自然结晶釉产品，以及黑釉点白斑、黑釉铁锈花、黑釉描金彩等人工绘饰艺术的作品[２２]。
建阳窑的瓷器品类中，茶盏为其大宗，这与当时宋代社会盛行饮茶、斗茶的风尚是分不开的。由于黑釉茶盏利于衬托白色茶末，易于观察茶色而广受时人喜爱，即使是北宋末年的徽宗皇帝赵佶，亦常与臣属斗茶，上行下效，颇具影响。由于黑釉茶盏为斗茶的最佳器具，故黑釉盏的烧制盛极一时，从而促进了宋代黑釉瓷器的普遍发展，以至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瓷窑，包括定窑、磁州窑、耀州窑等名窑均有烧制黑釉瓷，其中建窑生产的黑釉盏最为著名。
宋 建阳窑油滴天目茶盏 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藏
南方窑场中生产黑釉瓷的另一大窑口则是吉州窑，吉州窑也是在宋代时期兴盛的综合性瓷窑口，其中黑釉瓷器是其大宗。近些年考古调查发现的吉州窑宋代遗址24处，即窑岭、茅庵岭、牛牯岭、后背岭、窑门岭、官家塘岭、屋后岭等，以上窑址至今还留有大量的瓷片标本。
吉州窑黑釉瓷是在北宋时期才开始烧造，南宋时期的黑釉瓷有芒口、敛口、卷唇、深腹、外黑内白釉碗、盘、芒口薄唇碟、罐、瓶、注壶、鼎、杯和器盖等。芒口、底足矮内凹为吉州窑黑釉碗、盏最常见的特点，且多施满釉。吉州窑瓷器种类繁多，纹样装饰丰富多彩。
按胎釉可分为青釉、黑釉、乳白釉、白釉彩绘和绿釉、黄釉等类。在装饰技法上采用木叶、玳瑁、洒釉、剪纸、贴花、剔花、印花、彩绘、划花、堆塑和绞胎等，变幻无穷，在瓷器的实用性与艺术性上得到统一。
宋 吉州窑黑釉玳瑁釉罐 故宫博物院藏
有关建阳窑、吉州窑及相关黑瓷窑系的竞争与融合问题。首先，建阳窑的专业性较强，其主要生产品类即为黑釉类各种装饰风格的茶盏及杯、罐、瓶等相关器物，建州窑生产的黑釉茶盏达到当时其他窑口不可企及的高度，深得皇室统治者的认可和喜爱，宋徽宗就曾在其笔记《大观茶论》中以“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赞誉建阳窑生产的黑釉兔毫纹茶盏。
建阳窑黑釉茶盏的成功和知名，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一度引发了南北方各大窑系争相仿烧，但都没能有超越建阳窑黑釉瓷盏的窑口出现。吉州窑应该也是顺应这种市场需求下开始大量烧制黑釉瓷茶盏的，但吉州窑黑釉瓷盏的生产，却在装饰上另劈蹊跷，开创了如树叶纹、玳瑁纹和剪纸贴花纹等特色装饰工艺，从而使得烧制出来的黑釉瓷摆脱了单一黑色的沉闷乏味而增加了很多生活情趣，从而也开辟出了一条特色之路，茶盏产品得到市场的广大认可和接受。
另外吉州窑还同时烧制仿定窑风格的白釉瓷、仿磁州窑风格的白釉彩绘瓷及绿釉、黄釉色系瓷器。吉州窑不仅擅于将北方中原一带各窑口的制瓷工艺融会贯通，还将吉州本地的人文情趣绘于瓷器上，并加以创新，使吉州窑成为中国古代陶瓷中的重要品类，在中国陶瓷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宋 吉州窑黑釉剔花梅瓶 故宫博物馆藏
在两宋时期的对外贸易方面，建阳窑黑釉瓷器的对外交流相对较少，南宋时间因日本的僧侣到浙江及福建一带学习佛法，回国时曾带回一部分建阳窑的黑釉茶盏到日本，如现收藏于日本的“耀变天目茶盏”即为南宋时期传入日本并珍藏至今的日本国宝。
而吉州窑则广泛的参与了两宋时期的海外贸易和对外交流之中，至今，世界各地的很多博物馆和收藏家都藏有吉州窑的名贵产品。1975年，在东京博物馆举办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展览，吉州窑的兔毫斑、鹧鸪斑和玳瑁斑成为传世珍品，日本国珍藏的剪纸贴花盏被誉为国宝。
1976年，在韩国新安海域发现一艘开往朝鲜、日本的中国元代沉船，从沉船中打捞出1.5万余件中国的古陶瓷，不少属吉州窑烧制。韩国中央博物馆陈列的42件吉州窑瓷器被视为稀世珍品。英国博物馆所藏的吉州窑产凤首白瓷瓶堪称瓷中尤物，木叶天目盏则被列为国宝。
宋 建阳窑 耀变天目茶盏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三）、研究南北方瓷窑系竞争与融合的现实意义
承上所述，宋代陶瓷业的辉煌和成功，归功于宋代时期积极开放的商业贸易自由化竞争。除官窑外，名窑遍布全国各地，大小窑口星罗棋布。
以耀州窑、磁州窑、定窑、钧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阳窑及吉州窑等为主的八大窑系著称，竞争和融合在各大窑系内外展开，参与竞争和融合的因素包括生产环节如窑场地域及条件、燃料的改进、窑温的提高、窑炉的改进、制胎技术、制瓷工艺、制釉技术及配方、装饰工艺、工匠人才、烧制工艺，销售环节的包装、运输环节等，
其中熟练掌握制瓷重要环节如釉料配置和烧窑技术的工匠则是竞争与融合关系的核心要素，而这些工匠的流动又将受到诸如战乱、资源枯竭、环境恶劣、更好的工作条件等因素的外在因素影响，北宋战乱及灭亡事件导致的大量窑工南迁就极大的促进的南宋时期南方窑场的发展和繁荣。
皇室控制的官窑如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虽不直接参与市场销售的竞争，但却间接的促进了竞争和融合，官窑选用民窑中最优秀的工匠人才，制造出代表当时制瓷业最高水平的瓷器，为整个民窑体系树立了学习、模仿的标杆。宋代制瓷业以八大窑系为主的竞争与融合的结果，就是新品种和新技术不断得以创新、名瓷和名窑辈出，更为元明清时期的中国古陶瓷发展的又一个高峰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宋 官窑青釉弦纹瓶 故宫博物院藏
深度研究宋代制瓷业之间的竞争与融合，对于我们今天的古陶瓷研究和收藏辨伪及断代，有着非常高的现实意义。
第一、研究其关系，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的认清和研究历史。古陶瓷作为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载体，每一件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信息。
古陶瓷的器型、品类、胎质、釉质、装饰风格、装饰技法、绘画内容等，无不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时代特征、流行风尚、审美情趣、和生活趣味等。如宋代的磁州窑系和吉州窑系瓷器的风格，来源于民间、成熟与民间也并有着根基广阔的民众基础和市场销售空间。
完全不受宋代统治阶层思想的束缚，直接表现市井阶层的喜怒哀乐，自由而奔放、简洁而明了。更有很多瓷器自身带有年款、地点等关键信息的墨书或刻款，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难得可贵的信息资料。
第二、研究其关系，能够让我们更清晰的了解和掌握五大名窑及八大窑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渊源、传承、创新及超越等，更清晰的理解各地区各窑系中各窑口的地域特色，从而研究分析掌握其规律，能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对宋代瓷器进行归类研究和辨伪断代，如我们可以分别从器型的传承关系及横向联系、胎质和釉色的相似特征、装饰工艺和技法的纵向及横向之间的关系来结合分析判断该瓷器的年代、窑口属性，从而做出正确的辨伪断代结论。
第三、研究其关系，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宋代外销瓷的辨伪断代和认识。如前文所述，宋代时期的民间八大窑系之间的竞争与融合，不仅表现在国内市场之间，也同时表现在对外贸易上面。宋代时期大量的各种精美瓷器随着当时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输送到了世界各地。
其中甚至可能就包括我们从没见过的器型样式和装饰工艺等的新新品种新工艺，如当时外国商人特殊定制的一些瓷器品种等。宋瓷的大量外销，还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了海外国家和地区当地的瓷业发展，朝鲜、日本及韩国等东南亚国家的瓷业发展在当时就明显受到宋瓷的影响。如朝鲜的高丽青瓷就和宋代的龙泉系青瓷有很多相类似的特征。
第四、研究其关系，更能增加我们对宋文化的深入研究，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如今，我们的精美宋瓷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大型博物馆，并且都享受着国宝级待遇，这是世界文化对于我们宋文化发展的高度认可，宋瓷的艺术地位和市场价值都被社会推崇到一个极高的地位。有幸身为中国人，沐浴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让我们感到无比的荣光。
12世纪青瓷透雕七宝香炉 韩国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试着从现实的有关宋代古陶瓷收藏、辨伪、断代及估值等行为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出发，把这些问题诸如制作工艺痕迹、装饰特征、窑口归属等放到一个大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即宋代时期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视角下来看待，或许这是一个新颖的角度，但笔者认为对此的深入研究，很能从客观上解释很多宋瓷表面的现象和特征、从而辅助得出辨伪断代的参考和结论。
对此本文先着重分析了宋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即宋代的建立与统一和北宋前期统治者励精图治的各种政策措施等。进一步讨论了宋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些表现如农业的发展及农民地位的变化、手工业的发展进步、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大中小型规模城镇、市集的形成等，这些都是宋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素以及外在表现，同时也是宋代瓷业产销旺盛的前提基础和一种推动、促进的力量。
在此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宋代五大名窑和八大民窑系之间的内在与外在的联系，以及各窑系之间的在市场经济这个大时代背景下，如何的在包括整个制瓷过程中涉及到的各个环节中的相互竞争与相互融合，从而得出正是由于在市场经济这种大环境下，各窑系之间在开放的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中造就出宋瓷的辉煌成就的结论，并在文中阐述了研究宋瓷的竞争与融合关系对于我们的一些现实意义。
出于笔者的水平有限，在论述宋代市场经济及各窑系竞争与融合的深层次问题，还不够专业和透彻，期待能够得到更多的专家老师的指导。同时也希望能有更多对此课题研究有兴趣的专家学者能够更加深入细致的加以论述，以给更多的宋瓷收藏研究及爱好者带来更专业的研究成果。文中疏漏及错误之处，也请各专家老师多多批评指正。
参 考 文 献
（1）、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版，232-283
（2）、漆侠，《宋代经济史》，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年9月版，44、67、218
（3）、漆侠，《宋代经济史》，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年9月版，690-696
（4）、贺云翱，《瓷器中折射出来的宋文化特质》，《大众考古》2016年6月刊，卷首
（5）、霍贺，《浅析宋代的对外贸易》，《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1月，101-103
（6）、王伟，《宋代民窑商品竞市与陶瓷创新》，《美苑》2012年第03期，中国知网
（7）、杨月芳，《宋代瓷器的供给与需求》，云南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8）、黄莜群，《宋代官府窑业制度探析》，华东政法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9）、陈代云，《宋代瓷器制造技术的考古学观察》，《考古学报》2017年第4期
（10）、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375-399
本文选题的初衷来源于本人实际收藏鉴定中的经历和体会，在累积经手过上千件不同窑系窑口的宋瓷后，本人就曾试想是否可以从宋瓷的成本和利润、竞争与融合的市场经济角度来解释宋瓷的各种异同及现象。
在行文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姜敏同志、安徽宣城市文物局副研究员宋黎同志及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熊寰老师等的指点更正，更得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的多次指点与解答，对论文的改进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借论文完成之际，表示由衷的感谢及敬意。
注 释
[１] 、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卷，943
[２] 、《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 》 中华文化信息网，2013-12-14
[３] 、蒋瓒初，《江苏扬州附近出土的铁农具》，《文物》，1959年第一期，
[４] 、漆侠，《宋朝经济史》，下卷
[５] 、漆侠，《宋朝经济史》，下卷
[６]、漆侠，《宋朝经济史》，下卷，
[７]、漆侠，《宋朝经济史》，下卷
[８] 、《中国陶瓷史》，上海硅酸盐学会主编，P228页
[９] 、《瓷器中折射出宋文化的特质》《大众考古》2016年6月刊首
[１０] 、秦大树，《宋代官窑的主要特点——兼谈元代汝州青瓷器》，《文物》2009年第12期
[１１] 10、贺云翱，《瓷器折射出宋文化的特质》，《大众考古》2006年6月刊卷首语
[１２]11 、贺云翱，《瓷器折射出宋文化的特质》，《大众考古》2006年6月刊卷首语
[１３] 12、贺云翱，《瓷器折射出宋文化的特质》，《大众考古》2006年6月刊卷首语
[１４] 13、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1982年9月版，P254页
[１５] 14、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1982年9月版，P251页
[１６] 15、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1982年9月版，P255页
[１７] 16、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1982年9月版，P238页
[１８] 17、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1982年9月版，P261页
[１９] 18、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1982年9月版，P266页
[２０] 19、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1982年9月版，P273页
[２１] 20、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1982年9月版，P274页
[２２] 21、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1982年9月版，P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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