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曾说：“生活中有两个悲剧，一个是你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另一个则是你的欲望得到了满足。”
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我们会变得焦躁不安；当欲望得到满足时，又容易沉迷其中。
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只是程度不同。
今天就来说下这部由英国作家毛姆著作的小说改编的电影——
《面纱》
The Painted Veil
从书籍到电影，对毛姆的时代来说，《面纱》中的英国医生费恩夫妇到中国来，落脚点一定是香港才有吸引力。
毛姆的时代略早于路易斯，但他的天才是一个怀疑论者的天才。路易斯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更前面，毛姆却走在海明威的更后面。
爱情的虚假，人性的荒凉，使一切甜言蜜语都蒙上面纱。《面纱》是毛姆后期企图回归信仰的一次尝试。他把残酷的爱情放入一个霍乱时期。虚荣造就了凯蒂的婚姻，偶像化的浪漫爱情又将她推向情人的床笫。
她的丈夫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不动声色地为偷情的妻子关上门。但有一天忽然摊牌，说要么离婚，要么和我一起去霍乱疫区。
到此为止，这句话就像对婚姻的终审判决。背叛、苦毒，和硬着心肠向深渊的坠落。爱情到此，人生聊胜于无。凯蒂满怀希望去找她的情人，却绝望的回来。
一对「爱比死更冷」的夫妇，像奔赴各自的丧礼一样奔赴那里。谁料想这一人的尽头，却成了拯救的起头。一场霍乱终于拯救了凯蒂的爱情，就像母亲的癌症拯救了路易斯的信仰，二战拯救了欧洲的命运。
费恩从表面看，差不多就是另一位白求恩。一个对生命和婚姻都万般死寂的人，却在修道院中废寝忘食地救助陌生的霍乱病人。这是一种怎样的可能，伟大的背后是怨恨，牺牲的背后是冷漠。
当人说为什么一个行善的「好人」，灵魂却不能因他的善行得救；那么看看费恩吧。我们看见人的行为，唯有至高者察验人的心思。当乡民们将这位外国医生看作救苦救难的菩萨时，费恩每一秒都活在他的地狱里。
凯蒂也感到了他丈夫的伟大和漠然，可她说，「女人不会因为一个男人品德高尚就爱他」。这话机具穿透力，我起初当作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版本，就如我们立志行善，却偏偏爱上了恶。
但我发现凯蒂是对的，原来连爱情也只能「因信称义」。对爱情来是，费恩一丝的内心苦毒就足以摧毁他一切的高尚行为。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好人」，既不能在上帝那里赚得救赎，也不能在妻子那里赢得爱情。
真正为荒凉的婚姻带来拯救的，是那一间乡村的修道院。主持者是一位出身名门的法国修女，令我想起1944年的另一部电影《天国之钥》，格里高利·派克主演一位辛亥革命前后来华传教的苏格兰牧师。电影中那位在浙江乡间度过一生的修女，也出自普鲁士望族。
凯蒂随费恩来到疫区，夹杂着对死亡的恐惧和漠然。当修道院的门向她关上时，她感到更大的荒凉，觉得自己被遗弃在了一个霍乱的世界。原来生命到了一无所有的处境，却还有可能失去的东西。
她决定到修道院做义工，这对痴男怨女的爱情开始出死入生，在对黄皮肤的乡民和孩子们的侍奉中走向了重生，也使这部电影从二流的偷情故事开始攀登。
这一切就像酷爱毛姆的张爱玲在《倾城之恋》末尾的那句话：「到底是这座城市的沦陷，成就了他们的爱情，还是要有这样的爱情，才有这城市的沦陷？」这话太重，让人说不出话来。
上帝的预旨，他从头至尾的作为，人在尘世中不能过分揣度。无知是对我们的试炼，无知也给爱情留下信靠的机会。
有时候，救赎的确是以死亡的面目临到的。等待戈多，也许就是等待一场霍乱。等待死亡，也许就是等待复活。《罗马书》说，「人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什么时候看见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荒漠中就涌出了甘泉。人若不用到某个地步，也能显得完全，那该多好。但我晓得往往人不到那个地步，人就死不认帐。
修女对凯蒂的那一番话，无论在电影还是在小说，都是最点睛的。可惜小说译者大概不懂什么叫「恩典」，把它翻译为「幸福」。修女叫凯蒂回到染上霍乱的丈夫身边，凯蒂喃喃说，对，那是我的责任。
修女笑了，说，手脏了要洗手才是责任。我17岁就恋爱了，爱上了我的神。我的爱那么强烈，50年过去，我有时也感到他忽略我，不听我的祷告。就像老夫妻坐在沙发上，却很少说话，但他们心里知道彼此相爱，我的上帝知道我永远不会离开。修女说，「有一天，当爱和责任汇合在一起时，恩典就与你同在」。
费恩死在了难民营。他知道凯蒂怀上了情人的孩子。临死前他对妻子说，「请饶恕我」。凯蒂哭了，「饶恕你？没有什么要饶恕的」，她在丈夫死前也说出了最后一句话，「请原谅我」。凯蒂请求饶恕的是她的背叛，费恩请求妻子饶恕的，则是他翻腾的苦毒和不动声色的报复。
在一场霍乱之下，费恩的生与死都成为对凯蒂的祝福。我们起初的爱不就是为此吗？所谓「生死相许」，并不是生同衾、死共穴：而是让我的生与死都成为对那个人的祝福吧。
影片开始时，费恩陪凯蒂在花店里，问她喜欢花吗？
她说，看上去有些傻，花费精力照料一些终归要死去的东西。说完这话，费恩开口向她求婚。电影结束前，她带着儿子又回到那一家花店。妈妈问，为什么束花很快就要枯菱，还要买来照料它呢？
孩子说，因为它真的很美。我相信那一刻凯蒂想起了费恩，也想到那一位护理万物的创造者。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但这不再是一种东方式的淡泊，在那种淡泊之中，一旦浓就浓得化不开，一旦恨就此恨绵绵无绝期。
但凯蒂从死亡回到生活，从背叛回到盼望，从虚空看见了美丽。她对孩子说，我想你是对的，我们买下吧。
这句话也是毛姆对自己的盼望。毛姆是一个秘密的同性恋者，他一生陷入对宗教道德观的怨恨。道德若只在律法中，道德的确值得憎恨，道德不过是对你我的诅咒。
但道德若是在恩典里，道德就是爱。自由从来都有两种，一是顺服，一是放纵。不偷情，不是因为诫律，因为我们爱那个人，爱到不能偷情的地步。
这才叫我们有了生死相许的爱情。当死亡将我们分开之前，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足够拿走我们一切怨恨和受伤的回忆，叫作夫妻的彼此成为一体。爱人不在，爱却常存。因为爱情，就是上帝之爱在一对爱人中间的纪念品。
当年，C·S·路易斯怀念他死去的妻子乔伊，经历了无穷苦痛、创伤和再一次对上帝的怨恨之后。他说：
可能我缺乏赞美的恩赐。我把妻子比作一把剑，也比作一座花园。但我赞美，不仅对她，对一切自己喜悦的受造之物，我都应如此赞美：在某种程度上，就其独特性而言，每一种受造之物，都酷似那一位造物之主。我颂赞——从花园到园丁，从宝剑到剑匠，从生命到赐予生命的生之源头，从美物到美化万物的美之本体。
曾有一晚，我参加冉云飞的讲座「唐诗与女性」。夜里回来，想起古人的悼亡之作，心内忧伤，为天下有情伤心之人祈祷。
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纳兰性德的「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两处鸳鸯各处凉」；以及当晚冉兄提到的元《遺悲怀》之二，「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和女诗人李治《八至》，「至近至远东西，至亲至疏夫妻」；以及《浮生六记》里那一对中国文人的爱情典范，沈复与芸娘，可美丽的芸娘死前竟怎样说呢？「致干造物之忌，即有情魔之扰，总因君太多情，妾生薄命耳」。芸娘说完便离世而去。数年后沈复写道：
当此时，孤灯一盏，举目无亲。两手空拳，寸心欲碎。绵绵此恨，曷其有极！
人生如此，情何以堪。爱过恨过的人，要么身在围城，要么披戴面纱。要么死前怨怼，要么身后荒凉。这部电影或者温柔，或者残酷，取决于你将婚姻的盼望，放在哪一种盼望之中。你将罪人的爱情，摆在宇宙中一个什么地方。
我是丈夫，我愿如费恩一样，临死前说，这一生请你饶恕。我是妻子，我愿如乔伊一样，临死前对拉着她手的路易斯说：
我已与神和好，在他的平安当中。你必须放手，让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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