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热点观察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曹筱凡）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通货膨胀是美国选民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控制通胀、降低生活成本成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为拉拢选民必打的政策牌。两党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大谈“通胀解决方案”，频频向选民许诺自己的政策能有效降低生活成本。然而，他们提出的政策主张是否切中了美国高通胀问题的症结、能否切实缓解通胀难题，在美国社会引发广泛质疑。

“像在被迫节食”

居住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乔瓦尼·威廉姆斯一家近年来不断削减开支，不再下馆子，取消了付费有线电视服务。谈及他家两个孩子外出参加篮球比赛的费用，威廉姆斯感慨：“如今，机票、酒店价格飞涨。疫情前，周末车票费用不到40美元，现在要75甚至85美元。”。

在新泽西州纽瓦克的一家“一元店”内，45岁的顾客娅海拉·马丁内斯说，她拼命工作以支付房租、汽车贷款和保险费用，然而物价一涨再涨，她的日子始终过得紧巴巴的。她说，哪怕在“一元店”自己都不敢放手购买食物，“感觉像在被迫节食”。

2月13日，顾客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米尔布雷的一家超市购物。新华社发（李建国摄）

美国通胀有多严重，从下列数字可见一斑：2023年，美国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约为50年前的6倍多，但数十年间美国物价水平已上涨十几倍。《福布斯》杂志调查显示，扣除通胀因素，美国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工资水平并没有提高。

最近几年，受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国通胀形势明显恶化。新冠疫情暴发后，燃料油价格指数在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期间上涨了91%。与拜登政府上任时相比，目前美国4口之家每年在食品杂货上的花销增加了2500美元，房价上涨了近25%，实际工资收入却大幅下降。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和舆观调查公司一项联合民调显示，美国近40%的选民认为，物价、通胀、就业和经济是本次美国总统选举中最重要的议题。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说，虽然美国通胀指数近来有所回落，但民众仍然担心物价将长期处于高位。

“药方”饱受质疑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表示，控制通胀要从加强对食品行业监管入手。她承诺推行防止食品生产和零售企业“价格欺诈”的联邦禁令，加强对大型食品生产商并购和整合的监管。

不过，专家对此普遍质疑，认为美国物价高企的根本原因并非零售商哄抬物价，而是生产供给不足、地缘局势紧张导致供需失调等。

彭博社研究显示，美国厂商近年来提价主要是为了保持利润、应对成本上升和供应链中断。限制企业调价将影响供求关系，对经济运行极其不利。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思·罗戈夫认为，哈里斯政策“失焦”，“哄抬物价”与通胀没有“那么大关系”。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宣称，要缓解通胀，就得压低油价；要压低油价，就要扩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以释放更多产量。分析人士则普遍认为，特朗普的主张只是“空谈”。

这张9月10日在美国费城总统辩论媒体中心拍摄的视频直播画面显示，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右）和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费城参加电视辩论。新华社记者李睿摄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迈克尔·韦伯说：“这基本上就是说说而已，因为美国总统实际上对能源供给没有任何直接控制权。”戈林-罗森瓦伊格联合公司执行合伙人亚当·罗森瓦伊格表示，企业只关注如何将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增产。“挥一下魔杖就能让产量实现增长，没有这么容易的事。”

此外，特朗普还宣称要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让许多美国人担心通胀会进一步加剧。

美国前贸易代表助理威廉·克里斯特表示，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将使服装和玩具等日用品的价格至少上涨10%。加征关税还将使进口零部件成本上升，迫使国内制造商提高产品价格，可能导致美国家庭每年多支出1500至1700美元。

特朗普针对移民的政策也引发担忧。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马克·南斯认为，针对移民的收紧和限制政策只会导致劳动力短缺，推动物价上涨，进而令通胀情况持续恶化。

“空想”逃避问题

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大谈通胀解决方案的同时，却对这些方案所需要的财政投入绝口不提，对美国当前背负的“天量”债务视若无睹。有媒体评价，哈里斯的计划缺乏细节，特朗普的计划脱离现实，双方的主张都不切实际、难以实现。

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两党候选人的“空想”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可能进一步推升美国债务水平，加剧美国财政“寅吃卯粮”的困境。

美国独立研究机构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哈里斯的经济政策可能在10年内给美国增加3.5万亿至8.1万亿美元债务；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可能给美国增加7.5万亿美元债务，最糟糕情形下会增加15.15万亿美元债务。

2023年5月29日，人们经过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国债钟”。“国债钟”是一个大型计数器，它实时更新美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并显示出每个美国家庭所要负担的数额。新华社记者刘亚南摄

两党政治精英沉迷于“作秀”背后，是美国社会财富分配结构近几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1963年，美国最富有家庭的财富是中等收入家庭的36倍；2022年，这一差距变为71倍。《福布斯》杂志报道，2020年以来，美国亿万富翁总财富增长了87.6%，达5.529万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国联邦最低时薪标准自2009年以来一直没有上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其著作《不平等的代价》中指出，美国贫富差距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公共政策的变化使得收入和财富分配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不利于穷人。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高文成）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9月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医疗保障是美国选民第二大关注议题，仅次于经济。然而，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却鲜少触及这一议题。大选之下，“选票至上”的政客们无力解决民众关切，医疗保障成了两党都不敢深谈的“民生热点”。

“看病贵”难承受

美国《纽约时报》曾报道，在美国，住院病人在医院平均开支超过4000美元，相当于其他发达国家住院费的5倍以上。最贵的医院每天收费超过1.25万美元。“许多医院的急诊室都是营利中心，这就是为什么最简单、最古老的手术——伤口缝合——会产生1500美元以上的账单。”

根据美国凯泽家庭基金会和彼得森医疗保健中心联合开展的健康系统追踪项目，估计有2000万美国成年人背负医疗债务，债务总额达到2200亿美元；约1400万美国人的个人医疗债务超过1000美元；约300万美国人的个人医疗债务超过10000美元。今年9月，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与非营利医疗费用研究机构“西区健康”联合发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严重担心他们是否有能力负担所需的医疗保健费用，67%的美国人非常或一定程度上担心重大健康事件可能导致医疗债务。

英联邦基金会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尽管美国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比其他任何高收入国家都多，但相比其他9个高收入国家，美国医疗系统的总体表现最差。美国人寿命最短，本可以避免死亡的人数也最多；美国在行政效率方面排名倒数第二，美国医生和患者更有可能举报与保险审批和收费有关的问题。就美国医疗保险使用效率过低的事实，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执行董事乔治·本杰明说：“我们花的钱比任何国家都要多，却得到了一个最糟糕的结果。”

这是2023年12月23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街头拍摄的无家可归者。新华社发（李建国摄）

候选人“冷处理”

美国媒体发现，在此次美国总统选举中，医疗议题远未得到应有重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竞选演讲或电视广告中都只是简要提及医疗保健，两位候选人的网站上甚至没有整页介绍他们对占美国经济六分之一的医疗保健行业的计划。今年9月美国总统竞选电视辩论中，主持人提出《平价医疗法案》议题时，两位候选人几乎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美国凯泽家庭基金会执行副总裁拉里·莱维特说：“这可能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医疗改革没有成为核心议题的选举。”

近些年来，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三任美国政府及历届国会围绕俗称“奥巴马医改”的《平价医疗法案》展开博弈。《纽约时报》认为，特朗普和哈里斯都从自己政治生涯受挫的经历中认识到，提出关于医疗的重大改革议题可能会流失一些选民的支持。特朗普2017年废除“奥巴马医改”的尝试未能成功，且让民主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哈里斯在2019年民主党初选辩论时暗示支持废除私营医疗保险，结果遭到多方强烈批评。

盖洛普公司与“西区健康”的联合民调发现，三分之二美国人认为，总统竞选期间医疗保障议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在医疗改革问题上，他们对两位候选人都不信任。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卫生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坎农说：“共和党人认为他们可以忽视医保问题，他们做不到。民主党人认为他们已经解决了医保问题，其实并没有。”

这是4月2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美国国会大厦。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医改难”的背后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与公共事务教授保罗·斯塔尔认为，“医改难”暴露了“美国体制惰性”。他在《美国医疗的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全国性政策的重大改革在美国从来都不容易，联邦政府架构中有很多节点可以否决变革，反对者只需要控制其中一个即可。一些美国左翼学者从资本主义制度顽疾的角度批判美国医疗体制，认为在当今美国，鼓励资本扩张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遍布各个领域，医疗卫生领域也逐渐引入注重效率、忽视公平的资本积累模式，金融垄断资本开始参与瓜分美国医疗体系。

美国《社会医学》杂志创始人马修·安德森指出，美国医疗行业把利润放在第一位，医疗企业的资本积累越来越少地用于生产和服务，而更多依赖于由债务推动的投机活动。金融资本肆意进场导致诸多乱象：知名医学专家成为私营公司的董事或合伙人，依靠职位便利大肆牟利；非营利性医疗组织在市场诱导下转变为营利性公司以募集更多资本；医院、管理性医疗组织和保险公司进行合并，成为难以动摇的复合体系。这些都体现了垄断与金融化给医疗行业带来的消极影响。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健康政策专家维森特·纳瓦罗认为，美国社会的卫生保健状况是该国现有权力关系的最好体现。尽管种族和性别歧视对美国医疗现状具有重大影响，但更隐蔽、尖锐也最为残酷和重要的权力永远是阶级权力。实际上，阶层死亡率的差异才是美国最大的死亡率差异。“美国的医疗体系顽疾不是由于缺乏资金，而是政治层面的刻意为之，是以医疗卫生体系为载体向贫困阶层发动剥削的制度性压迫。”涉及到如此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和来自资本的强大阻力，难怪两党候选人对这一民生热点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新华社北京/纽约11月1日电（记者长远 柳丝 刘亚南）“在美国你敢独自走夜路吗？”四成美国人的答案是否定的。

盖洛普公司在这个美国大选周期做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对犯罪问题的担忧已达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有28%的人担心自己被谋杀，37%的人担心自己被抢劫，这些数字也都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近年来，大规模枪击的案发地几乎覆盖全美，仇恨犯罪等暴力事件出现“令人不安的增长”，“零元购”在美国多个大城市频频发生……美国选民对犯罪问题和暴力事件的担忧激增，要求政府切实改善社会治安的呼声高涨。然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客们除了利用犯罪问题互相攻讦，煽动民众情绪以满足选举利益外，并不去真正解决问题。这背后的利益集团掣肘、系统性种族主义、贫富差距、毒品监管不力等美国痼疾，让美国暴力犯罪野蛮生长。

“疯狂极了”

在美国纽约读大学的杰登·塔库尔向记者讲述了他家人的遭遇。他舅舅一天在步行时无意碰到一位路人，双方发生口角，情绪激动之际，对方突然掏枪。就在此时，另一位经过的路人见状拔出枪来保护他舅舅，所幸没有擦枪走火。

每当想到这个场景，塔库尔就觉得“疯狂极了”。他说：“枪支暴力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公共安全问题。”

2024年10月25日，人们在美国缅因州刘易斯顿市手举蜡烛悼念枪击案遇难者。美国缅因州刘易斯顿市2023年10月25日晚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造成18人死亡、13人受伤。新华社发（朱子于摄）

10月27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发生枪击事件，2人死亡、1人受伤；同日，加利福尼亚州霍桑市发生枪击事件，2人死亡；10月19日，密西西比州中部发生枪击事件，3人死亡、8人受伤……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截至10月30日，美国今年已有超过1.4万人在各类枪支暴力事件中死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截至10月15日，美国今年已发生至少58起校园枪击事件，共造成28人死亡、至少72人受伤。校园枪击案发率在2021年、2022年和2023年接连创下自2008年以来的新高。

不只是枪击。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的谋杀案件较前一年增长近30%，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单年最大增幅。到2022年，谋杀案件数量仍居高不下。此外，财产犯罪猖獗，在2022年每10万人中发生近2000起。另据美国无党派独立机构刑事司法委员会今年7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3个样本城市中，2024年上半年入店行窃案件较前一年同期增加了24%。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官方犯罪数据的统计并不全面。皮尤研究中心今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联邦调查局通常只公布部分暴力和财产犯罪的数据，未涵盖毒品犯罪等其他类型犯罪。此外，并非所有执法机构每年都上报犯罪数据，如2022年只有83%的执法机构上报犯罪数据。另据美国司法统计局数据，2022年只有41.5%的暴力犯罪和31.8%的家庭财产犯罪被报告给政府部门，背后原因包括受害者对报复的恐惧，或认为警方“无能为力”等。

随着大选选战白热化，美国出现了更令人担忧的现象，政治暴力事件频繁发生。过去三个多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经历多次未遂刺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竞选团队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处办公室遭枪击破坏，华盛顿州、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等地投票箱遭纵火……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10月28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41%的美国登记选民“极其或非常”担忧大选后出现尝试以暴力方式推翻选举结果的事件。

“两种美国”的嘴仗

各类犯罪、暴力事件猖獗，民众安全感降低，使得治安问题成为今年选民们的一个重要关切。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2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68%的共和党受访者及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认为降低犯罪率应该是总统和国会的优先事项之一，民主党人及其支持者中持此观点的比例为47%。

这是2023年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白宫。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针对犯罪问题，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从各自竞选利益出发大打“口水仗”，双方都试图向选民展示严厉打击犯罪、改善社会治安的形象。

民主党一边，美国总统拜登称，美国犯罪率“近两年总体在下降”，美国社会正在变得更加安全，这归功于他的政府。与此同时，哈里斯强调她曾担任加州地方检察官和州检察长的经历，称她在打击暴力犯罪方面有经验。英国《经济学人》周刊说，哈里斯正在利用她在旧金山担任检察官的履历来提升她在严厉打击犯罪方面的声誉。

对于民主党方面在社会治安问题上的自我标榜，共和党坚决不买账。特朗普多次声称，2020年以来美国暴力犯罪“飙升”，美国城市正在衰败，并将自己塑造为实现“法律与秩序”的候选人。在今年8月密歇根州的一场竞选活动上，特朗普甚至喊出一个新的口号——“让美国再次安全”。他说：“你连过马路去买面包都不安全。你会被枪击、被抢劫、被强奸……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在9月特朗普和哈里斯的电视辩论中，犯罪问题被多次提及，“骗子”“罪犯”等关键词充斥在两人的相互攻击中。《纽约时报》文章说，哈里斯和特朗普在辩论中展现了“两种美国”。“在过去的20年里，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走在错误的轨道上。”

美国《政治报》网站文章指出，无论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承认这个国家司法体系的上上下下正无可救药地受到偏见和党派议程的损害，“将美国政治和法律带入未知领域”。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什么美国犯罪事件如此猖獗？”有网友在一家美国在线问答网站上提问。

一位标注自己拥有25年法律从业经验的美国网友答道：“原因包括枪支泛滥、贫富差距巨大、贫困人群被‘当做垃圾一样对待’、民众不信任警察、教育缺失等。”该回答获得了超过3900次点赞。

2023年4月17日，人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控枪游行，呼吁禁止销售攻击性武器，应对美国枪支暴力问题。新华社发（亚伦摄）

利益集团掣肘是美国犯罪猖獗的根源之一，这在枪支暴力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每次大规模枪击案都会引发公众对于枪患的控诉，但热度维持不了几天就会被舆论淡忘，直到下一次悲剧发生，陷入枪击-枪支销售激增-再枪击的“怪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枪支暴力解决方案中心联合主任乔希·霍维茨说，暴力事件的增加，特别是在公共场所枪击事件的增加，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心理，导致更多的人决定购枪。

目前，美国民间枪支保有量超过4亿支，大于其人口总数。这其中有一部分历史原因——枪支是美国白人在殖民扩张时期必不可少的“工具”，由此，美国于1791年通过宪法第二修正案，支持公民持枪权，但这也成为利益集团用来政治游说的“工具”。美国的枪支制造、买卖和使用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产生了诸如全国步枪协会这样庞大的利益集团，从总统到国会议员，许多人都是全国步枪协会会员。有统计显示，在第117届国会中，曾获全国步枪协会资助的议员多达262位，而累计获得资助超过100万美元的有19位，这就是为何政客们年年嘴上喊“控枪”，实质性立法改革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枪支管控始终难见实效。

美国犯罪猖獗还是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结出的“恶果”。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项研究显示，暴力犯罪和警察枪击事件的主要原因与社会经济劣势相关，如收入不平等、缺乏优质教育等。而美国数百年来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导致非洲裔等少数族裔人口高度集中在高贫困、资源匮乏的地区，使其无法获得足够的优质教育、医疗保健和经济机会。

此外，美国多个地区在立法层面放松对毒品的管制，也是美国社会治安恶化的原因之一。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统计中心2020年的数据显示，当年约有116万人因毒品相关犯罪被捕。在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大麻是非法的，但华盛顿特区以及20多个州已经将大麻的娱乐性使用合法化，预计未来几年会有更多州效仿。立法管制的放松势必导致毒品更加泛滥，加剧美国成年人和青少年走上暴力犯罪道路的风险。

在美国，政治体制相互掣肘、利益集团游说大行其道、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种种因素都让治理暴力犯罪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美国政客们却仍在夸夸其谈、旷日持久的辩论中无所作为。生活在美国中西部艾奥瓦州的农场主比尔·佩雷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在如今的美国，警察控制不了帮派暴力和毒品交易，法院处理不完发出的大量传票，在商场偷盗可以不被逮捕，“我们的社会结构崩溃了，政府辜负了他们的公民”。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许苏培）美国写实经典大戏《纸牌屋》中，新总统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推动通过综合教育改革法案。借用剧中人物的台词，总统之所以首选教育议题，是因为“移民问题争议太大，税收改革又不够抢眼，但人人都可以为孩子奋斗”。

此剧于2013年上线开播。彼时，教育还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能够携手合作的领域。但仅仅十多年后，教育也变成与经济、种族、枪支暴力一样分化严重的社会议题。近年来，政治极化使得美国两党的教育政策出现明显“党争”迹象，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两党候选人提出的教育纲领截然不同，甚至有专家表示“从未见（两党关于）美国教育的观点如此分裂”。

2021年9月23日，学生们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新华社发

美国教育的三大问题

美国在教育上的投入位于主要国家前列，然而多份民调显示，近年来美国民众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信心普遍下降。概括来说，美国家长普遍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课程设置、教学质量和教育公平三个方面。

一是课程设置方面的难题。美国多项平权运动兴起，围绕种族、性别认同等议题的讨论变得更加尖锐，且逐渐从公共领域进入课堂。“教什么”和“谁控制教什么”，美国家长尤为关切。随着家长担心加剧、分歧增多，公共辩论乃至集会抗议时常在校园发生。

二是教学质量下降。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2023年12月发布的调查显示，2022年美国学生数学成绩比2018年下降了13分，是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15岁学生被认为是“成绩较差的学生”，这一比例在过去10年里不断上升。

2021年9月13日，家长在美国纽约一所公立学校外接学生放学。新华社发 （郭克摄）

另一项被称为美国“国家成绩单”的全国教育进展评估结果也显示，在其2022年对45万名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测试中，数学成绩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降幅，阅读成绩也跌回30年前水平。

三是难以保障教育机会的均等。美国是一个“教育方差”巨大的国家。一方面，美国多所顶尖大学在世界排名中名列前茅；另一方面，美国文盲率约21%，甚至比70多年前还高出不少。

同时，少数族裔和移民学生受教育机会不平等。数据显示，非洲裔和拉美裔学生的毕业率和大学入学率普遍较低。

“负债求学”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普遍现象，快速上涨的学生贷款成为不少美国民众一生的“枷锁”。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显示，美国40岁以下的成年人中有四分之一背负着学贷；截至2024年6月，美国人欠的学贷约为1.6万亿美元，比十年前高出42%。

《纽约时报》文章指出，“美国的教育系统，有太多时候是在放大不平等，而不是放大机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贝蒂娜·洛夫说：“我们的教育制度不是社会流动的引擎，这是政策缺陷的直接结果。”

教育议题分歧前所未有

美国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珍妮弗·斯蒂尔认为，在两党之间，教育本是“没有太多分歧”的问题，然而过去十年来，该问题已变得尤为党派化，“我从未见过教育问题像这次总统选举中那样引起如此大的分歧”。

2020年7月14日，一名男子从美国纽约大学的教学楼前走过。新华社记者王迎摄

在课程设置上，民主党支持内容多元化。例如，民主党支持在学校中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这一理论探讨了种族主义如何系统性影响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共和党主张教育应专注于基础知识的传授，如数学、科学和阅读，强调“家长选择权”和“教育去中心化”。

在提升教学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问题上，民主党主张增加公共教育投资、提高对基础教育的拨款、发展贫困和少数族裔社区等地的学校。共和党则提倡市场导向的教育解决方案，支持扩大“特许学校”数量，让家长可以选择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或其他非传统公立学校就读。批评人士认为，这种“择校”政策削弱了公共教育的普惠性，进一步加剧了教育不平等。

在学贷减免问题上，民主党主张将此作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但共和党强烈反对这一主张，认为其“不公平、不实际、不合法”。2023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拜登政府的学贷减免计划。拜登政府随后依靠现有计划和新政策相结合的方式清空了近480万人的学贷余额。特朗普指责这是“卑鄙的”竞选宣传噱头，并将联邦预算赤字不断上升归咎于此。

总体而言，针对美国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民主党提出以公共教育投资为核心的改革方案，而共和党则反对大力投资公共教育，主张减少联邦政府的直接干预。不同教育主张的背后，是两党对政府角色和教育目的的不同定位，深刻反映了各自党派的价值观和政治基础。

党派斗争阻碍美国教育改革

美国党争“入侵”教育领域，不断加剧的政治极化导致教育议题武器化，两党在教育议题上的激烈对立与政治拉锯，阻碍了教育体系改善和长期稳定发展。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刊文指出，高等教育已成为美国政治两极分化最严重的领域，“两党在教育方面出现分歧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趋势之一”。《不平等机器：教育如何分裂我们》一书的作者保罗·塔夫警告，除了加重学生的经济负担以及学习机会分配不公平等美式大学教育的固有弊端外，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更是影响了公众对高等教育的看法。

3月5日，选民在美国旧金山一个投票站内投票。新华社发（李建国摄）

党派斗争在教育问题上的拉锯导致相关政策的不稳定、无法延续。当政党轮替时，新的执政党往往会推翻前任的教育政策。拜登的大部分基础教育政策都集中在取消特朗普的禁令和恢复保护措施上；而拜登政府的学贷减免措施也遭到共和党人的强力反对，7个由共和党领导的州今年9月发起诉讼，指控教育部的最新债务减免举措违法。

两党在联邦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上也存在重大分歧。民主党倾向于通过联邦政策推行全国性改革，而共和党更强调地方主导。这种权力的拉扯使得包括教育在内的任何全国性改革在执行过程中都面临巨大阻力。而利益集团、游说团体和地方权力机构的介入，进一步阻碍了政策的有效执行。换句话说，美国教育的症结不仅在于政策本身，还在于政治体制的失灵。

尽管美国选民对教育问题高度关注，但大选当前，两党都不约而同选择淡化教育议题。无论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特朗普的辩论，还是副总统候选人辩论，教育议题几乎完全被忽略。从这种“回避”态度可以看出，教育领域存在的难题已成为美国社会顽疾，因此两党“默契”地优先考虑其他更具政治回报的议题。

美国《教育周刊》认为，哈里斯和特朗普似乎都不愿意在教育方面采取雄心勃勃的举措，总统候选人都放弃了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将其视为一个“注定要失败的问题”。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阚静文）今年9月，美国媒体首次公开了2022年的一起死亡案件：佐治亚州28岁的安伯·妮科尔·瑟曼服用了堕胎药，却因并发症未能将所有胎儿组织从体内排出，不得不去医院寻求常规手术。但就在那个夏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近半个世纪前标志性的“罗诉韦德案”，终止了宪法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瑟曼所在的佐治亚州随即将实施刮宫手术定为重罪，任何违反该州新法律的医生都可能面临最高十年的监禁。这位年轻而无助的女性最终因严重感染，死在了治疗设备完善的医院里。

当国际社会惊讶于这样的悲剧竟然发生在21世纪的美国时，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客们却忙于围绕堕胎权展开的政治斗争。美国《纽约时报》说，当这类故事被曝光时，“政治光谱的任何一方都想要利用它推进自身政治议程”。

长期以来，堕胎在美国被认为是“争议最大、最情绪化”的话题。随着2022年6月“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堕胎权议题再次成为全美焦点，也是今年美国大选的核心议题之一。然而，堕胎权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被操纵的政治符号，映射出的是唯利是图的政党、利益集团的渗入、反复横跳的政客……这场“生命之争”被政治化、党派化，将美国社会深深撕裂。

权力游戏

在美国，堕胎权之争从北美殖民地时期持续至今。长期以来，主张限制堕胎、保护胎儿生命的“生命派”和支持放松堕胎限制、尊重孕妇选择的“选择派”交锋激烈。不过，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政客对堕胎权的态度并不严格按党派划分。让这一议题走向政治斗争的，是政客们发现操纵该议题有利可图。

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人尼克松以反堕胎立场吸引了社会保守派选票，最终赢得大选。此后，反对堕胎的宗教保守势力成为共和党迎合的主要对象，而这些势力也想借助政党竞争宣传自己的宗教与道德价值观，这让堕胎权议题开始滑向党派化。

10月28日，在美国密歇根州奥克兰县诺维，选民在投票站排队等待参加提前投票。新华社记者徐剑梅摄

随着政党介入，民主、共和两党政客开始选边站队，逐渐形成针锋相对的立场——民主党支持堕胎权，共和党则反对堕胎权，两党通过“堕胎政治”拉拢不同力量、扩大各自阵营。与此同时，对堕胎权的态度成为检验政党成员的“试金石”——支持堕胎权的共和党人及反对堕胎权的民主党人越来越难以在国会中获得席位，党内“异己”被排挤，两党立场不断极化。美国社会宗教研究所今年5月的一份研究显示，民主党支持堕胎的成员比例比共和党高出50个百分点。美国《国会山》日报对此评论说，两党在堕胎权上的分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如今，堕胎权议题已深深刻入美国政治版图，两党通过推动国会立法、签署或废止行政令等手段“斗法”，并将这一议题当作影响民意、扩大票仓的抓手。仅在2021年，美国各州就出台了近600项堕胎限制措施，其中90项已成为法律。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任命三名保守派大法官以推动联邦最高法院保守化，最终促成了2022年推翻“罗诉韦德案”事件。

共和党靠反堕胎立场保住了以保守势力为基本盘的选民支持，而表示支持堕胎权的民主党也充分利用这一议题“攻城掠地”。美国《纽约时报》文章说，在2022年中期选举期间，民主党抓住“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的机会，将堕胎权与日常家庭和医疗保健联系起来，利用选民对保守主义崛起的担忧，一方面转移了民众对经济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巩固女性及年轻选民的选票，阻止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形成“红色浪潮”。

美国民众对堕胎权的看法也被两党政客“塑造”，立场越发对立。英国舆观调查公司今年6月的一份民调显示，5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合法，31%的受访者认为堕胎只应在特殊情况下合法，另有10%的人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允许堕胎。德国Statista数据平台评论说，在美国当下的政治环境中，民众在堕胎权议题上的价值观冲突变得愈发极化、不可调和。

利益捆绑

美国西北大学政策研究所研究人员克洛·瑟斯顿认为，随着堕胎权议题在美国国会和总统选举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党与在堕胎权议题上有明确倾向的利益集团结盟变得更加常见，而这种结盟进一步加剧了两党及选民的撕裂与对抗。

据美国跟踪政治资金用途的“公开秘密”组织统计，1989年以来，支持堕胎权的团体已向民主党人捐款3200万美元，而反堕胎权团体已向共和党人捐款1400万美元。尤其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的2022年，各种组织和利益集团围绕堕胎权议题游说联邦政府的支出大幅增加，反堕胎权团体支出150万美元，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支持堕胎权团体的游说支出也较前几年有所增长，达220万美元。

利益集团的资金支持并不仅仅直接提供给政客本身。在美国，有一类为竞选融资而生的组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这类组织自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松绑政治捐助后应运而生。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通过向个人、企业和利益集团募集捐款，将所筹资金用于投放电视广告，从而左右民意、影响选举结果和立法进程。“公开秘密”组织统计，在2023年至2024年的选举周期中，支持堕胎权的团体共捐款337万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向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美国第19新闻网文章说，在2022年中期选举前一个月内，四个关注堕胎权议题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就在竞选广告和选民宣传上投入了约600万美元。之所以在选举临近时在竞选上花费数百万美元，是因为这些组织相信关于堕胎权的言论可以左右选举结果，“这说明了当下选举环境的状况”。

依靠利益集团“输血”的美国政客在掌权后自然会“回馈”金主，在制定各类政策及法案时为背后的利益集团谋利。有研究显示，利益集团对自身关心的话题往往比公众有更极端的倾向性。随着相关利益集团利用堕胎权议题渗入两党，游说政治、金钱政治绑架了美国政治，最终导致少数强势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多数弱势民众的利益之上。

无关“生命”，也不为“选择”

目前，美国共有10个州将堕胎权列为今年大选投票的核心议题，其中就包括关键“摇摆州”亚利桑那和内华达。

在今年竞选期间，共和党方面在堕胎权议题上突然陷入“纠结”。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共和党7月发布的竞选纲领草案放弃了在堕胎权议题上主张全国性禁令的立场，这在40年来尚属首次。有分析称，这份纲领体现了特朗普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有所软化，与他曾将“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归为自己总统任内功绩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媒体分析说，特朗普不想因为堕胎权议题同时得罪基督教福音派选民与温和选民，但他的摇摆不定却引发了二者的不满，这让特朗普陷入两难。

特朗普并不是首个在堕胎权议题上改变立场的候选人——拜登在其大部分政治生涯中都支持联邦政府禁止为堕胎项目提供资金，但在争夺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他同样改变了立场。

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和南亚裔女性总统候选人的哈里斯，将保障堕胎权作为其竞选核心承诺。美国媒体称她比以往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都更支持堕胎权。不过，哈里斯始终拒绝透露自己是否反对任何堕胎限制，尤其是怀孕23周后堕胎是否合法的问题，这也让她“自由”“进步”的立场充满了功利性与政治考量。

如今，“美国反对美国”已成为深刻的现实。两党围绕堕胎权的激烈交锋成为政治博弈和金钱游戏，其结局早已注定：围绕堕胎权议题，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已经缠斗了几十年，这种斗争未来也不会随着一场大选的结束而停止。在利益集团驱使下，他们的争论无关“生命”，也不为“选择”，只为自身政治利益，而美国普通民众只是旁观者，没有真正的选择权——不论是在堕胎权上，还是在别的问题上。

“在可预见的未来，堕胎权议题仍将困扰我们的政治，而且很难看出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现状。”美国政治新闻记者迈克尔·肖恩·温特斯写道。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记者于荣）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一项民调显示，持续维持高位的价格和长期存在的供应缺口，让住房难成为高通胀之外，美国家庭当前最关注的又一个热点问题。

这是2023年12月23日在美国纽约拍摄的无家可归者。新华社发，郭克摄

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民主、共和两党都为解决住房难题开出不少“药方”。但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住房问题是系统性的，与美联储货币政策负面影响、美破坏全球产供链稳定以及地方政府政策缺失等因素密切相关；两党总统候选人提出的对策治标不治本且自相矛盾，实难奏效，只不过是将住房问题异化为捞取选票的工具。

安家有多难

对29岁的单亲妈妈埃丽卡·杜瓦尔来说，每月按时缴付房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杜瓦尔与9岁的女儿租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郊外的一套一居室里，“我绝对赚了我所能赚到的最多的钱，但这仍然显得不够。”杜瓦尔近期收到通知，在即将到来的12月续租期，房租每月将上涨100美元，她预计今后还会上涨。

杜瓦尔的情况并非个案。不仅租房者面临租金上涨压力，购房者也能清晰感受到房价上涨和供应不足带来的楼市“疯狂”。

这是2023年3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待租房屋。新华社发，亚伦摄

年轻的埃纳夫一度认为，他们夫妇2022年就能在纽约市购得一套房产，不用再租房，而时至今日，紧张的经济环境使他们依旧处于观望状态。

美国互联网房地产经纪公司雷德芬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全美房屋销售价格中位数为42.7万美元，同比上涨3.8%，且价格呈上涨趋势。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舆观调查公司今年6月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30岁以下的受访选民中有82%认为现在买房比前几代人更难。

除价格因素外，房屋供应短缺是制约美国民众购房或租房的另一重要原因。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数据，正常年份中，美国大城市和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年住房开工量显著低于住房需求。美国齐洛房地产数据库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住房缺口约为450万套。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国住房价格先后经历了疫情后需求激增但供应不足导致的快速上涨，及随后美联储激进加息利率上升导致房价增速放缓的过程。近期，尽管部分地区房价出现回调，但整体市场仍受到长期供应短缺的影响，房价降幅有限。

两党方案均难奏效

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竞选团队都没有提出降低房产持有成本以及降低买卖或租赁房屋成本的详细方案。

总体看，民主党提出通过政府干预、财政支持和政策改革等方式增加住房供应，保护购房者和租客权益，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

共和党则主张采用市场驱动而非政府干预的做法，减少直接提供补贴，通过刺激更多私人部门参与，进而增加住房供应，降低住房成本。

这些政策能否缓解民众对购房或租房的焦虑？媒体和专业人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对于民主党的政策，分析人士提出质疑：补贴购房者和降低房价存在矛盾。《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高级房地产经济学者帕特里克·达菲指出，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今年8月提出为首次购房者提供2.5万美元补贴的政策，目的是让更多人买得起房子，但这同样会刺激需求的增加，如果供应不足，房价可能进一步上涨。同时，哈里斯的税收抵免政策有可能帮助买家买到房子，但前提是要建造更多房屋。

2023年3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一名女子从房屋租售广告前走过。新华社发，亚伦摄

美国《华盛顿邮报》刊文称，哈里斯的住房政策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但她却在演讲中承诺不会对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增税，这将导致未来10年联邦赤字增加1.7万亿美元。

针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提出的停止向非法移民提供住房福利等措施，达菲指出，措施或许有效，但无法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很多非法移民在建筑行业工作，消除他们的福利可能有助于解决非法移民推升住房成本的问题，但一定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建筑业劳动力短缺。

共和党提出开放联邦土地用于房屋建设。业内人士指出，这一提议听起来不错，但大多数联邦土地要么是军事设施，要么是建筑设施，要么位于人口稀少的西部，真正可利用的土地面积有限。

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梅雷迪思学院经济学教授安妮·约克认为，两党都无法违背供求规律。如果不关注房屋供应端，那么其他任何形式的补贴措施都只会推高房价。

根源何在

随着总统选举日益临近，美国选举政治中政客对选民惯用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操作，让人们不禁怀疑：两党提出的措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美国住房市场的各种问题。

而在这背后，美国人难圆的“住房梦”与美联储货币政策负面影响、美国人为割裂全球产供链以及地方政府相关住房政策缺失等多重因素息息相关。

首先，为应对通胀，美联储自2022年起多次激进加息，由于联邦基金利率与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密切相关，利率上升使购房成本急剧增加，造成许多潜在买家无力承担购房费用。

其次，美国滥施贸易保护主义，严重破坏全球产供链稳定，导致其建筑材料中依靠进口的钢铝、瓷砖、石材、玻璃以及五金配件等产品价格上涨，显著增加房屋建造成本，从而直接推高房价。

这是2021年12月1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一处待售房屋。新华社发，沈霆摄

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称，为寻求供应链重组，美国及其盟友从离岸外包转向“友岸外包”，导致建筑材料供应不确定性和成本的上升，对住房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美国住房市场供需主要依赖市场机制调节。在一些住房需求高的城市，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足够的平价住房，而联邦和地方政府在推行可负担住房等方面存在政策缺失，导致中低收入家庭面临棘手的住房问题。

当难题成为“死结”，两党候选人的策略最终均变成自说自话和相互指责，留下普通民众在重压下继续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