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过八月十五
农历八月十五日，也称中秋节，是我国民间的一个重要传统节日。我想起60多年前的一个八月十五，记不清是1959年还是1960年的了，只记得我还没有到上小学的年龄。当时我们住在忻县匡村陈家一巷陈祟德院子里的东房，有姥姥、姥爷、父母亲和我，弟妹建平在三交官庄奶妈家，金平有没有出生记不清了。夏天姥爷住在一个小南房里，还有蚊帐，算是待遇高的，其他人家是没有的。
我从记事起，每逢过年、过八月十五，就跟着姥爷点香、点蜡、摆供品，然后磕头，当时觉得挺有意思。
这一年的八月十五，我因贪玩累了和衣睡着了。当姥姥叫我脱衣服钻被窝时，发现姥爷已在收拾供品，就这样我误了一次八月十五上供、上香的祭月仪式。于是就大哭大闹，不依不饶，他们怎么哄我也无济于事。因为我是姥姥姥爷的第一个外甥，他们十分宠爱，我也十分任性。后来姥爷说，明天咱们重过。我才稍有平息，小肚子仍然是气得一鼓一鼓的。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十六，我早早地盼着天黑下来，享受那个过程。终于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了我就催着姥爷快点开始。于是姥爷把那个小桌子搬出来，摆在院子中央把水果、月饼摆好，好象还有一面镜子，然后上香、点蜡，跟着姥爷瞌头，就这样重过了一个八月十五。
二 那年的跳井事件
那是在1965年，或许是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当时十三、四岁，姥姥让我挑水要洗衣服。那时陈家一巷最西端有一眼咸水井，可供本巷子里的人洗衣服或浇菜园子，很少有人饮用。这天我像往常一样来到井边用辘辘绞水，可是今天怎么也盛不上水。然后仔细往井底看，好像有个黑色的四方型的东西，在水面上漂着，也不知是个什么。后来突然发现井口旁边，放着一只鞋子和一个老人们常戴的圆帽子，是没有帽沿的那种。看到这种情况，我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吓得我撂下水桶，回头边跑边喊。巷子里出来一些人，围井看了，确定是有人跳井了，而且这是一件政治事件。
随后，队长陈金牛回匡村大队汇报了这件事。
后来大队来了一些人，其中带头的是当时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其人叫范早明，是北京人，行政十四级干部。看了现场后，指着水井，连声说道：这个人死有余辜、死有余辜。
投井的人叫范德宏，时年大概有五十岁以上，我记得他镶有一个金牙，问（租）房子住在应科妗子院一进大门的一间东房。也不知他原籍是什么地方人，有个老伴，身材不高，是小脚老太太。范德宏这个人，是受管制对象，听说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师级干部，当时那个年代是受批斗的对象。
这个事情我还是记得比较深。
三 和二忙子进城
我儿时最好的朋友就是二忙子，他大名叫陈继生，我俩同岁，他比我小几个月。住得也最近，天天在一块玩，当年好像有五、六岁的样子。
有一天，在一块玩耍，不知不觉溜达进了城。
我俩在城里胡走乱串，后来也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肚子也饿了。大概有中午十二点左右吧，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啦。恰遇我的三舅（陈太和），下班回来路上看到我，说怎么跑到这来了，说着把我抱到自行车的大梁上带着我回家了。
当时我也没有敢说还有个二忙子相跟着，回来后遭到大人们的责骂，二忙子走丢了。
后来二忙子还是被一个好心人送回来，万幸。当时的社会风气还真是好。
四 学结巴
二忙子和我是儿时的亲密伙伴。他的爷爷陈丑亥做过猪胰子生意，经常提着篮子，沿街串巷去卖，猪胰子类似现在的肥皂。因为用的是猪身上的原料，做完后剩下的油渣子，是我们俩改善生活时候的一顿美餐，那股糊味很是诱人，现在想起来仍回味无穷。
有一天，不知怎么着我俩动起了想学结巴的念头。村里祟德哥就是一个结巴，也许我们出于好奇。听老人们说阴天下雨学的最快，我俩就天天盼着下雨，终于盼来下雨天，俩人不约而同想到一块，随即相互通告，站在祟德哥正房庭沿上，大声学起来，到后来不下雨时也学。经过一段时间模仿练习，我们进步很快，成了真正的结巴，实质上危害还是很大的。母亲经常骂我生不成怪也长成个怪，对自己来说有时也挺尴尬的，比如不敢和陌生人对话，去商店不敢买东西，去粮店不敢买十斤的面，八、九斤还可以说出口。后在家里大人们严格的教育下改掉不少，至今也没有彻底改正过来，二忙比我还严重，主要是家里面管得不太严。
就是这样，我们学会了结巴说话。
五 我的那些个老同学
前几天，我接到宪荣的电话，说安民十月五号要来忻州。当时，我非常激动，五十多年没见面的老同学能不激动吗？随即我跟另一老同学崔银田和米文珍打了电话，他们也很激动。妻子说看把你激动的，至于吗？我说你不知道我们的感情和友谊。
终于盼到十月五日，我们见面的日子马上就到了。九点钟我给二崔（崔银田）打电话，去他家。由于近年来城市改造变化很大，匡村的道路变化更是大，是标准的城中村。我找不到宪荣，也找不到米文珍家，所以先到了二崔家坐了一会儿，就说去旺子家。要不是二崔带着我，真是找不到旺子家，我土生土长在匡村也难以找到。在旺子家坐了一会儿，参观了他的院子，和我们小时候的印象一点也没有了，现在正房南房小二楼很是气派。旺子讲了他盖房的前后经历，的确在精神上经济上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凭着自己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不怕困难的决心，终于完成大业，给儿孙后代留下不动产家业。
接着，我看了一下表说时间差不多了去宪荣家吧，我们三人随即骑着各自的电动车来到宪荣家。安民和宪荣已等候在院子里，老同学终于见面了。相互握到了五十多年来再未握过的手，这是多么激动呀！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想当年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看如今头发全白一派老相，见了面竟然有人认不出来。我觉得有点可笑，即使是认不出来看行言举止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吧。唉！有点意思。
进入院子，宪荣家已在院子里摆了桌子，放上花生、瓜籽、香烟、茶水，还有本院两棵枣树上自产的红枣。既朴实又自然，虽然简单但很珍贵。同时也代表了我们老同学内心存在的一种纯真而深厚的感情。打开了我们五十多年未见的话匣子，相互问候了离开后的工作情况及退休后的生活现状，聊的很是开心，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时间过的飞快，不知不觉到了饭点。
我们步行来到了宪荣家附近的一个小饭店，吃饭期间还拍了照，留下我们五十多年来第一场饭局的影像资料，有着一定的纪念意义。
饭后，我们来到了当年每天上学路过的忻县地委党校旧址，这是老同学白安民的家，当时他就住在党校院内。现在一点旧迹也看不出来了，只是确定了这就是原来地委党校的所在位置，了却了安民的一个心愿。
然后，我们来到了我们当年上学的匡村学校，并合影留念。期间，碰见了同班同学李福贵，也高兴地参与了照相。当年的学校已经不复存在，恢复了旧时的关帝庙，有几个女人在捏金元宝，可能是给前来上香的准备的。转了一圈，我们回到宪荣家——太和巷，又开始了聊大天，老同学相见，有说不完的话。
安民在同学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受家庭的影响，其父是党校校长，是培养党的干部的地方，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自己也有了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学校实行军事编制时，他任营教导员。复课闹革命时，他是斗批政小组组长。是我们学生中的领袖人物，同学们都佩服他。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同学，格效林是当时的省建八局五公司的家属子弟，理论水平也很高。上学时也经常去他家，其父身材高大，面带微笑，白白净净，一看就是个干部的样子。母亲小巧玲珑，为人热情，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我和他相处在文革期间。忻州文革期间分为两派，一派是联合总部，另一派是二八野战兵团。效林爸爸是联合总部的，那时时兴大字报、大辩论。其父辩论水平是很强的，有时父子俩因观点不同，也常常展开激烈辩论，有时他爸也辩不过他。后来转学到了新建路学校，第一次写作文，就崭露头角，被当作范文轰动全校，是我们当中的“小马列”。
宪荣同学比我们小两岁，和我们几个大点的很合得来，他跟爷爷奶奶生活念书在匡村。父母在重庆兵工厂工作，父亲是车工，和我是同行，我在宁武兵工厂也是车工。宪荣老实本分、热爱学习，是我们当中两个大学生之一，另一个是刘俏明，是钢院毕业，早年下海，个人发展，现在深圳，未能参加聚会，发来微信深感遗憾。宪荣学历高，颜值也高，是个英俊小伙。后在重庆参加工作，做木工模型工。后调到太原与同学谭庆华结婚成家，退休后在太原定居。
老同学米文珍，小名旺子，从小身体素质好，喜欢运动，我个子比他高，但是摔跤摔不过他。那是上四五年级时，学校抽调他去公社医院，学习中医针灸，大概培训了半个月。回来后就敢给人扎针，我记得他还给我弟弟扎过针。毕业后先在村里干团支书、民兵营长。这个人干什么都能干出点名堂，在村里干了近十年，后来顶替其父去太钢上了班，在各个岗位上都干的很出色，经常是一个人完成几个人的任务，吃苦精神极强，当过各个岗位的小头目。后来调回忻州的精练油厂，由于工作认真，积极向上，当上厂里的中层干部，总的来说，是一位不甘落后、努力向上的人。
老同学崔银田，我和他来往较多，除了在宁武上班期间，基本没有断过，我去他家比较多，跟他学会了卷烟、抽烟。他来我家也多，我的姥姥和我母亲也喜欢他。我的母亲去世出殡时，是他扛着棺材大头。他一直在村里，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是村里宣传队的骨干，说相声、唱歌，还有打击乐器，样样在行。此外，还会干水暖，我家匡村老房子的暖气，就是他安装的。他毕业后就去了砖厂干活，十七岁，小平车拉砖，一千多斤重的车，很是费劲，在砖厂还做过瓦，跟着张玉来，也是我们同学张芳仙的父亲。那时候，我一没事就去砖厂看二崔做瓦。
时间过了那么久了，有六十年的时光了。现在想起来，依然是那么亲切。至今我依然能够记起一些上学时候的趣事，更是忘记不了我们那些老故事里的老同学，想起来，很温暖。觉得时光不老，青春还在，心里还会有些小激动。我怀念逝去的岁月，想念那些童年里的玩伴和同学，更留恋在匡村度过的这段美好时光。
来源：忻州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