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亮往事
张贤亮兄在病逝前一个月，或许还要更早一些，记不太准确了——他来到北京，想见几个老朋友。我接到电话，心中一震，莫非这是最后的告别？
英国有一种专治肺癌的针剂，当时五千元一针，打了针有反应，肺癌就无虞；打了针无反应，肺癌无治。贤亮打了针后身上痒，有反应，就说明他的病能治好，朋友们都很高兴。
后来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我放下电话就往北京赶，赶到北京后贤亮却因病情有变，紧急住进医院，且不许朋友探视。我们便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他去世的当天早晨，游泳馆里谈论的主题就是他。游泳馆类似大茶馆，许多人在岸上活动的时间比在水里游的时间还要长，因为池边有各种专业运动员训练用的器具和垫子。大家一边做着适合自己的动作，一边聊天。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旅游公司经理的话：“张贤亮功德无量，像我这个年纪的性启蒙，就是读了他的小说……”还有其他泳友，相继说出了张贤亮一些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
近几十年来也有一些作家去世，没有一位在游泳馆里能引起过这么大的反响。可见张贤亮在民间的影响之大。此后相当长的时间，网络和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自发悼念张贤亮的文章，在文化界和群众中，可谓备享哀荣。
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作品影响力很大，二是他风标独具的个人的魅力。他的魅力来自命运和时间的磨砺，是个有故事的人。有些故事或真或假，但流传不可谓不广泛。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嘛：“对一个男人来说，没有故事就没有魅力。”
我熟识的一位杂志女编辑，去宁夏采访张贤亮回来，相当长的时间口不离张贤亮，喜欢拿张贤亮做比喻……把张贤亮风貌俊逸的照片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扬言看一眼张贤亮的照片，比跟一些作家面对面交谈更有味道。
我结识张贤亮是1979年的冬天，有一次晚饭后在京西宾馆的院子里散步碰在一起。那时我们都是第一次参加文艺界的大会，都还没有可以散步聊天的朋友。他器识清爽，不像其带着浓重自身经历色彩的小说，一点看不出命运刻刀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我们彼此都读过对方的作品，他问我“乔厂长”为什么挨批，话题于是就扯开了……
我在“特重体”车间的生产第一线，被监督劳动七八年，精神上的磨难跟他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西北有相通之处。他讲了自己的一个细节，一下子让我喜欢上了他的心性和才情——
有一次被卡车拉着去批斗，“地富反坏右”中他排在最后，得以背靠车帮坐在卡车上，但不能抬头东瞅西看。“罪行”严重的，则背插牌子或头戴高帽站在卡车上。正是夏天，他低着脑袋，眼前竟是一双裸露的虽不整洁却很好看的女人腿，或许处于那样的境地，只要是女人的腿就好看。他根据这两条腿开始想象这个女人的容貌、经历、为什么会成为今天批斗的重点对象……他讲那天的游街批斗成了一次美妙的经历，造反派喊了多少口号，批判词如何激烈，他几乎没有在意，低着头完全沉浸在自己对眼前这个女批判对象的想象里……他还说要把这次批判经历写一篇小说。
我惊奇于他的描述，坐在卡车上被游街批斗，竟然还有这份情致和胸臆。心灵自洽，历经世味却不究诘，安其所，遵其生。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所表现出来的真实。唯其真实，才可信。这样的性格，令人尊重和喜欢。
以后天津作协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多次请他来天津。他生病后，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郑法清，千方百计寻觅到好药，亲自给他送到宁夏。朋友们是真的盼他快点好起来。
1984年夏末，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在北京竹园宾馆举行。休息时间，几位中国作家和中国作协的领导在房子里喝茶聊天，不知怎么就谈到了张贤亮。
那时候作家们凑在一起，很容易讲起张贤亮的故事。
我口无遮拦，当着中国作协的领导发了几句牢骚，为那时还不让张贤亮出国抱不平，大意是以张贤亮的智慧和才华，到国外只会为中国作家的形象加分，甚至会让外国人喜欢中国作家……
时隔不久，中国作协派团出国，就有了张贤亮的大名。国外对他个人的邀请也不少，从此后他出国跟在国内出差一样方便。
这其实跟我在中美作家会议上的几句牢骚话毫无关系，堂堂中国作协不可能在意一个作家的牢骚，以张贤亮的影响力，也不可能老不让他出去。后来贤亮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件事，出国要到北京集中，特意提前到京，跑来天津看我。
过去中国作协每年一次的主席团会，到晚上休会，有那么几个人就聚集到张贤亮的房间里聊大天。会上下气降心，晚上汪洋恣肆，基本以贤亮为中心，主要是听他讲。像说相声一样，负责引出话题“捧哏”的，多是邓友梅。主要听众、偶尔起哄架秧的是陆文夫、陈国凯和我，有时也会增加两三个人。聊得太晚，会到外面吃点夜宵，多数是贤亮做东。
有一年的主席团会在上海召开，巴金老先生坐轮椅出席开幕式，会后和大家合影留念。那几天的会每有闲暇，贤亮就拉我陪他到上海一些重要的旅游街区，考察漂亮而简易的厕所。原来他的西部影城里，有些厕所还是“明代的茅房”。他想将影城的厕所全部更新升级。
有时他会告诉我，今天影城又进账多少钱。他只要外出，影城的会计每天都要用电话向他报告当天的收支情况。他说在家的时候，每天早晨他都要站在影城明代围墙的制高点上，数着一辆辆来影城参观的大巴，每辆大巴上有多少人，大体就能算出当天的门票收入。
以后我去银川，出机场一上公路，就会不断看到影城的大广告牌。它是宁夏的三大旅游景点之一，或许还是最火爆的一个。商业自由是精神自由的重要内容，张贤亮可谓抓住了获得自由后的全部机会，无往而不通，在文学界卓卓一时。
1985年我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蛇神》。当年冬天的主席团会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头一天晚上聚会聊天，平时话不多的陆文夫突然说：“子龙的《蛇神》写的是张贤亮。”
我心里一惊，吃够了小说被人对号入座的苦头，如果为此得罪了朋友，我宁可不写这部小说。于是赶紧解释：“实话实说，我写《蛇神》的时候真没有想到贤亮，不可能以他为原型。”
张贤亮接口说：“邵南孙（《蛇神》里的男主人公）是子龙心目中的男子汉。”
他一句话化解了我的顾虑。当时社会上跟小说对号入座成风，并为此诉讼不断，贤亮的智慧和胸襟令我动容。他想必也听到传言读了《蛇神》，肯定了邵南孙是我刻意塑造的男子汉形象，说明即使如传言所说的是影射他，也无须怪我。
那天晚上的夜宵我主动埋单。
2006年的主席团会在张贤亮宁夏的西部影城里举行，我们住在银川市里，早饭后乘车去影视城。在城外下车，从城门口到开会的大厅，数十名明代武士装扮的人，上戴头盔，身披铠甲，手持长枪，威严雄壮地排列在道路两旁，欢迎我们，以示隆重。
我参加了二十年的主席团会，那是规格最高的一次，称得上是穿越到明代的盛会。因为影城的所在地，还保留着明朝的围墙和一些建筑遗址，加上身着明代服装的工作人员，不能不让人产生错觉，真把自己当成明朝作家协会的成员了。
那些装扮成明代武士的，都是当地农民。张贤亮的影城为当地农村提供了三百多个就业机会，等于让三百多个家庭脱贫。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功德。他年轻时受尽磨难和摧残，还能得享高寿，我以为与此不无关系。
那天中午，在影城附近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饭店里，庆祝张贤亮兄七十大寿。中国作协的领导，代表全体主席团委员发表热情洋溢的贺词。寿宴的气氛热烈而欢快，大家吃得尽兴，喝得尽兴。
就是在那次会下，贤亮私下里送给我一件黄河滩羊羔皮的坎肩儿，咖啡色的绸缎面儿，穿在身上非常暖和。就是有点像影视剧中的地主老财。
转过年来，中国作协换届，按章程主席团委员七十岁退休。贤亮在前一年已经大张旗鼓地过完了七十寿诞，第二年大会组委会又把他列入主席团候选名单，毫无悬念地再次被选为主席团委员。他自己也哈哈一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说到底还是大家喜欢他，主席团里没有了他，似乎会缺少点什么。
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东举办笔会，在采访一个鞋厂的车间时，生产线上多是女工。张贤亮一派绅士风度，善气和存，见一女工面色憔悴，甚是疲惫，便上前采访。
他擅长与人沟通，三言两语那女工竟眼里含泪简单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的丈夫先来这边打工，一年前不再给家里寄钱，失去联系。家里老人治病没有钱，孩子要上学了也需要钱，她只好自己出来挣点钱。
女工的故事并不稀奇，却触动了贤亮的神经，他转身找同行的人借钱。幸好作为东道主的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吕雷，身上有四千元现金，张贤亮拿过来就塞给那位女工。他回到宁夏后立即将这笔钱寄还给吕雷。
豪爽有风概，这是大家喜欢他的原因。
夏天，在庐山，男男女女的作家们都热得受不了。忽见路边有一水塘，不知深浅，也不知水质如何。张贤亮从后边赶上来，穿着皮鞋、长裤、衬衣就跳下去了。从容惬意，畅然自爽，真实而绝特。令活得精细的作家们无不心生羡慕，却无人能效仿。
他带着行李箱要打车去机场，进京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政协大会。路上碰见一熟人，因家庭变故已无家可归。他掏出自家的钥匙扔给对方：“我到北京开半个月的会，至少这半个月你可以住在我家里……”
仅我知道的，这样的小事还有不少。他的前半生，活得非常沉重；当命运解除了他身上的枷锁，他便活得异常轻盈，活色生香。
原载《朔方》202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