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1月11日~22日，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196个参会国、7万多参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气候大会就多项气候行动关键议题展开了讨论和谈判，其决策将对全球气候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其中，气候资金是今年气候大会上关注度最高的议题之一，因此本次气候大会被称为“气候融资大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1995年首次在德国柏林召开，此后每年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轮换举行，至今已有29年历史。在极端天气频发、气候挑战日盛的当下，气候大会值得我们浓墨重彩地书写和解读。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由 卢雪梅 提供 （作者单位：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COP29的主要看点
本次大会又称“气候融资缔约方会议”，所有国家的代表商讨建立新的全球气候融资目标，又称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建立目标是此次峰会的重要目的，其将取代2009年设立、即将于2025年到期的1000亿美元目标。
缔约方寻求采取措施确保COP28商定的“损害基金”正常运作。该基金被视为解决气候变化必不可少的关键国际基金，菲律宾被选为基金董事会的东道国。目前尚不清楚这只仍在组建中的基金将于何时启动和运作。
所有国家应在2025年2月前提交新的气候目标，即国家自主承诺（NDCs），并确保其承诺与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1.5摄氏度所需的减排水平保持一致，以防止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加剧。
制定全面实施《巴黎协定》第6条所需的指导方针，该条款允许各国自愿合作，以便互助实现各自的减排目标。第6条还将允许这些国家交换通过消除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产生的碳信用额，在实现气候目标时进行互助。
根据《巴黎协定》的规定，各国将在会议上首次提交两年期透明度报告，以展示在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加强适应计划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所做的努力，以便更清楚地了解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行动。
全球气候大会的“不完全”编年史
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召开之际，路透社根据气候大会发展历程编写了一部简化版的编年史，展示了气候议题的形成及发展脉络，以及相关方为了各自利益而持续“角力”的场景。尽管如此，频繁造访的极端天气事件，使得各执一词的相关方逐渐妥协，因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才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
与全球气候有关的讨论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彼时几位欧洲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如何用不同的气体和蒸汽能将地球大气中的热量锁住。19世纪90年代，瑞典科学家斯万特·阿伦尼乌斯计算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翻番对地球温度的影响，发现燃烧化石燃料可能导致地球变暖。
1938年，英国工程师盖伊·卡伦达首次整理了历史气候数据，发现近代地球的温度呈上升趋势，他将温度趋势与大气二氧化碳含量上升数据进行了关联，提出二者具有强相关性。
1958年，美国科学家查尔斯·大卫·基林开始系统测量夏威夷Mauna Loa实验室上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得出以其命名的“基林曲线”，从曲线上可以发现，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一直在持续而稳定地上升。
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科学家警告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气候变化第一次作为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1988年，美国气象学家詹姆斯·汉森称，地球升温源自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的增加。他还指出，这一现象已影响到气候和天气。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专门评估气候变化状况及其影响等。
1990年，在联合国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上，科学家强调了全球变暖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危害。当时与会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表态称，有必要设定温室气体排放上限。
1992年，各国代表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即UNFCCC，目的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阻止极端气候变化，但同时也引入了“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的理念，意为发达国家对历史排放负有最大责任，理应作出更多贡献。这份公约并未设定温室气体排放上限目标。
199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成员国会议，即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简称COP，首次在德国柏林召开，会上呼吁制定法定排放约束目标，此后每年举行。
1997年，第三届COP在日本京都召开，此次会议就最终排放条约达成一致，签订了《京都议定书》。根据议定书的条款，2008年~2012年，发达国家有义务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5.2%。联合国官员将这份议定书描述为势在必行的计划，反映了全球首脑遏制气候变暖的急切心情。
2001年，乔治·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其称《京都议定书》存在致命缺陷，拒绝签字并退出了UNFCCC缔约国组织。
2005年，俄罗斯认可《京都议定书》，满足了至少有占工业化国家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55%的签字方能生效的条件，《京都议定书》再次获得全球认可。
2007年，第13届COP在印尼巴厘岛举行，此次会议的最大变化是首次将发展中国家纳入气候减排框架。
2009年，第15届COP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与会各方各执己见，会谈几乎无法进行。彼时，《京都议定书》时效将过，各国就排放承诺互不相让，此次会议未能如巴厘岛会议期许的那样达成新合作框架，各国就一份不具约束性的政治声明进行了投票。
2010年，第16届COP在墨西哥坎昆举行，此次会议仍未达成约束性减排协议。但坎昆协议的贡献是成立了绿色气候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决定以工业革命前平均温度为基础升温2摄氏度作为未来的控温目标。
2011年，第17届COP在南非德班召开，美国、印度、中国均拒绝就2015年前的约束性排放量协议签字。UNFCCC缔约国最后同意将《京都议定书》的时效延长至2017年。
2012年，第18届COP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俄罗斯、日本和新西兰因新的排放目标未涵盖发展中国家而拒绝签字，与会各方最终决定将《京都议定书》时效延长至2020年。
2013年，第19届COP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与会各方就如何处理气候相关损失问题争论了几个小时，仍无法达成协议，且最终达成的协议“水分”也较大。
2015年，全球升温达到1摄氏度，极端气候事件，包括洪水、干旱、森林大火等发生得愈加频繁，程度也愈演愈烈。各国都开始感受到来自气候变化的威胁。同年，在巴黎举办的第21届COP终于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排放限制达成协议，签订了《巴黎协定》，签字国保证尽力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巴黎协定》成为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定。
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代表美国再次发难，称《巴黎协定》不利于经济发展，美国要“退群”。特朗普于2020年最终实现了“退群”愿望。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对COP的不支持态度，打击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
2018年，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因在瑞典议会外的抗议成为全球公众人物，各国青少年群起响应，共同呼吁抵御气候变化。然而数年后，这位风靡一时的环保少女，又因欧洲能源短缺状况而一度沦为笑柄。这一转变充分显示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极端环保主义同样有不可取之处。
2019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第25届COP缺乏计划，没能抓住应对气候变化的绝佳机会。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导致COP推迟。
2021年，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同年，第26届COP最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 会上主要讨论了减排承诺、气候变化融资，以及逐渐退出煤炭使用等问题。
2022年，第27届COP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会上成立了“损害基金”，以帮助遭遇气候灾难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开展重建工作。
2023年，第28届COP在阿联酋迪拜召开，大会就《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达成共识，又称“阿联酋共识”，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中国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也获得COP28主席苏尔坦·贾比尔的赞扬。
甲烷减排再次成为热点
COP29表示，甲烷排放量的快速增长可能破坏全球到本世纪中叶为限制全球变暖所作的努力。近160个国家承诺，到2030年末，将甲烷排放量在2020年的水平上减少30%。控制甲烷排放如此重要，是因为甲烷分子在制造温室效应上比二氧化碳更严重。联合国分析发现，在同等的气候效益下，减少甲烷排放可能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更低；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可存留几个世纪，但甲烷会在约十年后分解；近20年间，甲烷的增温效力是二氧化碳的80倍。迄今为止，甲烷排放已导致全球气温升高约0.5摄氏度。
此外，鉴于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史上最热一年，科学家还警告称，全球变暖速度快于预期。气候大会首日，有研究人员在一项研究中指出，全球气温可能已经比工业化前的平均温度高出1.5摄氏度。这一研究是基于对南极冰芯中捕获的2000年来大气气体的分析，加深了人类对工业化前温度趋势的认识。研究还发现，海洋升温大幅加剧了大西洋的风暴，而这一现象在其他洋盆也同时发生。
全球变暖导致水道干涸、森林湿润度下降，森林大火因此以更高的频率发生，而产生的烟尘反过来又加剧了温室效应。第四次大规模珊瑚死亡也迫在眉睫，科学家担心此次的规模可能创纪录，造成无法挽回的生态灾难。为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需要加快行动，以遏制升温。
气候融资或难达成一致
为期两周的COP29会议在第一周结束时仍未取得实质性成果。由于11月18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G20峰会，对COP29持积极态度的巴西代表团团长安德烈·阿拉尼亚·科雷亚·多拉戈不得不提前离开巴库回国，为G20峰会做准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有关COP29的讲话也是在里约热内卢发表的，他指出，COP29的成功取决于G20成员国领导层的态度和妥协；G20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80%，这些国家应“以身作则”。
经济和地缘政治等因素使得全球气候治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世界经济发展不容乐观。一贯反对气候大会的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意味着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举足轻重的美国很可能再次“退群”。
据测算，到2030年，除中国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每年将需要1万亿美元的外部援助，原来提出的1000亿美元不足以覆盖损失。为此，COP29主席巴巴耶夫敦促缔约国代表加快决策，务必在会议结束前为发展中国家每年筹集1万亿美元，以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但就目前情形看，要实现这个目标比较困难。欧盟本是气候大会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未来如果没有美国的加持，其可能独木难支。在此次会议上，欧盟代表也是姗姗来迟。此外，阿根廷中途退出会议等一系列变故，也让本次会议达成气候融资协议的目标变得更复杂。
曾担任COP20主席、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与能源负责人的曼努埃尔·普尔加·维达尔称，气候融资是推动减排的动力，融资和减排缺一不可，缔约国应共同努力，围绕气候解决方案达成共识，从而加大减排力度，控制升温，在COP28各国首次一致同意“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里程碑式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能源转型。虽然目前还无法预测本次大会的最终结局，但如果能就气候融资有初步进展，必将是众望所归，但多数代表认为，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可能要留待未来。
COP29遭遇质疑石油公司提振信心
COP即“缔约方会议”（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的首字母缩写，是各国就气候行动战略进行谈判，并评估其进展的年度全球峰会。2024年的COP会议于11月11日~22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
过去28次会议上达成过很多有意义的协议，其中，2015年第21届会议取得的成果最显著，近200个国家一致通过了《巴黎协定》，同意采取行动，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内。
与之相比，此次在巴库举行的第29届大会事先并不被所有人看好。首先从参会人数来看，2023年在阿联酋举行的COP28吸引了约8万与会者，而有机构曾预测此次参加巴库会议的人数将出现腰斩。据《华尔街日报》分析，这主要与COP29的举办地点有关。
据《金融时报》报道，包括美国银行、贝莱德集团、渣打银行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主要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全部缺席此次会议。G7成员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中仅两个国家的首脑参会，即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和意大利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对此次大会情绪的影响尤其大，因为其以往“退群”的“劣迹”使得各国不看好美国在气候应对领域的未来担当。仍在位的拜登虽派出由20多人组成的代表团参会，但其本人并未参加。
实际上，在阿塞拜疆这个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国家举行气候大会一事本身也受到了外界质疑，有人提出让阿塞拜疆举办反化石能源的会议不合逻辑。BBC一项调查也显示，阿塞拜疆COP29会务组试图利用这次大会讨论新的化石能源投资交易。尽管如此，根据阿塞拜疆在会议召开后公布的数据，参会国达到196个，参会人数高达7万多，并不像会前预测得那么糟糕。
另外，无数的IT服务、硬件和软件、云公司亦如往届般活跃，期望打造或加强与其他公司之间的可持续和绿色IT合作关系。巴西在会前（即11月8日）宣布了新的气候变化承诺，设定了2035年的减排目标。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也在峰会上表示，希腊拥有充足的太阳能和风能，2014年以来，希腊可再生能源产量增加了一倍多，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占其发电总量的一半，希腊将在2028年前关闭所有燃煤电厂。
还有人提出，COP28也是在石油国阿联酋举行的，但会议很成功。阿塞拜疆政府提出，将全额报销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小岛国家谈判人员的参会费用，这也显示了这个外高加索地区国家的满满诚意。
国际石油公司在会上的表现更是积极。道达尔能源、bp、Equinor（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和壳牌宣布，将投资5亿美元用于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等缺乏能源的地区纾困。这些资金将通过不同的项目，如家庭太阳能系统、小型电网、清洁烹饪方案，以及可移动能源存储和管理技术等，造福这些地区的居民。
道达尔能源首席执行官潘彦磊是参加COP29的几位石油公司高管之一，他在小组讨论会上承认，油气行业的确是气候变化领域的问题所在，但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并且能源行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非常积极，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实现在COP28上达成的从化石燃料过渡到其他能源的共识。道达尔能源还和另一家公司宣布了合作减少甲烷排放的计划。潘彦磊表示，去年在迪拜有超过50家油气公司承诺到2030年在运营中实现“接近零”的甲烷排放目标，这些公司占全球油气产量的45%，如果取得进展，其他公司也可能跟进。他还表示，国际石油公司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起到领头作用，带动其他油气公司共同前进。
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伍德伦也是参会的石油高管之一。2017年特朗普授意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而2021年拜登上任第一日就签署了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的命令，埃克森美孚对此表示支持。埃克森美孚计划，到2027年投资200亿美元，用于美国的碳捕集与封存（CCS）技术、氢燃料和锂开采等。伍德伦称，埃克森美孚在降低碳排放技术方面的投资多寡取决于根据《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制定的联邦税收抵免政策范围。他警告称，如果激励措施被削弱或废除，公司对这些技术的投资也将改变。特朗普支持油气生产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伍德伦称，埃克森美孚的油气产量水平至少短期内不会因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而改变。
联合国：新的气候融资目标关乎所有国家福祉
联合国气候变化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在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上称，制定新的气候融资目标关乎所有国家福祉，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气候融资并非做慈善，气候变化的失控正以不同方式影响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的强烈呼吁拉开了COP29的谈判序幕。
COP29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各国商讨并建立新的年度气候融资目标，以取代2009年设定的1000亿美元的融资承诺，该承诺将于2025年到期。不少人认为，即将到期的融资承诺远不足以应对快速上升的空气和海洋温度。
斯蒂尔强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推进是人类应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危机的唯一途径，也是相互承担责任并采取行动的唯一途径，否则，地球升温将会走向灾难性的5摄氏度。如果世界上2/3的国家不能迅速减排，所有国家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此外，如果各国因气候冲击导致成本上升无法加强供应链建设（如巴拿马运河水位下降对运输量产生了巨大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可能崩溃。
斯蒂尔提醒，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各国代表应“坚持并兑现承诺”，不能在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情况下离开巴库。
斯蒂尔的讲话有联合国气象机构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 《2024年气候状况最新报告》及红色预警背书。根据该报告，过去十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十年，大气中温室气体不断增加，气候变化正在加速，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加速演化。2015年~2024年，冰川融化加速、海平面迅速上升、海洋升温，极端天气给世界各地的社区和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而这一切在2024年尤显严重。
根据对世界气象组织使用的6个国际数据集的分析，2024年1~9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出1.54摄氏度，而厄尔尼诺现象放大了其影响。气候灾难正在影响人类的健康，加剧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不平等，阻碍了可持续发展，动摇了和平的基础，而在这个过程中最脆弱的群体受到的冲击最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遭遇难题
作为COP29的主要议题，气候融资成为此次大会讨论的“热词”。在11月13日的会议上，多边开发银行做出承诺，每年将提供17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早在会议召开首日，亚洲开发银行就表示，计划向气候相关项目追加投资至多72亿美元。
非营利性投资机构Acumen称，计划5年内投资3亿美元，支持东非、西非、印度、拉美和巴基斯坦的农业气候适应项目。COP28上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起的一项筹集50亿美元的公私慈善倡议在COP29上取得了进展，已与合作伙伴就下一步行动达成一致。其中，工业转型基础设施债务计划将与国际金融公司、三菱UFJ金融集团、日本出口投资保险公司、友邦保险集团和贝莱德集团合作。气候投资基金（CIF）将为气候项目提供高度优惠的资金，有助于吸引其他多边和私人贷款机构。据悉，Acumen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了一个债券发行项目。
这些承诺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但仍有研究报告提出了更大胆的设想，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售4%的黄金，以帮助受到气候相关灾难影响的低收入国家。
研究指出，近年来，从加勒比地区到非洲，不少低收入国家在面临疫情等冲击时纷纷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支持，导致这些国家债台高筑。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中心的研究人员表示，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灾难遏制救济信托基金（CCRT），但仅覆盖了30个贫穷国家，而且只有1.03亿美元的可用资金。
灾难遏制救济信托基金被用于偿还符合条件的成员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最长两年的贷款，提供即时救济，并允许这些资金用于其他优先事项。要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考虑出售9050万盎司黄金储备中的一部分，利用此刻金价上涨的机会来充实灾难遏制救济信托基金，使其覆盖更多国家。出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的黄金将带来95.2亿美元的收入，可以帮助86个国家偿还债务。
COP29的中国石化“声音”
11月13日，马永生在“氢能助力气候行动：迈向净零排放的清洁能源未来边会”上致辞。 中国石化新闻办 供图
11月12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中国石化董事长马永生参加了由中方主办的“加强早期预警，共筑气候适应的未来”高级别会议和COP29首届亚布力可持续发展年会，向全球展示中国石化高质量绿色发展成果，并号召“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企业持续深化合作，共同推动能源化工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马永生表示，近年来，中国石化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企业开展了多领域、深层次合作，积极助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高质量发展，结出了丰硕的合作成果。能源领域是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主引擎，科技创新是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源动力，生态环境是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生命线，中国石化愿与共建国家企业一道，在绿色能源、绿色炼化、绿色科技、绿色生态等各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促进“绿色丝路”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1月13日，马永生出席了由中国石化、国际氢能燃料电池协会、中国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主办的“氢能助力气候行动：迈向净零排放的清洁能源未来边会”。他表示，近年来，中国石化积极进入氢能、光伏、风能等新兴产业，不断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绿氢炼化和氢能交通业务，积极打造中国第一氢能公司，逐步建立涵盖“制储运加用研”的全产业链条，努力以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氢能产业发展是迈向净零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加强氢能产业合作是深化国际能源合作、保障全球能源安全的重点方向。中国石化愿与各方加强产业合作、开放创新、贸易融通，共同构建氢能产业生态圈，共同迎接能源“氢时代”，为实现“双碳”目标、建设美丽地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范立平 戴安妮）
COP29首日实现“开门红”
COP29首日即取得重大成果，批准了一项关键框架，用于在各国之间进行联合国支持的碳信用额交易，由此可能释放出几十亿美元用于气候融资。该框架引用了《巴黎协定》第6.4条，建立了一个由联合国支持的标准制定机构，以评估碳信用额计划及其使用方式。对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首席谈判代表亚钦·拉菲耶夫称，“这是朝着完成第6条谈判迈出的关键一步，将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工具，可将资源引导到发展中国家，并在实施气候计划时每年节省2500亿美元”。
2015年，COP21制定了《巴黎协定》第6条规定，国家之间可通过碳信用额进行交易，每个碳信用额相当于从大气中减少或避免一吨二氧化碳排放。然而，与该决议相关的谈判已进行了近十年，但围绕质量和监管的争议却屡屡使谈判陷入僵局。今年的缔约方会议主办国阿塞拜疆将全面通过第6条作为此次会议的关键目标之一。如果第6条全部通过，几十亿美元将被注入碳市场。一旦投入运营，这些市场将帮助各国更快、更经济地实施气候计划，从而减少碳排放。
有代表表示，此次会议批准这一关键框架的进程过于仓促；但也有代表认为，此次会议开了从会议开始就绕过谈判桌、强行通过裁决的先河。
来源：中国石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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