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发生在赵城的一场
“争水”惨剧
关于这场“争水”惨剧，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表述，本文不一定能还原史实，但尽可能展现不同时期的资料，让文献说话。
2000年，山西大学行龙教授《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初步研究》一文，对这场“争水”惨剧有所提及：
“1922年临汾、洪洞、赵城三县之通利渠，因军阀与地主争夺水权，造成百余人的流血惨案。”
2005年出版的《洪洞县志·大事记》也有简要介绍：“民国十一年（1922）5月27日，赵城好义村与通利渠下游18村发生争水械斗。是年久旱不雨，通利渠下游村的一些绅士鼓动村民，集结壮民13000余人到好义村寻衅，造成伤亡数百人的惨剧。”
此后，2019年王春亮《洪洞曲艺民歌》，收录有题为《通利渠十八村争水》的民间艺人说书唱词，前注为：“1922年的农历五月初一，发生了赵城县好义村与通利渠下游十八村争水械斗之案。是年久旱不雨，禾苗俱枯，下游十八村集结渠民万余众到好义争水，造成了伤亡数百人的惨剧。后有说书人编词演唱，流传至今。”
读以上文本，且不论“军阀与地主争夺水权”的说法是否准确，仅就“集结壮民13000余人到好义村寻衅”“下游十八村集结渠民万余众到好义争水”等，就都带有明显的偏向，民间艺人的说书唱词，更是从好义村人的立场出发，指责“十八村”人的强梁行为。后人的记事，或论证，或史料，或口述，带有偏向无可厚非，从笔者考据的现有文献来看，因水权而导致的“争水械斗”，自古有之。乡贤韩垌曾论及洪洞水案：“一有不均，或背其所沿之惯例以为利者，则千百成群，相率互斗，罗刀矛，执器械，俨然如临大敌，必死伤相当而后己。”一般认为这些“争水械斗”事件，都是因“乡愚无知”，受地方豪绅挑唆，为维护“水”的使用权和所有权，民间自发的一种群体性冲突。利益双方，平时虽近在咫尺，鸡犬相闻，甚至互为亲戚，但遇到类似“水权纠纷”，也会反目成仇，不顾你死我活。面对此类事件，官府一般以调停人的角色出现，对“传统习惯”和“历史授权”形成的公共水利秩序，常以“率由旧章”“因循成法”为原则，最多安抚冲突双方，息事宁人。但发生在民国十一年（1922）的“争水”事件，却因赵城官方的直接参与，酿成百人命案。当时新闻把发生这次“惨剧”的矛头，直指临汾、洪洞、赵城的三县知事。且看标题：1922年7月6日《顺天时报》，题为《晋南三知事，激成数百人之命案》。1922年7月9日《民国日报》，题为《晋省三县争水之惨剧，酿成百人命案，县知事罪无可逭》。山西通信云：晋南赵城、洪洞、临汾等三县人民，每岁遇天雨缺乏之时，因分用通利渠水灌田之先后，或需用水量之多寡，争斗异常凶烈。若遇该三县知县得其人善于调处，尚不致酿成激斗残杀之现象，稍一不慎，因此渠水激成变故者骇人听闻。今岁入夏以来，晋南一带旱魅为灾，田禾槁枯，争水浇地之风徒起，考其肇事原因，该三县西半域俱系导引汾河之水入通利渠，按旧日习惯次序分别分用。赵城县居河之上游，河壩及通利渠口即在赵城县西门外。论其形势较该两县为优胜，如赵城县人民不依次序灌溉，是洪洞、临汾两县应需之水有迟缓之虞。当此亢旱之时，人民视渠水如命，官厅又轻视不理，是以七月廿六七等日，临汾洪洞两县有利害关系之人民，约有三四千之众，各执农具前往赵城县境开渠引水，被赵城县何知事、姚警佐闻知，不察是非，即带领警兵三十余名，何知事卫兵二十余名，各执快枪追踪轰击，遂将临汾、洪洞人民立时击毙者百人之谱，被伤数十人，无踪者数十人，赵城警兵被打死者二人，被伤者数人。横尸遍野，目不忍见，耳不忍闻，各家之父母妻子前往认尸者号哭连天，尤为伤心。说者谓乡愚无知，举动不当，应听官厅处分，殊不知临汾县汤知事轻躁无能，洪洞县杨知事老奸巨猾，人民又何能坐视之，赵城县何知事义气从事，人民一有请求，或拒而不受，或轻视之，处分不当，激成民变，其实确由该三县知事酿成。国家设官原为兴民、兴利、除害、判断是非，否则何须有此官吏枉耗库币耶？阎兼省长闻报已派政治实察所方所长前往查办，结果如何，容探明后志。1.两报分别于1922年7月6日，1922年7月9日报道此事件，文中“惨剧”时间为“七月廿六七等日”，有误。应为5月27日，查万年历，1922年5月27日，时为农历五月初一，与《洪洞县志》《洪洞曲艺民歌》相符。2.文中“临汾县汤知事、洪洞县杨知事、赵城县何知事”不能确定是何人。望知者留言。3.关于“政治实察所”，为阎锡山政府原“政治研究会”，1919年，阎锡山为考察“六政三事”与“村制”的实施优劣，以达到考核、监督，互相牵制的目的，决定将政治研究会改为政治实察所，并修正了政治实察员服务规则。有兴趣者可互动。4. 政治实察所方所长前往查办的结果如何？一直没有找到相关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