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会议进行到27日，37岁的华侨代表黄薇走上主席台，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敬献锦旗。摄影师按下快门，定格了这珍贵一瞬：黄薇在画面左侧，她身后是朱德，画面右侧的毛泽东正在鼓掌。
据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侨博”）藏品部负责人介绍，这张照片是黄薇的丈夫龚陶怡捐赠给侨博的。同时捐赠的还有黄薇参会时佩戴的会徽，以及她使用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
黄薇使用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图）
这张照片的主角黄薇1912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今龙岩市）。1936年，她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发起中共东京支部领导下的“留东妇女会”，并当选为该组织领导人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黄薇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以记者身份从事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1938年3月，她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到中国抗战前线进行采访报道。同年6月，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安排下，黄薇随“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到延安采访。她后来在回忆录《风雨人生》中记录了自己在延安3次见到毛泽东的情景：
第一次是在一场联欢晚会上，毛泽东落座于黄薇身后并认出了她，主动同她打招呼；
第二次是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毛泽东会见了黄薇及另外两名记者，他高度赞扬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精神，并指出，“华侨同胞身在异国，但他们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祖国的兴衰，同他们的境遇紧密相关”；
第三次，毛泽东设宴招待几位华侨记者，席间黄薇说起自己想留在延安学习和参加革命事业，毛泽东建议她继续做记者，“作为一个华侨记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海外侨胞作宣传报道，使他们了解祖国的情况，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这也是为祖国抗战做出的贡献”。
接下来，黄薇进行了为期3个多月、遍及40多个县的深入采访。她先后采访了聂荣臻、贺龙、萧克、左权等八路军著名将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山西五寨县县长吕尊周以及抗战英雄模范等，对华北敌后战场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报道。
比如在通讯《见到了贺龙师长》中，黄薇描述这位将领“有气魄，是一位了不起的演说家”。同时，通过对军中士兵的观察，她记录下“每间宿舍里，都有两、三个人在埋头学习”的生动细节，还将战士们“因为听说八路军不打人不骂人，一切都是说服教育，所以我就参加到这里来”等朴实的参军理由写进了报道里。
延安时期，上下平等、同甘共苦的基层风貌，令黄薇印象深刻。采访山西五寨县县长吕尊周时，黄薇发现其办公室内仅有办公桌、椅、两张长板凳和一个书架。访谈时，“吕县长没有官老爷的臭架子”，甚至“感觉到同自己父亲谈话一般的自然亲切”。
在山西五台县，经聂荣臻介绍，黄薇认识了白求恩。“一个外国人，如此关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其诚挚的感情，殷切的希望，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也更加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她写就的战地通讯《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是最早向海外介绍白求恩事迹的文章。华北敌后战场缺医少药的情况，也引起了更多海外侨胞的关注。
黄薇以所见所闻写成的百余篇通讯，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她的采访对象之一萧克将军曾为她题词“以笔为剑，当得三千毛瑟枪”。
1941年皖南事变后，黄薇采访叶剑英、冯玉祥等，同时将周恩来刊发在《新华日报》上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发往海外。她因此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冯玉祥请黄薇到他的公馆避难，黄薇表示不愿躲起来。最后是邓颖超说服了她，并安排她离开重庆，南下香港。之后，黄薇在组织安排下赴菲律宾，从事华侨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在此期间，黄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黄薇出任菲律宾地下抗日报纸《华侨导报》总编辑，她与报社同仁冒着生命危险向海外读者传递抗战消息，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华侨导报》被迫停刊后，她回到香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任总编辑。这也是她从事新闻工作的最后一站。离开新闻战线后，黄薇从香港北上，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不少华侨参与到新政协筹备和成立工作中，其中既有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德高望重的华侨领袖代表，也有黄薇这样为中国革命奔走的华侨热血青年。这张“献旗照”，不仅见证了一段华侨记者为中国革命奔走的历史，也讲述着海外华侨与祖国休戚与共、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同行的故事。
来源 | 统战新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