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无论主张有为无为、人胜天还是天胜人，在长寿养生术方面，几乎无一例外地主张清心寡欲、以静养为主。静养也就是养人的神，重神主静论者认为：神是生命的主宰，“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神依赖于形体而存在，但神又是形体、生命活动得以进行的根据和生命活动的主宰；“虽神由精气而生，然所以统驭精气而为运用之主者，则又在吾心之神。”；“神凝则气聚，神散则气消。若宝惜精气而不知存神，是茹其华而妄其根矣。”
首先提倡这一思想的是道家，老子认为：“静为躁君”所以他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庄子则形象地说：“水静犹明，而况精神。”所以他主张静以养神”道家认为，静乃生命的本源，静笃才能使精神潜藏内守，否则就会导致精神散逸消亡。《淮南子•原道训》也认为“夫精神气志者，静而日充者以壮，躁而日耗者以老。”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静养论者形成了一系列抱神守静的长寿养生办法。譬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调摄情志”、“抱神守一”等等。这些思想虽然肇始于老庄，但后世儒道医佛各家长寿养生也都偏重于静神。尽管各家对于静和神的理解不尽一致，但在主张少私寡欲、去除声色美味之害，节制喜怒哀乐之情和以平和中正为度等基本问题上，看法却基本一致。因此，抱神守静的主张和实践在中国古代长寿文化中影响极为深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静并不是绝对的静止不动，而是指法天道的自然无为，顺应自然。所以明代李梃说：“若不识‘尽天年度百岁乃去’机括，虽终日闭目，只是一团私意，静亦动也。若识透天年百岁之有限节度，则事事循理自然，不贪不躁不妄，斯可以却病而尽天年矣。”
在先秦诸子时代，民间那种通过导引养形之人是不被看重的。在“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和“争于力”的社会风气下，以静养为主、清心寡欲的长寿养生思潮却占了上风，这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有趣现象。但是尽管节欲守静之论风靡神州两千多年，为中华长寿文化抹上了凝重的基调，但在这股凝重而素朴的色彩中，我们仍不难看到运动中的形体所发出的生命之光。《吕氏春秋》基于它对天道的独特认识，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动”以养生的论点，第一次把这些养形之人的实践上升到了理论高度，这是它对古代长寿健身思想的卓越贡献。
《吕氏春秋》认为：“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留，是谓天常。”阴阳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这是天道运行的常规。“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自然界也处于永恒而有规律的变动之中。因此，生命体也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之中：正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基于这些理论，《吕氏春秋》把适当运动、促进气的新陈代谢作为养生长寿之本。但是这里的动并不是盲目地乱动，而是合于养生原则的动。被用于运动形体以养生长寿的方法主要可以分为小劳、导引、按摩和舞蹈几类。
人体工程学认为，动养与静养，二者必须兼顾，不可偏废，这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就养生学的范畴而言，动养，就是养人的形，形自然是指形体，包括了人体的皮肉、筋骨、脉络、脏腑及充盈其间的精血，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外壳；静养，就是养人的神，神是指人体的精神思维活动，包括了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内在主宰。形神之间的关系，恰如魏晋时著名养生家嵇康所言：“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形体与精神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互为依存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形的存灭决定了神的存灭，神只能即形成存，决不能离形而生，神的生机旺盛只能建立在形体健康的基础之上，所以欲养神必先养形，用《黄帝内经》的话来说，就叫做“形体不敝，精神不散”；另一方面，神的健康与否，也直接影响形体的盛衰存亡，欲康健形体必须重视养神，否则“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只有以天人合一之道观察自身，对形神关系、身心结构、生命本原有自家独特的解释，强调“形与神俱，不可分离”，养生既要养神也要全形，二者不可偏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与天同寿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