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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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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一世界,细思这句话的今昔之别,我们可以解读出中国社会变迁某种历史图景,也只有在这个历史铸就的语境内,我们才能想清楚,为什么一位美国学者写的他们美国的孩子,却让中国读者感到丝丝入扣,好像是在讲述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这个书满为患的时代,一下子抓住了中国家长的眼球。
我说的这个美国学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帕特南教授,他的这本书,就是《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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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南教授与奥巴马总统
按官方简历来说,1941年出生的他,出任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院长、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国家科学院院士;并同政界过从甚密,曾受聘担任美、英、法等国多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资深顾问。学者用作品来说话,他的代表作《使民主运转起来》和《独自打保龄》都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经典,影响至为深远——当然也包括了这本英文原书出版于2015年、并在两年后有了中译本的《我们的孩子》。
很多年以后,帕特南教授还记得高中时的那次失败,竞选学生会主席,最终却输给了自己的同班同学,一位名叫“杰西”的黑肤色男生。写作《我们的孩子》时,帕特南有机会同老友重聚,谈笑风生之间仍未忘记这件往事,而这整本书,也就起笔于一个群体的“民族志”——作为生活并成长于其中的一份子,在高中毕业五十多年后,帕特南记录下俄亥俄州克林顿港中学1959届毕业生的人生历程。1959年高中毕业时,“大家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虽然还对过去的生活眷恋不舍,但我们更对未来的前途信心百倍”,而现在,在动笔成书时,帕特南感慨万分:“半个世纪后,回首过去,我这一届同学活出了精彩的人生故事”。
追寻往事,帕特南难免思绪万千,他这么一个“小生意人”的儿子,祖上没人踏过大学的门槛,怎么就成为哈佛大学的名教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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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南著《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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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各行各业的“状元”一样,帕特南也曾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个人的天赋以及后天之努力,《我们的孩子》写到最后一章,他袒露心迹:
而这么一种个人主义的叙事,将一个人此刻的成功归因于此前的努力,正是美国梦的要旨。或者说,若要给“美国梦”下一个定义,那就是任何人,只要肯努力,就能走向成功,至于那些与生俱来的身份特征,如种族、肤色、性别,至少不会构成成功路上不可逾越的路障。
在此意义上,美国梦讲述的就是社会科学中所谓的“社会流动”:为什么出生在小商人家庭,却成为了名动天下的大教授?在美国梦的逻辑里,答案只有一个,在乎于此人的努力。
但是,在完成了《我们的孩子》写作之后,帕特南教授说,“我知道了自己先前的无知。”知道了自己的无知,让帕特南有了发自内心的敬畏:原来,成功不仅要靠个人的奋斗,还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这个“历史进程”,在帕特南的笔下,就是“那个更为社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年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家庭、社区和公共机构”,在书稿即将杀青之时,教授终于明白并不吝于承认,他的好运气,原来依附于一段具体的历史进程,脱离了特定的社会结构而空谈个人奋斗,只是心灵鸡汤成功学的路子。
问题于是出现,1959届的中学生可以靠自我奋斗来改变命运,但时过境已迁,“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的孩子”却无法做到。对比前后两代人的命运,帕特南有一好比:“这就好像曾有一道自动扶梯带着1959届的大多数学生向高处走,但就在我们自己的子女行将踏上之际,这扶梯却戛然而止。”没有了这道人生扶梯,社会流动陷入停滞,最终让帕特南做出全书的关键论断:
美国梦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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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黑人
资本家和既得利益者不想普通人看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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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这半个世纪发生了什么,让美国梦从一代人的生活方式,现如今却梦想破碎了一地,《我们的孩子》整本书就在回答这个问题,也是帕特南自己对自己的答疑解惑。没有什么吓唬人或忽悠人的高头讲章,帕特南的命题可以一言以蔽之:基于贫富的阶级隔离越来越森严,由此将“合众国”区分为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个美国,出生于什么家庭以及出身于哪个阶级,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未来命运。
当我们的主流社会科学仍视“阶级”分析法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时,美国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却在研究中身体力行地将“阶级”带回来。看看帕特南的原文吧,教授说的没有半点迟疑:
“在当代美国,一道社会藩篱正在成为50年代不可想象的新顽疾:孩子们的阶级出身。”
种族和性别这些传统上的身份因素,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在美国梦走向衰落的现阶段,起决定作用的是“阶级”——在全书中,帕特南用父母的经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来定义孩子的阶级出身。横亘于两个美国之间的,是密不透风的阶级之别。在田野访谈时,帕特南的另一位黑人女同学把这种隔离表达地一针见血:“你的过去并非我的过去,你的现在甚至也不是我的现在。”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帕特南用托尔斯泰的名句来浇灌自己心中的块垒,“有钱人的幸福总是相似的……但现如今的穷人要不幸的多”。
半个世纪后,上层阶级在美国仍过着幸福的生活,更不要说位于金字塔最顶端的那“1%”,这些生活无国界的资本巨鳄从来没有构成帕特南这本书的分析对象;问题在于,下层阶级却遭遇了生活秩序的全面崩溃。回到帕特南成长时代的克林顿港,想一想他那位名叫“唐”的同学是怎么说的:虽然全家人的晚餐就是“把厨房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配上土豆一起油炸”,但“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个穷孩子”。那么半个世纪后呢?帕特南是这样写的:“今天的穷孩子身处当年的工人阶级子弟想都想不到的恶劣境地”,“穷人家的孩子仿佛在脚踝上绑着千斤巨石,越往上走,越步履艰难”。
帕特南的研究从不故弄玄虚以炫技,永葆一种直抒胸臆的美,正如多年前的《独自打保龄》,封面上,一位中年男子孤单地站在保龄球道前,茕茕孑立,整本书的观点尽收画中:美国人社会关系全面原子化,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孤岛。《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看一看中文版的封面:虽然同样生活在星条旗下,但在奔向人生成功的跑道上,孩子们却出发于不同的起跑线,决定你是要跑满全程,还是只用半程就可以走向人生巅峰的,是你的阶级出身——说得直白些,你有一个富爸爸,还是穷爸爸。
美国梦之破碎,背后隐藏着一曲悲歌。它所咏叹的,不仅是作为全称而存在的整个社会,阶级分析之纳入,所要追问的就是,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谁在被伤害,谁受到剥夺,谁在历史的进程中承受苦难,却发不出声音。就在《我们的孩子》出版后不久,一位从耶鲁法学院毕业的乡下男孩用个人自传的文体,讲述了他的“乡下人的悲歌”,一时间风靡全美,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如果借用这本书的修辞,那么帕特南所关注的,他所看到正在上演的那出悲剧,就是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家庭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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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美国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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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来自于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青少年,他们是否还能获得大致相等的人生机会,而机会平等的状况在过去数十年中是否发生了改变?”
抚今追昔,1959届的“同学会”在书里重聚后,帕特南提出了他的问题——在英文原版里,整个句子用斜体以示强调。答案自不待言:美国梦之危机,也就意味着,机会平等对于今天的穷孩子来说,只能说是一场幻象。帕特南的行文虽然张弛有度,却难掩悲天悯人的情怀:人生而平等,但从摇篮到坟墓,却无往不在不平等之中。
直至1959年中学毕业,教授都生活在克林顿港,用他的话说,“在这个伊利湖畔欢乐友好的市镇,我们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光”。
回到美国历史的进程,帕特南青春年少时,正赶上由罗斯福新政所开启的新时代——就在他出生的四年前,民主党人从同旧法院的斗争中夺取了新政改革的全面胜利。得益于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普遍的经济繁荣,让小镇上的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那个年代,一个勤劳的人不愁没工作,工会组织也强健有力,很少有家庭会遭遇失业或严重的经济困境”。
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是在这一历史阶段,美国社会迎来了“一段相对平等的漫长时期”——“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发生于其间的经济大萧条的冲击,经济金字塔被夷为平地,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间,这种平等化的势头仍不减当年,也就是在这段平等主义的周期内,我和班上的同学们在克林顿港长大”。在这种普遍繁荣并相对平等的社会中,“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成长于完整的家庭中,生活在自家拥有的房产里,邻里之间友爱团结”。
饮水思源,帕特南所言的人生“自动扶梯”,是由新政民主党及其统治联盟所打造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然坐实,正是市场教条派鼓吹“让国家缩水”的放任自由教义,近半个世纪以来兴风作浪,才让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竟至发展到今时今日的地步。但帕特南既不屑于在文化内战做没头脑的党徒,也早摆脱了专家型学者的低级趣味,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唯意识形态马首是瞻,不以派性定是非,让屁股决定脑袋,也不曾借用学术规范而自我设限,安于目光短浅,却把责任推给现实的政治。既然要动笔写《我们的孩子》,要描绘出美国梦衰落的社会图景及其根源,他所要负责的,就不是某个党派或者某些同行,而是整个美国社会以及全体人民,尤其要关注那些在历史的进程中被剥夺和伤害的沉默群体。
这么说,并不是我作为译者来抬高作者以及这本书——整部书的篇章结构已经表明了作者的用心。是时候展示帕特南的手笔了,在他笔下,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贫富分化,只是一颗种子,要生根发芽,最终枝蔓到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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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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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就是这么展开的,主体部分共四章,分别讨论了“家庭结构”、“为人父母”、“学校条件”、以及“邻里社区”。这样的编排匠心独具,作者之用心,就是要完整追踪孩子成长必须经历的不同阶段以及环境。帕特南并不像传统左派,动辄自命为劳苦大众的代言人,变着花样地控诉贫富两极分化——他甚至没有用专章讨论经济收入和家庭财富的不平等,从第二章起,就径直进入家庭问题的分析。这样的安排,就大大扩展了讨论不平等问题的方式和空间——不平等之发生虽然根源于经济,但其扩展却从来不限于物质财富的分配。
从“家庭结构”讲起,美国社会的病症之深,常令作为译者的我感到触目惊心——虽然一早就知道这本书的基调是唱衰美国,但遇见一幅又一幅由历时半个世纪的社会指标以及数据所转化的“阶级剪刀差”图后,仍难免心生感慨,这社会还会不会好了?
不平等如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无分西东地笼罩于绝大多数的社会,成为困扰全人类的一道难题。回到帕特南的笔端,姑且不论具体成因何所在,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新穷人阶级的出现,就构成了我们讨论问题的既定前提。
对应着经济不平等的激化,家庭结构也出现了基于阶级的两阶分化。以父母是否从大学毕业做区隔的标准,接受过完整高等教育的家长,他们的婚姻以及家庭都表现出较强的韧性,“一种所谓的‘新传统’婚姻的模式已经出现”;相比之下,那些求学止步于高中的为人父母者,即便进入婚姻殿堂,大多只能组合成社会学家所讲的“脆弱的家庭”。
看看后一类父母/家庭,未受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非婚生育率在2010年竞高达65%,而其中黑人妈妈的数据更是到了细思恐极的80%。与此相应,一个美国孩子若父母均未读过大学,则他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可能性,从1955年的低于20%,半个世纪以来一路攀升,2010年前后已接近70%——又是一个细思恐极的数字。相比之下,如果父母完成了高等教育,则这样的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的比例始终没有超过10%。数字上的天差地别可以说明一切!在穷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缺席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爸爸去哪儿”,在美国并不是一档亲子综艺节目,而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
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与之相应的教养方式,紧跟着家庭结构的讨论,帕特南的笔触变得更细致,转入了更日常生活化的“为人父母”之道。在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上,两个阶级之间又一次呈现出泾渭分明的差异:上层阶级的父母有钱有闲,深知知识就是权力,故此深谋远虑,走的是“精心栽培”的路线;而下层阶级的家长往往自顾不暇,成年人的生活都如一滩烂泥,因此只能(不得不)对子女“自然放养”。
而在这种育儿路线区别之下,更多的差异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之间。出生并成长在不同的家庭,以阶级为分,不要说教育投资这样的经济开支项目,就是看那些在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互动方式,比如说家庭晚餐、睡前讲故事、以及日复一日的口头交流,都摆脱不了阶级差异。丝毫不夸张,不平等在阶级社会里可说是如影随形,早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于人的一举手,一投足。到了该章收尾时,帕特南给出了一个残酷的结论:“现如今,穷孩子从一出生就落于下风,他们的劣势是根深蒂固的,早在孩子们开始读小学之前,高下早已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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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贫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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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紧扣一环,若是穷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那么学校教育能否解决出身不同所导致的不平等问题,帕特南紧接着转入对学校教育的讨论。毕竟,现代国家设立公立教育的系统,其初心所在,就是要让所有的孩子,尤其是穷苦出身的孩子,可以不顾家庭背景,都有知识改变命运的真实机会。
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帕特南的研究发现又一次让我们心灰意冷,学校教育担当不起挽救美国梦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日渐扩大的阶级鸿沟,教育无济于事,搞不好甚至会推波助澜。
公立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居住分布的阶级隔离会导致公立学校在资源投入上的差距,而是,即便富人区和贫民区的学校能维持公共财政投入的均等化,却仍无力改变穷孩子的命运——这才是惨淡到底的社会现实。决定学校教育质量的,并不是有形的物质投入,而是无形却又无所不在的氛围和风气,如帕特南一语中的:“你的同学是谁,这很重要”。
教育学者已经得出“教育研究中的铁律”:学生群体的阶级构成会对在校生的成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基于此,帕特南将美国学校比作一个“共鸣箱”:富家子弟带到学校的是资源,贫民窟的学生却只会制造麻烦,惹出祸端,故此,在前者的学校是近朱者赤,到后者就变为近墨者黑。归根到底,公立学校的教育,即便政府在投放教育资源时可以做到按人头均等分配,但也难以还穷孩子以读大学的公正机会,帕特南用一张“让我们如梦初醒”的图结束了这一章:在成绩好却出身贫穷家庭的孩子中间,只有29%的最终从大学毕业,反而是成绩差的富家子却有30%的拿到大学文凭,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决定中学生能否大学毕业,家庭出身要比成绩更重要一点,但也正是这一个百分点,让帕特南心灰意冷:“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只能宣告美国梦已经破碎。”
从家庭、学校到社区,阶级剪刀差步步紧随,穷孩子和富家子之间的差距于是也越拉越大:“在今日之美国,中上阶级的孩子,无论他们来自什么种族,是何性别,生活在哪个地区,言行举止都惊人地相似;反过来,工人阶级的孩子看起来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寒门再难出贵子,社会流动陷入停滞,阶级固化,让美国梦成为泡影。
当我们也心怀忧患,争议寒门再难出贵子是不是也成为一个中国命题的时候,这本书的到来恰如其时。若是书中真有他山之石,那反而是首先要提醒我们,不要再做美国梦,反而要警惕美国病!若是我们在翻开这本记录美国社会变迁的著作时也能感同身受,甚至角色带入地浇灌我们心中的块垒,那大概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些教育政策在设计时不问缘由,觉得美国的就一定是美好的。现在看来,这恰恰就是误区所在,在思考教育改革和社会流动的政策问题时,我们非但不能以美为师,反而要时常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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